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老板和项局长成了我假设的凶手

莎莎刚进述完她在省城的那段经历，我差不多就找到了谋杀幸潜的凶手。

在我怀疑幸潜死于情杀后，莎莎帮我将疑点引往封老板的身上，听完她的叙述，觉得情杀毫无道理。她和封老板之间，自她别了金源，已了无故事，封老板已无情敌的根据。莎莎肯定那晚蒙奸她的是封老板，同样没有道理。那句“可惜我没敢有这份艳福”应该是封老板的真话。再说，封老板这样一个人物，要偿到做妓的莎莎，有的是其它更活的手段，比如将莎莎的接客过程偷拍下来作条件等。

蒙奸莎莎的，封老板是因，那个“史老板”才是果，这段艳事已与本案无关。

选中莎莎，这是封老板对莎莎欲求不得的一种作戏心理使然。

我可以排除封老板因情而杀幸潜，但不排除封老板与幸潜的死无关。在另外一种前提下封老板完全有可能将幸潜致于死地，并且，项局长还是主谋之一。

这个前提就是幸潜在第一次或莎莎离了金源公寓之后多次去金源找莎莎时，偶然发现了封老板的商业机密，比如贩毒。

我说项局长是主谋之一，是这样假设的：项局长与封老板合伙经营金源公寓，前者在后台，后者在前台；“史老板”和“温先生”是公安、纪检、检察或项局长顶头上司一类的人物，他们是为了项局长的另一面来的，这另一面就与封老板有关。那么,那天晚上对史、温两人的招待其实就是一场项、封合作的预谋了。

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预谋。在晚餐上，项局长这一方有意将史、温用酒灌到八九成的份上，即便史、温两人颇有控制能力，但他们受到酒精刺激已是肯定了。饭后以听音乐为名将史、温带进金源，其它理由也可能。金源这边，封老板早已备好秀色可餐的小姐。接着先在小姐的饮料中做些手脚。这一步可以看着是封老板见史、温立场坚定在迪厅无戏后的第二套方案。小姐（莎莎是其中之一）饮了饮料后，封老板当即吩咐她们回房不准走动。她们回房不久就被蒙倒，这时有人进来将莎莎她们的衣裤全部脱干净。这样做的理由有三：一是莎莎有一个月只接两次客的惯例；二是增强入房者的感官刺激；三是在史、温入房后意志坚定坚守立场的前提下，落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嫌疑。

封老板在采取第二套补救方案时，当然也在史、温的饮料中做了手脚，只不过在时间上要有准确的把握而已。史、温两人进入房间后，加上有药物的作用，就是石头人，也难越美人池半步，于是稀里糊涂受用了小姐。

事完之后，史、温两人也许已察觉这是圈套，但到了这个地步又怎么说得清楚？就是一个套子，项局长也脱了个一干二净，他本人稍陪他们片刻就连车带人去了医院送老父亲！为免这种丑事张扬出去，断了政治前途，史、温两人这次对项局长有备而来，却只得草草收场，回去向领导交差时，也就自然为项局长加了个盖子了。

这件即将露馅的官商合污买卖在官方不了了之之后，又偶然被寻找莎莎的幸潜发现，封老板当然得报告给项局长去。由于幸潜是项局长儿子的同学，一来二去得多了，项局长肯定知道幸潜是干什么、住在什么地方。为了安全起见，两人合议已久，最后策划了这起天衣无缝、南北千里的谋杀案。整个过程很简单，由封老板派出人到湖心镇踩好点后，此人以项局长的朋友自称，来找幸潜办件事，便约到开发区，在幸潜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那人将幸潜推进水坑。在入坑之时，幸潜本能反手一捞，但由于重心太偏，这一捞并没有挽救他，只能在那人的手上或者脸部留下几道指痕……

以上还仅仅是我的假设，如果要使假设和实际相吻合，我以下的第一步就是找到项局长的儿子和摸清史、温两人找项局长的真正目的。摸清了史、温两人的那次目的，起码可以证明我的侦察方向是对的；幸潜去找莎莎，不免要去找他的同学，要了解幸潜寻找莎莎的全过程，项局长的儿子是个突破口，也是一条明摆的现成线索。

项局长与两名检察官

我到了省城后，进展很不顺利，项局长的儿子早一个星期去了外省出差；通过三四重关系找到了项局长的办公室主任，结果确令我失望，那次史、温两人是来查项局长受贿的事情，他们是省城检察院的两名检察官，项局长受贿案根本与封老板无关。这一事实推翻了我的假设框架。我好不沮丧！

后来我才知道，项局长受贿一案又是我这篇文字构造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有必要进行一番详尽的描述。

我的朋友向我送来消息说，项局长早通过关系丢了教育局长这个肥缺，已躲到两袖清风的档案局去了避风头。

据知情者说，项局长弃肥从瘦，起源于莎莎被蒙奸的前两天。

那天下午，项局长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办公室主任推门带进来两个不速之客。主任向两个来者说：“这就是我们项局长。”

主任掩门退出后，项局长没有让坐也没有倒茶，只淡淡地问了句：“两位有什么事吗？”那个先进来的高个子先自坐下，后来的矮个子没有坐，他从黑色公文包里取出一叠什么递到项局长办公桌上说：“我们是市检察院的，”边说边退到高个子边上坐下，正色介绍道：“这是史科长，我姓温。”

