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师傅外传（散文）　

贾师傅的真实姓名是贾大明，莲花村人。由于他从事缝纫业四十多年，人们一直叫他贾师傅，把他的真名给忘了。

贾师傅从事缝纫业是由一段小风波开始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二十多岁的大明身强力壮，干农活样样在行，手脚勤快。生产队老队长把他作队委会后备干部培养，经常给他加工作担子。春插季节，任命他为插秧组组长，双抢季节，又任命他为割稻组组长。总之，什么农活重要，大明就任什么组长。那年夏，棉花地里长了红蜘蛛——一种繁殖很快，能毁灭棉苗的小害虫。老队长理所当然地任命大明为治虫小组组长，还给他配了五六个青年男女，要求他两三天内彻底杀灭红蜘蛛。贾组长不负厚望，身先士卒带领一班子人早出晚归，背着喷雾器在棉地喷洒农药。第三天下午，就剩下最后几垅没有发生红蜘蛛迹象的棉地，但还是要预防性地喷一次药水。贾组长看到几个伙伴实在累了，当然，他也更累，就下令休息一会儿再集中喷完地就收工。他们将装好药水的喷雾器放在地头路边，随手抓一把草垫在地上坐下歇息。有个小伙子走路时不小心脚绊着翠花身后的喷雾器背带，“嘭”的一声，喷雾器倒地。贾组长一看，大吃一惊，当时的农药是“1059”，剧毒，沾上皮肤也有中毒危险。一时顾不得男女接触之嫌，冲着坐在地上的翠花吼道：“快起来，药水会流进裤裆里。”并赶紧跑过去，拉翠花的手，翠花被他拉了起来，药水流到她坐的地方，避免了一场事故。不料，这些被路过的民兵排长看到，说贾大明调戏富农子女翠花，还在老队长面前告了刁状。老队长问明缘由，虽然通情达理地支持贾组长见义勇为，可在那个阶级斗争喊得震天响的年代，也不敢说公道话。批评民兵排长吧，他怕影响队委会的团结，又怕排长闹到大队扬了生产队的家丑；违心地批评大明吧，又于心不忍。为了息事宁人，老队长只好两边做善后工作。他找大队支部书记，将大明送到大队企业，说是为大队输送优秀劳动力；对民兵排长说是让那小子到大队去改造。平息了一场风波。

贾大明虽满腹委屈，但也因祸得福，因为大队企业的活儿毕竟比生产队轻松得多。到大队后，书记要他到缝纫组学缝纫技术。由于他肯学，勤问，不到三个月就学会了剪裁，踩缝纫机，钉扣，绞边等。年把时间，组里十来个缝纫工中，他的技术可说是出类拔萃了。第二年，大队任命他为缝纫组组长（相当于生产队副队长级别）。在当时，由于组长职务多如牛毛，生产队的各种专业组、副业组、劳动组，少说也有七八个，五六个劳力中，就有一个组长，副组长，有的组还一正两副。加上在职务的称谓前，老百姓总习惯于省掉“副”字，所以组长几乎到了普及的程度。这些组是生产队的二层机构，组长的级别比贾组长还低半格呢，副组长低了整整一格！大明的徒弟与同事，还有找他做衣服的群众，叫他组长怕给他的职务降格，又怕亵渎了手艺人，就都称他为“师傅”。

那时，衣服别说是花色品种，就是式样也不多。中老年人一色的中山装，年轻人以国防服为主，也有穿中山装的，且不分男女。两种款式的区别不大，中山装四个口袋缝在外边，　封口布有扣子扣着，国防服的四个口袋缝在里面，封口布处不钉扣子。裤子分男女式样。也许是衣服款式单调，贾师傅的缝纫技术很快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远近几个大队的群众都到他组里做衣服——抑或是别的大队没有缝纫企业。到了阴历年底的日子里，到缝纫组做衣服的络绎不绝，缝纫组日夜加班都有做不完的衣服。贾师傅和他的缝纫组红得不得了。大队的大会小会上，支部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总是表扬缝纫组，表扬贾师傅，还发奖状，以资鼓励。有几年公社还为贾组长和缝纫组发过奖状和锦旗，公社的党委书记到大队检查工作时，专门视察了缝纫组，并与贾组长握手，鼓励他加油干！贾师傅成了真正的红人，忙人，名人！

贾师傅回到生产队也好像比别人高了几分，再不是过去刚到大队时走路也低着头的贾大明了。与民兵排长相遇，更是昂首挺胸！

七十年代末，大队开始搞联产责任承包制，缝纫组的业务渐渐冷淡。往后，大队对企业

整顿改革，贾师傅和其他员工各折价分了一部缝纫机回家。贾师傅的同行们耐不住清贫，先后“转业”干其他门路。只有贾师傅对缝纫业情有独钟，硬是坚持下去。先是等客上门，看到顾客实在太少——一个月也只有两三趟业务，就边务农边缝纫。到了九十年代，各式各样的成衣在乡镇也可买到，贾师傅的业务更加萧条，一年也只有几趟业务了，找他逢衣服的都是些不出门的老哥老姐们。贾师傅常常望着缝纫机叹息。

