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托儿所

听妈妈说，我兄妹三人都是在两岁或多一点点被送进托儿所的，也就是现在的幼儿园；当时我进的这个托儿所是这个小城市里唯一的一个幼儿园。并且是全托，也就是说，一个星期要在托儿所里呆上六天，只有周日一天是在家里度过的，一年里也没有暑假或寒假之说。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上学，并且，在托之间有时因流行病什么的，周日也要呆在托儿所里，我即使被接走过周日，大都是在姥姥家度过，那时大人们都在为革命而忙碌、为各种会议而操劳。　

在我的记忆里，所有在托儿所时期能被接出过周日的日子里，我是只小小鸟。而周一早上送我进托儿所的才是妈妈，因为，只有我妈妈一个人能把我送进托儿所里，有时，还是被妈妈打过之后，才踏进那孤独的、破漆斑驳的、厚厚的木门。　

在我的记忆里，周六应该是我最最渴望做鸟的一天了，一早就梳理好待飞的羽毛......可是，有无数次是眼巴巴地看着一只只小鸟都欢快的飞走了，惟独我一人孤单单地坐在小木板凳上期待着被接走；天黑了、星星出来了、眼泪也出来了；我很快就练就了一熟练动作，就是擦眼泪时，不被老师看到。一次，在这样的时刻，我爸去接的我，坐在爸爸自行车的横梁上我委屈的抽泣着，而我爸推着我走、在黑的夜里、在偏僻无人的土路上，只有我呜咽的抽泣声忿儿忿儿的。这时，寂静的夜里，又一抽泣声在我耳边伴着我的抽泣声，爸爸也在哭。从此，我无论周六的晚上什么时候被姥姥家的任何家人接走，再也没有哭过！　

在姥姥家我知道，爸爸、妈妈都是公家的人，都有革命工作；爸爸是领导，我问：“领导是什么？”铁路工人的姥爷说：“领导是做官的。”那时，我在心里发誓：我长大后不做官！！！　

记得快过六岁生日的那年冬天，在姥姥家春节要过去了，和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们全都该上学或新入学了，我所面临着又要入托儿所了，我整整一天只有一个架势和动作就是抱着姥爷家的八仙桌的一条腿、不吃不喝、抗议不去托儿所，坚决要上学；一个白天没人敢去叫我妈，连我自己都知道把妈妈叫来看到我这德行会是什么后果。但是，也没人能把我和那条八仙桌的一条腿分开。傍晚，我已疲惫不堪、迷糊中看到妈妈愤怒的脸，然后，理所当然的一顿打。　

第二天，我看到一个绿色的、解放军布做成的、小小的、带着毛主[xi]他老人家绣像的半新书包，那是我一生中第一个书包。我上学了！

(二）上学了　

爸爸、妈妈一辈子不允许我们兄妹三人说谎。而我入学的第一天，我妈妈教我说：“如果谁问你有多大，你就说自己七岁了”我点点头。还好，入校后，因自己个头高没一个同学或老师问过我的年龄，这个谎言的负担慢慢的就忘记了。　

记不清上学几天后，妈妈带我在像馆拍了我六岁的照片，每年生日这天照一张像也是我兄妹三人的例行公事了。　

开学的第一节课是老师让学生学写自己的名字，小同学们一个一个报出自己的名字，老师写在黑板上、然后同学按着老师写的再写在自己的本子上交给老师，我个子高被排在稍后的位子上，当时很不理解，在幼儿园里是个高的在前面的，还没轮到我报名字我已写好自己的名字随着前面的小同学交给老师。此后，毛主[xi]万岁！为人民服务！等全是不学都已经会认写的（文革中期儿童入学的必修课、全国人民都一样），这就是在那时进过托儿所和没进过托儿所的最大区别。　

很快，我就成了二、三位调皮男生的攻击欺负的目标，他们都比我大二到三岁，都是因家里穷，兄弟姐妹们多，该入学时先紧着大的上学而依次类推型。攻击的原因是（一）我穿的鞋子都是买的、鞋底是塑料或胶底的，没有手工纳成的；（二）我说话不带当地土字和土语；（三）男孩子玩的小把戏我全会，还不用学、并得心应手、这有赖于在姥姥家的成绩；（四）操场上的大广播里无论播放什么曲目、我全会唱，并不会跑调，且声音脆亮能盖过其他同学......下课时，他们把废纸仍在我座位旁，摔我文具盒（他们没有文具盒）拿我的橡皮等据为己有......　