项局长将桌子上的东西取过来看，见是介绍信，身份证和工作证，看了就走下坐位向两人伸过手来，“欢迎指导工作。”一边将证件交还姓温的检察官。

温检察官说：“项局长，我们是不存在指导与被指导的。”项局长已经倒了茶过来，对温检察官的话却有点不好应答，想了想才找到一句：“两位有什么要我们配合的，尽管吩咐。”说着就给两人敬烟。温检察官摆了摆手，那个史科长接了烟后才说话：“我们这种职业，都是有备而来，相信项局长也是聪明人。你先坐下吧。”项局长犹豫了一下子，没有回到原来的位子，在他们对面的皮沙发上坐了下来。

温检察官望了一眼史科长，说：“开始吧？”就打开公文包，拿出笔录纸，对项局长说：“是这样，根据群众举报，你已涉嫌受贿。今天我们来，就是要你谈这方面的问题。”

项局长清楚了两人的来意后，并没有显得不自然，他自己点了支烟，看着史科长说：“我在这个位子时间长达六年，又做了不少投资兴业的实事，加上省城的重点高中又在管辖区内，我相信眼热的人有，所以告我的黑状也属自然，这些还真希望史科长两位给我核实澄清。”

听了项局长这高水平的话，史科长严肃地说：“项局长，如果我们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是不可能找你的。今天，你还是给我们说清楚的好。”

项局长口气很硬地说：“我真的不清楚交待什么问题。如果是教育管理的问题，我倒可以谈一些……”

史科长挥手打断项局长的话，却并不恼地说：“对于你这种智商的人，开始这样回答我们，我们不奇怪。项局长，我给你打开天窗说亮话，这次我们掌握的数额不大，你人年轻，在省城范围内，你关系不错，我们来之前，有几个市领导还有我们的领导都打过招呼：这次来一是仅将举报的事查清楚，二是不扩大影响。如果项局长把我们掌握的数额退出来，说清楚，你也就无事了。”

项局长略作思考，就两手一摊：“史科长，这受贿的事，我真的无从谈起！”

史科长依然不温不火，站起来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吧。如果明天上午你要我们惊动你们区相关领导，我们也就要做到这个公开程度了。你先按排我们住下，就住在院内，吃工作餐。今晚你再想想，我们还要出去一下，有几个取证还要作些完善。”

第二天的询问是从九点钟开始的。

但是，项局长却并不是史科长他们想像中的好对付，谈话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项局长一再强调，他并没有收受过现金，物品还是收过的。

双方僵持了两个多小时，到了这种程度，史科长这才火了，抬手往沙发护手上一击：“姓项的，你一定要将自己往绝路上逼！”转头对温检察官道貌岸然道：“念”

温检察官取出一叠举报材料，找到其中一段：“1998年3月26日晚，在项的客厅，收受教委办公楼包工头陈家春现金9万元并价值6·8万元的劳力士手表一块；1999年8月2日，‘利达’服装公司老总成一山在项的厅沙发上‘遗落’现金7万元……”

念到此，史科长手一劈：“暂停！”

也许是室内温度太高的缘故，随着这一串数据的念出，项局长额上冒出一层油汗。史科长见状，掏出手机递给温检察官指令道：“拨138880××。”

这号码是区政法委书记的，项局长一听，如弹簧似的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我说我说。”

史科长抬腕看了看表道：“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

午餐就在教育局的膳堂里进行的，菜很简单，没有上酒，着陪的还有一个办公室主任。正在举筷的时候，一声“项叔叔”叫来，随着这声音，进来一个风尘仆仆的小伙子，项局长一看，招呼一声：“小幸，你怎么来了？”

来人就是幸潜，他说：“专来问你个事呢。”

“我来向朋友借点钱，他给我捉起了迷藏，只给了我个号码，如果我明天找到他，就借给我。”说着，幸潜将一纸条递给项局长，“前面这四位数我熟悉，和叔叔局里的一个样。”

项局长一看，说：“我还真知道呢，金源公寓。”

“谢谢。”说完，幸潜就要走。

项局长这才问：“吃饭了没有？”

幸潜老实地说：“还没有。”

项局长看了看史科长，有点尴尬的样子。倒是史科长热情地说：“不妨事的，这里吃。不谈公事。”

项局长就介绍着：“史科长，温科长。我儿子的同学小幸。”但幸潜并未坐下，只道了声“史科长、温科长好”就边转身边说：“还有个人等我呢。谢谢了。”

下午，双方配合得挺顺利。但项局长又岂是个雏儿？他也只交待了上午温检察官念了的那几笔数字，以他的老练和精明，猜透了上午姓史的突然劈手刹车，只不过是他们办案的伎俩，估计他们手中就这些把柄，所以供到此，其余什么都不开口了。还好，史科长他们也没有再缠他。

谈话完毕。项局长将20万现金和表退了。温检察官开了收据和条子。做完这些，差不多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这时的气氛也轻松了起来。

而项局长心里又正忙碌，他思谋着，得想些什么办法让他们留下个把柄，一则他们回去也会为他说话；二则也省得往后他们再来吃他的冤大头。如今做官的，只要认真，谁屁股丫里干净？到底项局长不是平凡人物，脑子里稍一转，就想到了他的哥们，也就是金源公寓里的封老板。想到封老板，主意就来了。