有一天，贾师傅看到上小学的孙儿孙女各种书籍、作业本有几十本，除语文数学常用外，什么音乐、生物、美术、体育等，一周也难用一次，混放在一起不便找，也不好拿，上课就更麻烦了。不到一周，新课本就让孩子们翻得皱巴巴的，真可惜！贾师傅也够聪明，当天就为两个孩子各做了一个新式多层书包。书包表面用花布缝出图案，两边缝了放文具盒的小袋子，最大的现代化是总开口处缝了拉链。这是贾师傅从事缝纫业以来将缝纫技术发扬光大的闪光点。小孙子使用这种书包可以分层次放课本，方便多了，加上样子好看，高兴得欢呼雀跃起来。没想到这两个书包背到学校后，起到轰动效应，很多小孩回家后，缠着父母要这种新式书包。一些年轻父母把子女当小皇帝，当然对孩子是有求必应。一时间，找贾师傅做新式书包的又拥到贾师傅家——这大大出乎贾师傅的预料！贾师傅又忙碌了几天。虽然小生意赚不了几个钱，但贾师傅乐意！

不久，有人从县里、小镇上买来比贾师傅更好看、更适用的书包，而且是双背带的，据说两肩背更利于孩子健康。于是，贾师傅门庭又冷落了。

贾师傅在大队缝纫组时，工分比别人多，除参加生产队分配外，企业还分了些红利，经济上比种田强得多。贾师傅很有远见，把钱花在教育上，送一对儿女读书，且都上了高中。那时，全村绝无仅有。读过书的儿女见识广，最先察觉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质，也最先选择转移农村劳动力，走出家门，在外闯荡。几年下来，果然赚了些钱，他们要在家修房子。

风水先生说，贾师傅家的屋场风水好，门前有一口荷塘，荷生玉珠，水映日月，昭示家庭兴旺；塘边有两棵大柳树，夏季树下一片阴凉，有福阴后代之意，又象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贾师傅虽然不迷信风水，但觉得这老屋场就是好，舍不得搬开。于是，掀掉原来的茅舍，在老屋基地上盖起了一栋砖混结构的三层楼房——是当时十分气派的住房。

房屋竣工后，贾师傅老两口住底层，楼上住儿女们。贾师傅住进新房，自然非常高兴，常常笑得合不拢嘴。贾师傅老两口手脚勤快，常帮儿女做些家务事，加上从不与小字辈计较得失，所以与儿女媳婿关系十分融洽，家庭非常和睦。

贾师傅的为人赢得了儿女们的孝顺，儿女们从不让他干重活农活。孙子们上学后，老两口闲得慌。贾师傅又操起了传统的缝纫业，他把缝纫机摆在客厅，还居然在门前挂起了“莲花村缝纫部”的招牌。招牌很大，白底红字，字虽不是铁划银勾，但在村里也不算难看。贾师傅做招牌的指导思想也挺有意思，他看到“莲花村理发厅”的红梅姑娘，才二十出头，别人一口一个厅长叫得响当当；那开南杂店的二毛子，别人还叫他经理呢。他想，我搞个缝纫部，别人不叫我部长才怪呢！可贾师傅想走了调，这“厅长”呀，“经理”呀，是年轻人的专利。年轻人是贾师傅的晚辈，叫贾部长不是讨骂么？而年老的又不像贾师傅那样童心不老，所以全村人对他称呼依旧——贾师傅。

说来也怪，这招牌没挂上几天，就有两三个老伙伴先后上门请他做褂子、罩衣什么的。贾师傅热情得不得了，又是请坐，又是泡芝麻姜茶。然后才慢慢量体裁衣。隔壁的大伯大妈们一看贾师傅家有生意，也赶来凑热闹聊天。贾师傅同样热情接待。渐渐地，这缝纫部就成了老年休闲中心。热天，老年朋友们在柳树下边喝茶边聊天，有的还玩起了一种叫跑和子的纸牌。冷天，贾师傅还准备了煤灶烧煤取暖。老伙伴们干脆拥入贾师父的缝纫部烤火、喝茶、聊天、玩纸牌。伙伴们这才发现，贾师傅把在大队担任缝纫组长期间获得的奖状、锦旗，个人的、集体的，全用镜框装好，锦旗还包了一层透明塑料，挂在墙上。有人就笑贾师傅怀旧，也有人夸贾师傅当年英雄，贾师傅也时常对老伙伴唠叨当年任大队缝纫组长时的事迹，那神态，充满激情，真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红红火火的年代，逗得老伙伴们捧腹不已。不知是谁从电视里学了几句时髦话：“贾师傅，这公社革委会、大队革委会发的奖状锦旗，具有收藏价值，说不定过些时日，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那时，你贾师傅可就成富翁了啊！”伙伴们一片附和声、欢笑声，好一派欢乐气氛难以言表。

这话真管用。没几天，贾师傅真的把他的那些宝贝从墙上取下收藏起来了。于是，雪白平坦的墙上剩下一些不规则的钉子眼。

别看贾师傅为老伙伴们做几件衣服的手工钱还不能开销茶水煤，可贾师傅真的乐意！

又要过年了。贾师傅的儿女要为父母买几件时尚的衣服穿穿。贾师傅死活不肯，说什么买的不合身呀，针钱不紧呀，绷着脸逼子女买布料自已做。儿女没法，只好买来上好的布料，交给顽固的老爸。贾师傅三下五去二把衣样裁好，拿手的中山装罩衣不到一天就做好了，第二天，又为老伴做了一件腋部开扣的罩衣。做的裤子当然是老式样。　

腊月二十四，农历小年。贾师傅吃过早饭，穿着自已做的新衣服到镇上买年货。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精神。你看他，戴着旧黄军帽，中山装整洁笔挺，连风纪扣也扣得严严实实，裤子也是新的，中缝褶痕还保持完好，只是棉皮鞋旧了一点。走在小镇上像将军检阅士兵一样。

不知为什么，贾师父出现在小镇上时，人们都对他望一望，像行注目礼一样，回头率还挺高的——绝不亚于袒胸露臂的时尚女郎过街。有的望着他笑，他也报以回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