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讲，闯王李自成当年批疏文书奏章之类，很少说废话，更少打官腔，常常提起朱笔写上句“知道了”。这纯属大白话的“知道了”，虽颇能体现出这位贫苦农民出身起义军领袖的豁达风度，只可惜有时对于那些生死攸关的军机大事，他也仅于“知道了”而已，并没有认真待之。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部攻入紫禁城后，制将军李岩在新生政权立足未稳之际，曾及时上疏四事：其一，“扫清大内后”，有请闯王马上退出皇宫，不要急于称帝；其二，“除死难归降外”，对朝廷旧宫中的贪污者、抗命者、清廉者应区别对待，不宜格杀勿论；其三，“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不可有失民望；其四，对正欲举兵复仇的吴三桂，当去招抚安之，“主上不必兴师”。李岩所谏的这四件事，可谓件件至关重大，事事高瞻远瞩，无一不关系着起义军的前途与命运。然而，李自成见罢仅是批疏曰“知道了”，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主帅昏昏然，众将士更是纷纷然，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终日沉沦于陶醉和享乐之中。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仅仅40天的光景（同年四月二十九日），这支农民起义军队伍不得不撤离北京，演下了一幕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有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同志阅处起文件来，也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了李自成当年的这等作风。无论是何等重要的红头文件，还是怎样紧急的请示报告，或是多么有价值的咨询建议，每当到了他们手中，往往不是潇洒地签上“已阅”退回，就是更为简便地画个“o”了之。仿佛只要用心把“已阅”二字写好，或是尽力将“o”画圆，就算是尽到了当领导的全部责任。至于对上级的指示怎样贯彻执行，对部属请示的问题怎样答复办理，对来自群众的合理化建议怎样采纳实施等等，则每每很少去想甚或根本不管。这种阅完则完、圈了则了的办事作风，与李自成的“知道了”而不行是何等相似！

当领导的免不了常与文件打交道，特别是在“文山”搬不掉、“会海”填不平的现如今，差不多每天都得有成堆的文件有待领导干部阅处。所谓阅处，你得既阅读又处理。倘若只是在文件上批个“已阅”或是画个“o”，而不明确地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尤其是不下功夫做好解决问题、抓好落实这篇大文章，这与不阅不处有何区别？诚然，象这样不动脑筋、不负责任或是怕负责任的干部毕竟很少很少，但对这种作风所造成的影响却不可低估。

当年李自成的“知道了”而不行，曾直接导致新生政权的得而复失；如今身为领导仅限于“已阅”或画“o”而不见下文，其后果又将怎样呢？别的不好说，起码有两条是明摆着的：一条是，遇事既没有主意又拿不出办法，上下一般粗，只当中转站，不仅影响工作落实，以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也难免给人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感；一条是，凡事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全由人们从他那“已阅”或“o”中任意揣度，不仅影响办事效率，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的出现，也极易给人以圆滑世故、耍小聪明之嫌。由是观之，领导工作仅限于“已阅”或画“o”，轻则是要误时误事，重则是要害己害人的。

若再往深处想，毛泽东同志不是早就告诫全党不要当李自成，进城后要反腐败吗？为政不廉是腐败，类似“已阅”和画“o”这种为政不勤的现象是否也是一种腐败？如果是，恐怕同样也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在西方敌对势力正加紧向我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今天。

（原载于1991年9月20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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