项局长将史科长两个交给办公室主任后，就立马到金源公寓，找到封老板，如此这般的两人合计一番，其过程和我假设的差不多。

回到教育局，项局长为了晚餐的事，和史科长又相持不下。史科长坚持不到外面去吃，项局长却一再说，事情办完了，蒙关照，非尽主人之宜，个人在外要请一回表心意，如果史科长不肯给面子，就是记着了冒犯之罪，下次还要来找麻烦，等等。史科长终于经不住项局长的游说，就只得同意了。

晚餐就是在金源公寓里的一间一般包房里举行，人也少，就四个人，连小姐也辞了。席间，项局长敬酒，史科长不愿领，一看是52度的小糊涂仙，就更不敢领了。项局长只得又耍起了嘴皮工夫，说：“史科长嫌我是粗人？我就只有叫小姐来了。我原本是怕史科长讨厌这一套才辞了的……”经过一番游说，史科长才答应喝一杯。但这酒场上正如女人从娼，是不能有第一次的，开了头又怎么刹得了车呢！加上办事已经顺利，史科长就喝了第二杯。这一喝，项局长和主任就把史、温两人灌到了份上。

饭后，众人都有了些醉意，项局长的办公室主任就说：“时间还早，就到迪厅里去坐坐吧，先醒醒酒，张张嗓子。”也没等史科长表态，就拉拉扯扯进了隔壁的迪厅。

进了迪厅，史科长嗓子直冒烟，项局长和老板又不叫上茶，总是说东道西。正在这时，项局长家里就打来了电话，说老爷子犯病了。项局长走后，史科长更保持了矜持，吩咐退了小姐。但最后史科长他们两个还是钻进了项局长的套子。

两个小时以后，项局长回来，办公室主任来敲史科长他们的房门，说项局长来了接他们回去休息。

此时,史科长已基本清醒了,但却仍云里雾里,他看了一下眼还在沉睡的小美人，顾不得细想，整了衣冠，出门来，装着若无其事的随了主任下楼上车，回到了教育局的客房。

之后，项局长真的平安无事，检察院那边也无了动静。项局长估计是那晚的安排起了作用，史科长他们回去为他说了好话，但从此他的心却总也放不下。思来想去，觉得教育局这个肥缺，不是久留之地，就找了领导丢了这个令千万人竟折腰的位子，躲进了清水衙门档案局。

以上这一段，倒是有些趣味，却对幸潜的死毫无帮助，这几段算是白跑了。

看来，幸潜的死因，还得回到湖心镇，从幸潜的生前友好开始查找。

在保龄球馆和过去的情人英咏相遇

省城已开始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这在我们南方，是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我无心观雪，匆匆上了南归的火车。在火车上，我心情很坏。几天过去了，赵老板交给我的第一个特殊任务，还没有一点眉目，回去若碰上赵老板，怎么说呢？幸潜的死因被我查进了死胡同，想当日在上海的莎莎面前，我信誓旦旦，万一幸潜的死找不出一点线索，尸体就只有化了，后来我还怎么见莎莎？

回到暂供我栖身的“宏达”俱乐部，已是华灯初上时分。赵老板还好没有碰着，走进保龄球馆的时候，却意外的碰上了英咏。

我发现，提着保龄球瞄球道的英咏，人老了，也憔悴了。虽然我们每一年都在某些聚会中见一次面的，我仍觉得她现在这副样子应该是五年以后的样子。

英咏见了我，惊喜地往道上乱丢了一个球就跑过来。我们没有握手，只相望了一眼，我转移了视线，英咏说：“你怎么气色有点不好？忙什么去了？”

我搪塞道：“为赵老板出差。”

接着，我们都坐下来，英咏作了一些介绍，才知道英咏的父亲患前列腺炎住进了对面的医院；今晚请打球的东道主是湖心镇开发区的老板，他们见英咏在医院里无聊，就将她请进了保龄球馆。

我问：“开了刀吗？”

“还不要开刀，住院观察一段后再说。”

“关运明呢？”我忽然想到赵老板的任务，问到关运明，在英咏面前，我有点心虚。

英咏的脸色一下子暗了，她说：“下村访贫问苦去了。”

“医院里呢？你还有空出来？”

“病房里护士正嫌人多。家里的人都去了。”

东道主见我们把他们凉在了一边，一副很识趣的样子对英咏说：“嫂子多玩玩吧，我们有事先去了。单我们明天买。”

英咏也未有什么表示，仍旧与我说话。

说了一会儿，我没话找话说：“关运明到底上去了。”接着又说了一些官场套话。英咏的兴致却愈加低落，甚至有些话我都听不清楚。我有点讨厌地看了看忙碌的球道，保龄球们在球道上滑过的空洞回声经久不息地在球馆里回荡着。这时我又想起了我的任务，看英咏的样子，似有许多苦衷，是不是那笔行贿款的因素？我便建议道：“你还未到过我住的地方，到我那里去参观一下么？”

我刚说完，英咏已经站了起来。

走出球馆右侧的旋转门，朔风扑面而来，我们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颤，就加快了脚步来到我三楼的居室。