我的小学和初中阶段很感谢两位女班主任老师，真的很怀念她们。也巧，这两位班主任老师都姓赵、都喜欢女儿却没有女儿、都是有三个儿子，她们也同样的巧妙的呵护着我、支持着我、锻炼着我。　

第一位赵老师------记得当时的课文是很少有散文的，都很政治、课文都是‘红’色的多，但，会有情节故事类的，比如《夜半鸡叫》等，只要有类似散文的课文就没有同学们举手挑选朗读这一程序了，赵老师点名要我读课文并要求用普通话。那是我最最喜欢的课程了，超满足虚荣心。后来、学校的播音或通知什么的都有我来担任，也是赵老师推荐的。此后、学校的朗诵比赛，男女生朗诵的节目没一拉下我的，一直到高中我迷上了舞蹈，才推掉舞蹈节目前道白的任务、我要跳舞、哪怕是集体舞蹈我不是主角也再所不惜！

第二位赵老师------约小学四年级的下学期接任的我班一直到我初中毕业。她的妹妹们全是省、地市级剧团的主角、名角。她会弹脚踏琴，喜欢音乐，主动自愿的担起给我练声的工作。自习课和课余时经常把我叫到琴房让我唱歌、教我新歌。而学校由我参加的演出活动一律绿灯，晚上连续演出任务重，白天在课堂上睡觉她也不管我。一次晚上演出后，早上起晚了赶到学校，同学指着我脸笑，赵老师看到后也轻笑了，然后让我再去洗脸并告诉我，演出化妆前那凡士林涂厚些，卸妆时也要用凡士林膏卸妆才容易洗净皮肤；我一直铭记至今，在这之前最令我头大的就是演出后的洗脸，现在惟独脸上皮肤爱过敏我怀疑就是小时候让肥皂破坏的。　

她对每一个同学都很和气，脾气特好，还常让我们到她家里玩，让我们翻看影集。没人能想象她发脾气会是什么样，但，有一次她深深地发火了，也是我见到她唯一一次发脾气，用整整一节课的时间不提名的批评几个男同学，全班惊呆了、全傻了、批评的暗示语里不允许男生议论女生，不允许男生给女生起绰号等等，后来一位要好的女同学悄悄告诉我，赵老师发脾气是因为我的缘故。

（三）踏上舞台和我的三位老师

刚入小学不久时，教唱歌的音乐老师，姓陈，大大的眼睛、短发，胖乎乎的，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和同岁的郭小洁排练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奶奶和铁梅讲身世的一片段；我演铁梅、小洁演李奶奶。　

小洁是个非常要强的女孩子，是高干的女儿且天生的高干子女气质，小洁不乐意、斜着眼嘟噜着说：“让她演铁梅，让我演老太婆”说到‘她’字时音节拖了半拍，分明含着轻视。　陈老师干练、果断地说：“就这样定了！”真不愧为军人的妻子。　

接下来排练和第一场演出的几天里，小洁一直不理我、没和我说过一句话。演出结束后，陈老师兴高采烈的告诉我们：“做好思想准备，要到市里的大舞台演出了。”　

可陈老师为我俩的扮装和道具------红灯，而发愁。回家给妈妈说了此事后，我妈笑了说：“去找你姥爷呀，你姥爷就是干的和李玉和（戏中男主角）一样的工作，扳道工。”对呀，姥爷是有这样的灯、都是宝贝似地放在枕头边的，只有我玩过、摁着按钮让它红、绿、黄的闪，没人敢碰它，那可是公家的财务。我兴奋的跑到姥姥家，进门劈头就拽着姥爷说明了原因，姥爷再三叮咛着把灯给了我，我转身就跑，临出门听到小姨在身后骂了句：“除了你个龟孙妮子能拿走这灯。”　

妈妈花钱专为我定做了一件大红偏襟演出服，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大人们清楚地知道像这样演出的重要性和规律，根本不会只演出一场就罢了的。后来演‘常宝’也是这件大红的上衣。陈老师也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一条长辫子接到我头发上，我就这样唱着样板戏踏上了舞台，并遭遇第一次录音，大街小巷的广播喇叭里固定的几分钟时间播放着我和小洁的唱段，在这之后我和小洁成了要好的朋友；她善跳舞，在跳《白毛女》的片段时，都是我在幕后为她伴唱。直到二年级因搬家而转学，陈老师也因丈夫转业而去了南方。但和小洁我们不断的都能在各自学校里的演出活动中在舞台上较劲、在舞台下亲热；我俩友谊一直保持至今，她现已定居北京已有两年没见面了。　

在小洁和陈老师离校后的一段时间里，没了任何演出活动，音乐课也是其他不同的老师代教，直到有一天班里同学咋咋乎乎地议论；学校调来音乐老师了，姓马，是回族，有多多漂亮、个子高高的，这个说像电影里的谁，那个说像电影明星谁的......我比谁都期待着见到音乐老师，掰着课程表查看等待着，终于开课了。　

