从我出生时候起,奶奶家院子里就已经有了两株梧桐、一株老杏树和一株桃树。梧桐和杏树是父亲栽的,桃树是叔叔们栽的。
在我和弟妹们小的时候,这几株树曾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快乐,让我们的童年不曾因为物质的贫乏,而减少些许的欢笑。春天的时候,粉红的杏花、桃花争相绽放,招来了乱飞的蜜蜂和蝴蝶,常让我们不知疲倦地绕树追逐嬉闹。不久,那些苍翠的叶间,就隐藏了一个个指头大小的碧青的杏子、桃子。等待失去耐心的时候,会忍不住摘一个下来放到嘴里,立刻被酸得龇牙咧嘴,只好悻悻地丢掉。然后去把那满地淡黄色的桐花,一朵一朵的串起来,戴到头上,挂到脖子上。夏天的正午,坐在梧桐树茂密的浓荫下,一个接一个地啃着桃子,弹着杏核,看鸟雀在树梢鬼鬼祟祟地偷嘴,都是让人快活不过的事情了。秋天里,把梧桐树那宽大的金黄色的落叶,夸张地当扇子摇晃,或者把梧桐子从那小船样的果瓣上,一个一个地摘下来,也有趣得很。
后来,我们从奶奶家的老宅上分了出去。我们的小家除了两间茅草屋和一张床外,只有一个泥巴麦秸做的粮屯,里面存着一笆斗多的山芋干。但父亲得空就在房子四周栽树的同时,竟不知从哪挖来一个竹根,埋在我们门前的东南角上。竹子生命的复制力真是强大,三两年间,竟把那个角落汇成了一小片竹林,大大小小有近百竿竹子了。我和小弟在竹子中间绑上木棍,便做成了单杠、双杠;在旁边的槐树上系两根绳子,吊上板凳,便成了秋千。那里,便成了我们的乐园。
再后来,随着经济的渐渐好转,我们拉起了院墙,又翻新增建了几间房子。竹子渐渐地被砍掉了了许多,但父亲不声不响地,竟刨掉了门前那两棵已长了近二十年的槐树,栽上了一棵手指头粗细的银杏。银杏真是难长得很哪,我每次回家看着那细弱的枝干,心里都在担心,不知它哪天会死掉。但父亲好像并不着急,闲来无事便弄点肥料上上。隔了两年,又在右边栽了一株比草大不了多少的腊梅,我一直都在怀疑,它根本不会长大。但现在,银杏已经长到我的手腕粗细了;腊梅也早已经高过人头,每年春节前后,都会给来来往往的人们,送去一缕缕暗稥。
父亲从小兄弟众多,又是老大,十几岁便成了家里的强劳力,过的一直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上学的历史是延续到小学毕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青年时做过河工的镇江。他无法预知生活会在什么时候给他惊喜,更不知道什么叫做调剂生活。然而,他随性所栽的几棵树,竟给了我们无限的欢乐和希望,让我现在关于孩提时代的记忆,不是常常被饿哭的辛酸,而是那些树下花前天真烂漫的时光。
并不是父亲很特别。在村子里,几乎家家院子里或门前都会有一两株果树或花花草草,“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景象随处可见。那些曾在古往今来的诗词中,描绘了无数次的如画美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具体的对应。
我有时会问像父亲一样年纪的叔伯们:“你去过北京吗?”“你去过南京吗?”他们都会毫无意外地说:“没有。”表情平静而淡定,丝毫没有想象中应该有的那种遗憾或悲哀。对他们来说,有没有去过北京,或者有没有去过南京,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只要他们能够触摸到实实在在的土地,能够感觉到分明的四季,便足够了。在他们的生活里,几乎从不置办一件多余的物品,他们不懂什么叫做情趣,更不懂什么叫诗意。他们最高级的审美情趣,充其量也就是“开着花迸迸的,好看”。
然而,春天里,我却常常在那到处桃红李白,飞红滴翠的村庄里留恋,眼睛里,灵魂里经验着那些如诗如画的意境,心里不断地升腾着一缕缕莫名的感动。谁会想到,这些一辈子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们,能把如此简单的,单调的,甚至是贫穷困窘的生活,过得如此诗意盎然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也不知道怎样去思考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也许,这才是生活真正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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