我住的地方虽没有空调，但有一只取暖器，开了取暖器，房子里的温度一下子高了许多。

坐定以后，我接着刚才的话头，“关运明在官场边沿蹒跚十年，无亲无故，在这中年之际上来，也属难得”。

听了我的话，英咏忽然哭了出来。这突如其的表情流露使我手足无措，我问：“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关运明买官的事，检察院先赵老板一步介入了进来，她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是这笔款子花得心痛？

英咏抽泣着说：“这些年……我愧对了老关。”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难道……”难道她已红杏出墙？

“老关他，他已基本丧失了夫妻功能！”她艰难地说了这一句。

“啊！”我也感到奇怪了，“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英咏喝了一杯茶，用纸巾揩了揩脸，她已平静了下来，但她并没有回答我，而是说：“当初，我没有选择你，你一定挺恨老关。也许，你现在的心中还残留着我当年的一份美好。现在我才发现我并不是个贤妻良母，这个发现象一把锯子，这把锯子在日夜锯割着我，尤其是夜晚和老关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感觉愈加强烈……这几年来，我一直想找一个人倾诉。除了你，这样的话我又能向谁说出口呢。只有向你说了，这样，你也才会体谅老关。”

以下就是英咏关于自己和关运明的叙述——

英咏的爱情天平上，一边是我，另一边是关运明，最终使她倾向关运明的，仅仅是关运明的一番话。

就在关运明的那篇小说发表后不久，英咏亲自到城南区土管局找到关运明，拜读他的大作，在关运明的宿舍里，英咏花了二十来分钟读完了这篇小说，她由衷地说：“真的写得不错！”

关运明有点惋惜地说：“可惜，这是我的最后一篇小了。”

英咏不明白关运明的意思。

关运明说：“现在我才知道，文章是愈来愈不值钱了。低智商的从政，高智能商的经商，这已是必然趋势。如我们这种智商度的，共[chan*]党又给了我们一个鸡肋式的皇粮终身制。除了全心全意从政又还有什么出路？”

关运明的话真真切切地搅乱了英咏的心境，当她将这番话去测试一些现实的时候，才发现关运明是个猛省者，比如副市长和关运明的分配，比如她身边几个同事的弃教从政。既然已经入围，除了在政界出人头地，已别无选择了。英咏的学校里就有一个姓陈的老师，除了上课其余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数学论文。一年下来，虽也能发几篇东西，却惹得校长不满起来，在教师会上被不点名的说成不热心教学，挖空心思搞第三产业。

副市长死后，关运明分到坳下乡，英咏还是毅然地选择了关运明。

可以说，初出茅屋的关运明在坳下乡真的是出手不凡，只要是他参与了决策的工作，都充分的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除了沿海和城市周边乡镇，几乎所有的乡镇人民政府，都如王小二过年，甚至不少乡镇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了：当地实际税源与财税包干数差距愈来愈大；人员机构膨胀；干群关系恶化。尤其是干群关系已到了凡是干部提倡的群众就反对的程度。这些，关运明在去坳下乡上任之前，就在调查中了解到了。

那年，来到坳下乡土管所主持工作的关运明，经过一番调查后，找到书记建议说：“今年乡政府批宅基地每平方收2元吧。”

书记不同意，说：“农民建房乡里已每平方收了一元，再收就重了。”

关运明坚持说：“一元也是收，两元月也是收，在保证一元的前提下，另一元可以灵活运用。比如，某人在村中和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这人要建房，就可以照顾他，只收一元。以后这个村如果出了什么与我们不利的事，乡里就可以指派照顾过那人的干部去找他，让他为我们说话。

书记认真地看了看关运明，觉得这小伙子挺精明，就答应了收每平方2元。

第二年，东山村出了一件大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户陈姓的农民五年来拒交一切上缴税费，驻村干部在与他做工作时发生了冲突，致使驻村干部受伤。接着乡里派司法所和派出所的干警前往调查取证，结果遭到拒绝，并且陈妇口出脏言，双方发生口角，最后，陈妇自己倒地，叫嚷干警打了她。于是，主人召集族人一百来号把干警和乡干部围了近两个小时。当时，就是从县里开会赶回来的关运明化解了这场僵局。关运明用的办法就是动用了陈族里的一户批地基的关系户。

也就是从这件事以后，关运明在乡里变得举足轻重起来。

到九十年代中期，坳下乡年财税实际收入才一百二十万元，而财税包干任务数却是280万元。乡干部一年几乎无收入，能领取的部分工资由于完不成分配的任务，全部往税里垫了。这个时候，关运明向领导建议，将小镇北面的那片土地征过来进行小城镇规划，这样做，一可以出政绩，二可以炒地皮卖钱还税。但是主要领导并没有同意，并且许多干部也反对，说：征地的成本价在每平方150元以上不说，更有一个规律，就是：凡是乡政府提倡的，老表就不搭理。在这个决策上，关运明力排众议，说：“只要领导能做好两名在职乡干部主动买地，地就等于卖出去了。“

地征下来了，并且经过工作，一名副乡长和一名计划办主任还在规划区里买了两块地，但是，就是没有老表“眼热”跟着入圈。一年来，规划区一片茅草。这一来，副乡长和计生办主任就开始闹乡政府还钱退地了。