马西云老师飘进教师时，屋里掉根针都会吓人一跳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高高的身段凹凸有致，两条乌黑的辫子恰倒好处的垂到腰下臀上的部位松散的刘海自然卷曲着，欧洲人的皮肤和鼻子，长长的睫毛、清澈的眼眸；我曾无数次近距离地凝视过这双眼睛，在那给我化妆的时刻。这在陈老师那里我是不敢凝视的，陈老师化妆像拿个扫把在扫地的感觉，而马老师化妆时手指轻触皮肤的感觉和对每道程序的细致是享受。　

记得在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演出活动时，因报幕员（现如今的节目主持人）闹情绪走人了，组织者们和各单位、学校的领队都傻眼了，演员们已整装待出、临开场几分钟了，一领导人物冲着全体演职员着急地喊：“哪个单位里有能报幕的？”没回应，这时马老师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然后拽出我来，众人的眼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那人急急地说：“行，个子够高，给她换上大人的衣服。”也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件大人的翻领上衣，马老师二话没说动手开始给我换衣，嘴里还不停地嘱咐着注意事项、安抚我不要害怕。其实，我根本就没害怕的时间，穿着松垮的衣服被推上了舞台。　

中间有一个节目报错了，隐约听到台下的笑声，到了幕后眼泪也流了出来，马老师温和的笑着不停地给我擦眼泪、怕把脸哭花了、哄着我，几分种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这时我意识到，哭是没用的，马老师拉着我的手到台口，不知为什么我抗拒不了她。就这样两眼泪花走上舞台报：“下一个节目......”　

原以为这是次应急的活儿，可没想到第二天给我又换了件合适的报幕服装就此整个阶段的演出报幕都由我担任了，并且，在这个阶段里，大哥哥、大姐姐和叔叔们不断给我指点，报幕员应怎样走上舞台、怎样转身、怎样站、怎样微笑着再开口，其实，这段时间最辛苦的是马老师，她不但要给我们一个个化妆，还要不停给我换衣服，默默地照顾着我们不出错，而总是在需要她时就能出现在身旁或在视线之内。在这之后，我毕竟还是孩子、再也没担任过舞台报幕，这也成了我在大型舞台演出唯一的一次主持人的经历。

临初中毕业时，我哥说：“上高中去一中吧，我让你和小洁一个班。”我当然愿意了。然，就在这时学校通知我：“你被**高中选中，把你要走了，你现在就去找魏老师报到，记住，魏道中老师，文艺室。”　

回到家给家人说此事时，哥哥极力反对说：“那个学校虽也是重点，但，一中可是第一重点呀，再说，你肯定也要参加文艺队和演出的。”我不管，我被虚荣心驱使着；心想，假期还没开始，都没放假呢，我就被选上、被‘要’走的。这两个学校一直是市里各大舞台上的主力军。于是，我去了能满足我虚荣心的学校，整个假期，手续没办，就开始了紧张的排练、练功，并接触到正规和规范的舞蹈训练，我是歌组、舞组兼之。　

开学了，魏老师又自愿主动的担起我的练声，他家就住在我教室的后面，出门必经过我教室的后窗，每天下午的自习课，他都把我叫到琴房辅导我练声。不久全国恢复了高考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问世，全校沸沸扬扬，有的同学家长已不让再参加练功和排练，演出活动也无形减少了，可魏老师一如既往的经常辅导我练声唱歌。一次，在练唱时，和我要好的几位同学在窗外等我，在窗口伴鬼脸，精力不集中的我老往窗外瞧着、偷笑着；魏老师发现后，只听‘啪’一声响，我吓了一跳，是琴盖和琴碰撞的声音，再看魏老师一声不吭地站起来走了，我傻不啦叽的也走了，在这之后的数天里，魏老师再也没叫过我，我以为从此他再也不理我了，可后来一天的自习课魏老师又叫我去练唱，我已愧疚了好些天了，后悔的要命，惊喜中高兴地飞出教室，此后，等我放学的同学也不在琴房窗外了，改在近旁的大树底下。　

随着高考的恢复，全国都变了样，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了原来频繁的演出，学校也为了不影响同学的学业，平时的练功和排练都取消了。　

现在，马老师自上世纪80年代初调出学校后，仕途一路坦荡，魏老师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惟独陈老师不知在南方的什么地方，现也该是儿孙满堂退休在家安度晚年了。陈老师您在哪儿？祝我的老师们身体健康、幸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