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冲天》柳永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宋仁宗临轩放榜,视柳三变之名,忆彼《鹤冲天》词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大怒,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乃黜落其功名。于是,柳永半是解嘲、半是哀怨,遂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留连坊曲。”柳永这首词有着触犯封建规范的浪子思想,着实很实在的。
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初到汴京不久的时候。一个出生仕宦家庭,从小饱读诗书、肄习举业的年青士子,本以为一到京华,就“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取功名如探囊取物一般,想不到初战就遭落第,心情自是不好受。本身具有叛逆性格的柳永,因仕途受困的打击,使他敝屣功名,留连坊曲,在花柳丛中寻找生活的方向。一曲《鹤冲天》,便是他这种内心历程的忠实记录。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开头便说出了落第的事实。“失龙头望”而冠以一个“偶”字,表明作者对自己的才能并没有失去信心;和下句的“暂”字互相呼应,说明这次下第只不过是偶然的、暂时的,非战之罪,实受种种客观原因制约而已。然而落第毕竟又是眼前的现实,今后一段时间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得不考虑的。接下去的两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明代暂遗贤”,说得何等委婉!表面上,既没有唐突了时代,也没有贬抑了自己;但骨子里其实是包含着讽刺,蕴藏着埋怨的。既然是政治清明的时代,就应该“野无遗贤”才对呀!这句话的重点,是把自己说成为一个有才能的“贤”者,被有眼无珠的当道者所“遗”弃了。“如何向?”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二句,说了今后生活的行动指向:恣意狂荡。“恣”字已有放纵的意思;“争”字领头造成的反问语气,双重否定构成肯定意思的行文法,都加重了“恣狂荡”一语的力量,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何须论得丧”三句,进一步申述走这一条恣意狂荡之路的得失,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这是一条违反应举出仕的封建规范的道路,一般读书人都不愿意走的道路。但是作者却认为:走这条路,做个“才子词人”,与仕宦而至公卿宰相,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谈不上什么损失。“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这两句话充满了自豪,十分警策。
上片在表意上已自成段落,相当完整。长调讲究铺叙,讲究舒展,柳永的这首词,是适应长调的要求而构思、下语的,因此句子不大讲究含蓄,余蕴不多;上片形象的描写尤其不够。偏于平实的叙述和抽象的议论。如果没有更多一些景语和情语,是会显得干瘪的。过片以后,展开了“依红偎翠”生活的具体描写。
“烟花巷陌”四句,勾画出绮丽的环境和可意的佳人:一条歌妓聚居的深巷里,摆列着丹青画屏的绣房中,住着那些值得词人时时来寻访的“意中人”。在这里,“意中人”没有明标数目,也没有描写外貌,但它一定是复数的,一定是美丽的。这有词人其他作品为证。柳永词中出现过的歌妓.有名字的就有心娘、佳娘、虫娘、酥娘、秀香、英英、瑶卿等;那些没有标名的,更是不计其数。宋人罗烨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可见他和妓女们的交游,是十分广泛的。而“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斗百花》)、“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昼夜乐》)、“天然嫩脸羞蛾,不假施朱描翠,盈盈秋水”(《尉迟杯》)等等,都是她们体态妖娆的佐证。文艺创作有时不得不把丰富的生活内容压缩在短小的篇幅里,才能使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才能充分领略其中所包含的意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作者的生平行事。
且恁偎红翠”三句,紧承上文,意谓对着这些聪明美丽的烟花伴侣,应该尽情地享受美满风流的生活,以求达到平生的快意。这种境界,其柳永词作中也有很多:“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曲玉管》)“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戚氏》)“追思往昔年少,继日恁,把酒听歌,量金买笑。”(《古倾杯》)他是沉浸在“偎红翠”的生活之中了。词作至此,已及道“恣狂荡”的内容。
一结三句,又把词的思想推向更高一层。作者直接拈出“浮名”来和“浅斟低唱”对比,认为青春易逝,与其去搏取功名,还不如酒边花下。浅斟低唱。这当然也有沉湎于寻欢作乐的一面。联系上片结句“才子词人”两句,则“浅斟低唱”一语,则并非为单方面的把酒听歌,还包括为歌妓们谱写新曲新词。说到进行新兴词曲的创作活动时。他有一首《玉蝴蝶》写道:“迁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便是最好印证。他不愿意把风流生活和“浮名”对换。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蔑视功名,就等于违背“忠君”之道的,难怪仁宗读后会不高兴,把他黜落了。柳永愿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可他又一再去参加科举考试,这便是柳永思想的矛盾。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走下层人民道路,一般都是被迫而非出于自愿的;应举求仕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藕断丝连,一旦时机到来,就会重新振作。所谓“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柳永也不能跨越这一历史的制约。
柳永在这首词中提出了“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样的话,直到后世文人同柳永的思想意识都有一致之处者,比比皆是。所以,这种“偎红倚翠”、“浅斟低唱”的生活,也有其放荡的、颓废的一面,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一般词人不同,柳永的词袭用赋体,直陈其事,无所假托,这首词便体现了这一特点。
因此全词结构分明;从落第说到今后的态度、想法,直露地表达出自己要过“偎红翠”、“浅斟低唱”的生活,对功名表现出冷淡、狂傲的态度。按照思想发展的逻辑,铺排有序,回环呼应,条理清晰。所用语言也通俗浅显,与后世“曲风”有大有雷同,故柳永被后世誉为“曲祖”(李渔《多丽·春风吊柳七》),不可否认,同这类词之风气是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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