面对这种局势，又是关远明拿出了对策，他对乡领导说：只要乡里将建十栋店房的地皮在成本价的基础上每平方让利50元，交他操作，规划区的其它地就可以按每平方赚100元的利润卖出去。经党政班子联席会研究，同意了关运明的动议。

关运明找到了十个在全乡较有影响力的关系户，分别对他们说：只要你动员了十户人家以每平方250元的地价到规划区买地，你就能够在黄金地段获取一块每平方米仅100元的店房基地。

果真，不到半年，规划区的地全部卖完了，并且在中途以后，地价已涨到了每平方320元的高价。

英咏为有这样一个丈夫感到自豪。

但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关运明身边的人有的提干了，有的进城了，唯有关运明尚在社会的入口处原地踏步。

这年的国庆节，关运明的三、四个同事与他们夫妇相约到邻县的一个景区去度假。出发的那天早晨，同事们开来了两部本单位的车子在约定点集结，关运明却还在从乡下往县城赶的路上。

英咏第一次失落了。

六年前，现在这些车子的主人和关运明处在同一起点上，今天，除关运明外，他们均具有了使用轿车的权力，不仅如此，他们所把持的单位都是令人眼羡的，财政局、交通局、教育局等。在这个圈子里，车子就是价值，就是地位，就是某种象征。

英咏当时的心忽然闷得难受极了。当年，她选择关运明看中的不就是关运明对政治的眼光吗？关运明这几年的苦心经营不都是为了当年的初衷吗？但是，六年过去，其结果却是如此之大的反差！

想到此，英咏觉得实再无颜蹭他们的车坐，就推说肚子疼得厉害，难以成行。

那个节假日，他们夫妇过得丧气极了。

不仅如此。一九九七年的一天，关运明还在一个村里处理民事纠纷，一辆喷有“检察”两字的吉普车将关运明拉进了一个乡办的养殖场，隔离起来了。关运明在这个养殖场的接待室里度过了一生中最难熬的两天一夜。这两天一夜，关运明不但未合眼，还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在这段时间里，关运明从检察官极不客气极不友好极为严厉的口气中得知：他从开发区开初卖地的几户人手中合伙谋利或受贿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

当恼怒的检察官将他们的侦查方向告诉关运明时，受尽了精神折磨的关运明足足呆了十分钟，这十分钟里，关运明想了些什么？至今谁也不知道，十分钟过后，关运明忽然将桌子一掀：“你们放屁！”说完，破门而出，扬长面去！

出来后的关运明才知道，检察院进入乡里已几天了，书记、乡长和分管领导都知道检察院的目的，但是谁也没有与关运明通一个气。在隔离关运明之前，检察官已在外围调查了一天多的时间。

原来这十户人家建好房以后，趁着开必区的兴隆，又暗中转手让给了他人，每人谋利七万元。

规划区基本是由关运明一手操作的，后来这十户人家的地皮底价和房地成本价传出后，引起了不少人的怀疑，这年底，又传说关运明将作为后备干部上报组织部的话，所以，检察院就接连接到了六封举报关运明暗中操作地皮谋利十一万元的无名信。

最后，检察院并未查出什么眉目，就以关运明擅自答应未批先建的罪名让关运明罚款三千元了事。

后来，关运明咨询到，即使这个罪名成立，检察院也无权处罚他。为了将这三千元追回来，关运明找了乡里的书记，也托关系找了县里的领导，但他们均认为关运明必有猫腻，一推六二五，使关运明讨公道无门。

此事后，关运明曾一度一蹶不振，就连学校里的英咏也听到了许多刺耳的话：马仔、狗腿子、军师、骗子等，甚至在英咏与一个同事口角时，同事竟嚷道：“你凭什么？凭你家傻哥？你要成了局长夫人，我才让你呢！”

想想人家比关运明起步晚的人，都有有了房子有了位子有了票子，关运明做牛做马近十年，落了个什么？关键时候，有谁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这就是官与民的差别！归根到底，还是关运明脑子太死了，只会实干不会走巧，当初的选择真有点冤枉。

关运明从这个事以后，回家来也没有好脸色，加上英咏没有好心情，两人的磨擦日渐频繁，有许多时候，英咏还将她听来贬关运明的话不阴不阳地送给了关运明。

这期间，英咏和关运明做爱的兴趣也日益淡化了，有时干脆不让关运明近身，就是偶然一次，由于英咏兴味索然，也使得关运明痛苦不堪。因为关运明的性具有点特别，比较粗大，包皮大概是比较长又偏紧的缘故，翻在冠状沟后面，折皱成几圈小环状，皱层中的肉质很是脆薄，在过程前和中途，必须有英咏的高度兴奋给予润滑，否则，湿润程度不够，稍受障碍，皱层就破裂出血。

关运明在这段情绪低落的日子里，大概为了赢得英咏的欢心，也或许是为了给英咏的补偿和面子，他把这近十年的积蓄再加上借资，在市里买了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但是，这一举措，并无丁点益处，两人均在乡下，家成了摆设不说，还使家庭经济陷入危机，债务在两人心中更添了一层阴影。于是，两人的关系并无好转，夫妻功夫也更不正常了。为了减少痛苦，关运明有时竟一个月才去学校和英咏聚会一回。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关运明在某一天里又振作了起来，他又和以往一样，在乡政府马前鞍后地忙起来了。

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季，关运明陡然由土管副所长坐上了乡党委副书记的位子。

英咏清楚地记得，在这个任命宣布后的那天夜晚，关运明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却不能进入最佳状态，英咏自己也因为担心关运明撕裂的结果，无论怎么迎合，也配合不到理想境界。那晚，勉强成事之后，关运明出了不少的血！

为这，英咏建议关运明去做手术，割去黑赘，但关运明说：“我刚上来，不能耽误工作。再说，过去都没事的，就是那几个检察狗官刺了我们一回，你又产生了怕配合不好让我受痛的潜意识，所以有了这个心理障碍，你就自然配合不到家了，要不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吧。”

在夫妻问题上，英咏基本复原了状态，关运明的情形却更糟了，是工作担子使然呢？还是恐惧心理所致？关运明竟有了阳萎的征兆。前几天，关运明甚至是在吃了伟哥的前提下才完成夫妻公事。

听完英咏的倾诉，我已完全失望，从她的口中获取关运明行贿的线索是毫无指望了，我正想再与她聊一些什么，她喝完杯中开水，抬腕看表，说：“我得走了。”

我无语地和英咏握了手，目送她下了楼梯，直到我从走廊上望见她的身影隐进了一辆车子，车子消失在沐浴彩灯的华街尽头。

“检察管”和凶手就在湖心镇

来到湖心镇政府，整座大楼有些冷静，到办公室找到文书，作了自我介绍后，文书说：“关书记到下面去调整村级班子了。”他听说我是关运明的同学，显得热情多了，把我领进会客室，就陪我聊了起来，一会儿，我的话题转到了幸潜的身上。

谈到幸潜，文书叹了口气说：“幸潜在这里很得人心，责任心也强，可惜好人命短。”

“他在这里和谁结过仇？”

“没有。他和谁都合得来。”文书有点惋惜地说：“原来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我们常在一起聊天泡茶。”

我仍然有点不甘心，又问：“幸潜好酒吗？”

“不好。我未见他醉过。”

“据说，那天晚上，幸潜是去为朋友作伴郎，你们这里有向伴郎劝酒的习俗吗？”

“没有。但酒是难免要喝一点的。”

“那他总不至于一个人喝醉吧？‘

“也难说。我知道幸潜很爱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却总避着他。幸潜是不是见人家出双入对，触动了心事，就失控喝醉了？“

文书的话不无道理。我接着问：“幸潜死之前的一些日子，在情绪上有什么异常没有？”

“没有。”文书回答道，想了想又说：“不过，他死的前两天，说了一回很怪的话，真的象神经出了问题。”

“什么话？”我一喜，似乎捉住了案子的症结。

文书说：“那是在关书记第一次和我们集体见面后的夜晚。会刚散，我们拿了笔记本，冻得打抖，各自忙往房里钻，幸潜却没有回自己的房，而是随我一道进了我的房子，神情很怪地说：‘我在省里见过关书记！’当时我对幸潜有点不屑地说：‘肯定还有人在北京见过关书记呢！’他说：‘问题是他那个时候不姓关，姓史。’我笑他说：‘那是你神经搭错了，要不就是认错人了。’幸潜思索了半天，自然自语地边往外走边说：‘不可能会认错人吧？’”

史科长？我脑子里“轰”的一声炸了！

我当即告别了文书。走出乡政府的院子，我就用手机找到了省城的一个同学，要他马上到市检察院里帮我找到一个姓史的检察官，明确地说是史科长。

两个小时候后，同学来电话告诉我，市检察院里根本没有姓史的！

这就是说，如果对项局长办案的是冒充“史科长”的关运明，奸污莎莎的也是关运明，谋杀幸潜的也必是关运明了！

这个案子侦查到此，已经水落石出了。

但是，关运明还有很大的狡辩空间，那就是：证据！

其实这也并不难，证据我差不多都掌握了，即：莎莎的污纸片和幸潜指甲缝里的肉沫。剩下的就是从英咏那里获取另一个证据：带血的污物。届时，将这三种东西交给赵老板，由赵老板负责去做一个dna鉴定，如果一致，关运明就在却难逃！

到英咏那里去取证，对于我也易如反掌，我可以对英咏说：最近我胯下长了个疮，到仙婆那里求治，仙婆说：只要有另一个男人的精液与血的混合物搽一遍就可万事大吉。

关运明的供词

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初显了文学才华，当时的《羊城晚报》、《中国青年报》、《三月风》和《福建文学》都相继发表了我的文学作品，这差不多决定了我一生的志向。

毕业前夕，我家乡的一个文学前辈不幸手臂骨折，我从闽返赣。那天，我陪同老师到市医院进行第三次的拍片，拍片的队伍很长，我们等了近一个小时，这时一位气宇轩昂的小青年匆匆带了一个病号赶来，根本没有排队，直接进了拍片室。这使我非常气愤，我丢下排队的老师去与操作员辨理，操作员根本不理我，我说：“李××是省作家协会的理事，还排了一个小时呢。”我说出了颇有名气的老师的名字，想镇一镇她，不想她听后反赤luo裸地说：“你这理事如果能把我女儿理进市政府，你半夜来我半夜拍！”

后来经过打听，那个加塞的小青年只不过是市政府里的一个办事员。就是这个事实运摇了我的选择。原来，文学在这个社会根本不是东西，如果硬要说也算东西的话，也是我这位受伤老师作家所说的“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小圈子里自我欣赏的东西，相互嗅美的东西。”我忽然想起了我初中的校长，他此时正在市里做副市长，我必得趁这个醒悟了的时机利用剩余假期去拜访一下。

在向副市长谈及我的分配去向时，我没有忘记今天置我于地死地的同学。我们两人不但是从初中到大学的同学，并且同时在喜欢一个女人。在学校，我们两人成绩相当，来到社会上，我们两人也该有同一个起点，这才叫搏击，胜者才可以真正称胜。所以，在副市长面前，我提到了我的情敌。副市长如果能为我的分配作力，也一定能为我的对手作力。我们是副市长曾经的一对得意门生。

提到英咏，我就有一种抛头颅酒热血的英雄气慨。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贫如洗，我的对手却是一个城区人，经济条件也宽裕。但是，英咏并没有因为我们之间的差异而倾斜爱的天平。我知道，这不是永远，英咏的神箭早已上弦，她不过是在等待或者寻找某种发射契机。我们还在大学的时候，一次聚会，英咏有某种暗示似地说：“就现在来说，除了学业你们不要多想其它；除了我，你们可以多想其它。现在，社会还没有给予你们创造价值的空间，仅仅赋予了你们创造价值的条件。”说这话时，英咏已经是一名老师了，我们都听老师的话。英咏的话成了我永远的鞭策。

后来，我们两人分配如愿，但英咏对我们的选择仍然不见分晓。后来，副市长忽然死了，我忽然分到了基层充军，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与对手一下子拉开了距离。但是，出人意料，英咏将绣球抛给了我！

在与英咏相拥的时候，我问她：“为什么？”

英咏反问：“你猜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选择了你？”

“……”我无知

“从你去找副市长那天开始。”英咏撒娇地说。

“可惜副市长死了。”

“但副市长给你们的决定性条件没有死。”

“我已经是乡下人了。”

“先熟悉机关，再下基层，反退为进，这是规律。关先生先胜一着。”

英咏的话使我振作不已。

是不是当初英咏对我的期望值太高，抑或是我不谙仕途规划，而致使我走向灭亡？

在生我养我的坳下乡，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也觉得少不了乐趣，我认为，如果要真正认识社会，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层面。在基层工作，既要有真才实学，也还要一些技巧。唯如此，才能将工作理顺。十年来，我带过工作队，搞过圩镇建设，驻过村，蹲过办公室，只要我呆过的地方，工作就能得到领导赞许，我的土管所连续多年是先进单位，在乡政府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在过去的六任班子中，我都是领导的左右手，甚至有时还是重要的决策分子之一。当然也干了一些昧良心的事，而出发点是为了工作，也是现实所迫。但从没有干过贪污受好处行贿的事。

五六个年头过去以后，当我发现自己还处在土管所负责人的位子上时，我才意识到英咏对我的爱的浓度大不如从前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英咏对某一事的看法经常相左。比如对我的政治前途，英咏坚持一手抓工作一手抓上层领导，两手都要硬，但我坚持前途是干出来的，象我这种素质的人，占领某个政治上的制高点，那是迟早的事。这不是说的大话，有两次的人大会上，如果不是领导和我一起给选民做工作，我早已是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了。

一九九七年，检察院突然对我进行侦查，这件事对我震动极大。从此，我陷入了沉思。

这会不会是由于我在坳下乡政治气候正劲而某些人故意给我设置的一个障碍？这件事之前，平时对我相当器重的几位领导均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完全可以给我透一点风声。他们却没有。看样子是完全巴望我确实存在问题，让我措手不及，让检察院抓住把柄。至少，他们认为我瞒了别人独占了好处。

原来，一任一任领导都认为我是本地人，部门好，根子扎实，能力强，完全是在利用我！

后来，妻弟对我说：尽管领导已经把你作为后备干部报过一次，但你没有经济付出，关键时候谁为你说话？这官帽就象庙里的主持分粥，僧多粥少，分完了就得等下一桶了，你不加塞又没人为你说话，岂能分到粥？这官帽又象避孕套，你没有套子，又常在这地方混进混出，没套子护着，还有不出麻烦的道理？你这次的案子，就是没有套子的缘故，人家可以欺负你可以踩踩你，如果你是领导，有这个套子护着，大家还要靠你分粥吃，谁会惹你……。

妻弟的话与英咏的观点同出一辙，不过直露一点而已，想想我身边的不少同事，这几年均有了位子、房子，又觉得妻弟的话有理。

从此，我绝望了，对官场顿生厌倦。更可怕的是，英咏对我也愈加冷淡了。人事环境和政治前途如何，我还可忍受，英咏的态度就要了我的命了。但是，回头想，她跟了我多年，得到了什么？我真的对不住她。

于是，我决定把这些年来两人工资的积余拿出来去市里买一套房子，这或许是对英咏的一种物质安慰。但与市里的房子相比，我们的积余还差一半以上。

这一半，我只有向妻弟借了。妻弟跟了一个老板搞建筑，这几年很有了些钱。在我向妻弟开口的时候，他竟说：“你是以借钱扬名遮掩真相吧？”我真的哭笑不得，连他也不相信我了。当他把钱数给我时又说：“你这多年为人办了这么多事，白办呀？人家不骂你是大老傻才怪呢！”

在那次向妻弟借钱的时候，他向我灌输了很多官商机密，省城项局长受贿的事就是其中之一。

没有想到，房子买下后，英咏并没有对我好起来，反而由于债务的事常遭她的指责。夫妻生活质量由于英咏的冷淡和我那东西的特殊，差到了极点，有时不得不采取辅助措施。在这个方面，关于我的问题，我曾想过动手术，但手术过后，只能减轻我的痛苦，对英咏永远无补，只好作罢，就沉缅于对过去夫妻生活的臆想。

那一段时日，我的心绪坏到了极点，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项局长那几笔赃款和买官的联想总在我的脑子里纠缠着。

终于有一天，一个设想在我心中成就了。

当我将设想与妻弟一说时，妻弟拍手叫绝，说：“这真是个捞钱的方子，这路子既安全又有效，即时被对方识破，他也只会打掉牙齿往肚里吞。”

接着，妻弟就弄来了相关证件，甚至连罚没收据也弄好了。于是，我和妻弟就自编自演了这出戏。后来，我们每人各分得了10万元。我将其中的5万元花在了区委王书记的身上，剩下的5万元就存进了区里的“廉政专户。”

正当我如愿以偿、春风得意时，在初到湖心镇与镇干部集体见面的会议上，我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仔细一想，此人就是我在项局长餐厅里见过一面的小幸！那一刻，我觉得世界已经走向了末日！

那天，我完全可以去回家的，但我没有回去。我对陪我来报到的王书记说：“我就不回去了。为尽早进入角色，得到各单位各村去走一走。”其实我是在思谋一个万全之策。我命令自己，这个万全之策必须在近一两天内付诸实施。第一步也是最救急的一步就是把镇干部名单调过来分工，把幸潜分到乡下去，暂时与镇干部隔离，当时很好，“两代会”的准备工作在睫。然而，直到两天后的第二个干部会，我仍旧束手无策。这几天，我的心境正如当时的天气，阴冷、晦暗，还间有大雨倾泻。

第二个干部会的前夕，也就是元月19日下午四点来钟，我回到镇政府。就在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管家向我报告说，今晚有两个人来不了开会，一个去了县里开部门总结会，另一个请了事假要去赴朋友的婚席并作伴郎，这人就是幸潜。这时，经过简短几句询问之后，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计谋在我心头形成了。

我想到了开发区遍地的基础桩坑，对于那些桩坑，昨天我在开发区时，曾听过分管领导的介绍。

我和幸潜通电话的时候，幸潜还在村里，我对他说晚上要开会呢，他说回是回来但参不了会，他已请了假，晚上要去赴一个婚席。我对他说，我急需一些移民数据以及开发区历史最高水位情况，要他务必在十点半准时到我的房间来。

会议在八点就草草结束了。

那天晚上，风很厉害，并且仍下着毛毛雨，天空的亮度很低，镇干部早已把自己关进了屋子。

十点刚过，我就向开发区走去，不久，南端隐约来了一个影子，我估计是幸潜，我装着往老市场那边去买东西的样子，与幸潜相向而去。近前了，果然是幸潜。

我说：“我以为你赶不回了呢。我想去老市场买包烟。”说着就转身与幸潜同行。我一边走一边与他聊着，还一边向开发区指指点点。果真幸潜喝了酒，酒气悠悠飘来，我一阵窃喜。来到一个我踩好了点的桩坑，我有意停下指着桩坑说：“没下雨的时候，河水能渗到什么高度？”幸潜弯腰伸手指向坑……我此时心一横，一把将幸潜往坑里推。幸潜惊叫一声，属于求生的意识，他本能地反手捞向我推他的那只手，但那种倾斜度，他这一百多斤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凭这一抓就能改变早已设计好了的定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在我那只手的下臂和掌背上留下三条深深的指沟，因为天冷，血是迟迟也没有渗出来……。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贴了创可贴的手套上手套，叫上镇长，就坐车下村去了……

……

尾声

赵老板将我的侦查报告和相关证据向有关部门提供后，领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赏金。我本人也由此名声大振，成了一名私家侦探。当然，赵老板在经济上对我也不小气。但这笔酬金成天象一块火炭贴在我的前胸，尤其在给幸潜送葬的时候，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沓纸钞的作祟，就在幸潜的坟上化了。那天，莎莎没有来。

关运明在不久的日子里也被枪决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英咏没有出现在收尸的场合，也不知出于什么，关运明的骨灰竟然是我要求去领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关运明埋在幸潜的旁边。

来年清明，我本打算早早去给我的这两个特殊的亡友化些纸，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去得晚了。到得墓地，已是深暮时分。远远的，我见有两个女人肃立墓前，她们的身前，已有袅袅青烟缭绕。

无疑，这两个女子，一个是英咏，一个是莎莎。我在远处伫立良久。这对未亡人竟然同时出现在这个阴阳相隔的界点，是相约而来，还是不期而遇？想来，她们两人的努力或者追求，到他们两人的结束，真的有点异曲同工的因果。

忽听得一声“扑通”跪地的声音并着沙哑传来：“老关，是我害了你呀……”

接着是另一个声音如地底而来，哀凄无比：“我们，早该从良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