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后就被家人屡次丢失在东大街，北大街上失踪，让我心痛不已。我就在最后一次将母亲找回后从医院接到我的小家里到现在，已经八年了。这八年，我曾与四位农村保姆相处，大家彼此很信任，我也很欣赏她们。通过她们我一直与农村息息相通，血脉相连。我不赞成用物质和钱对农村扶贫。在我与保姆相处的日子里，感觉关心她们的心灵，帮助解决她们在家庭里村庄里的地位至关重要。农民更需要的是精神扶贫。

我家的第一位保姆是当年的妇女队长铁姑娘，不识字，名字叫得很好，张玉川。她是我在文艺路大雪天路边找来的。

那时我母亲胯骨股骨头骨折，在父亲家才十几岁的小保姆怕母亲排泄麻烦，就将母亲饥饿至昏迷僵死，腰间整出两个拳头大的褥疮，脓血淤淌……那天夜里我和丈夫回家发现，即叫来120车将母亲送省医院急救，三天三夜母亲就如去世一般了无生息，医生总问我们儿女，是放弃，还是继续？

当然是继续急救！

我握着那张薄薄的“病危通知书”，开始仔细倾听医生介绍病情复生的可能性，看着只有一个读数的机器，心里非常难过，眼泪自流自淌无法抑制……

到第四天的夜里，母亲的脚趾头动了一下，一会儿眼睛睁开了。机器上有了所有的数据。母亲回来了。她醒来看到了我，但是她的舌头如小核桃缩顶在在喉腔里，我用手指去按，硬如龟甲盖。只能用香油不断浸泡，再拿耳勺一点一点挖下来……等着鲜粉的舌头露出来。

那是接近年关了，日夜陪护守侯，成为问题。保姆一定要尽快找了。小姑娘，坚决不能要。她们是来城里找幸福人生的，而苦难，她们不想再多吃一口。第五天，文艺路人劳市场，我嫂子看见路边风里雪里立着一位硬朗高大，手提“上海”帆布袋，头发灰白却傲然挺立很自尊的壮年妇女。她即可拨开唧唧咋咋画眼瞄眉急切渴望在城市淘金的农村姑娘、少妇和壮年妇女们来到她面前问，想干活吗？她点头。嫂子说很麻烦的，80岁了的老太太，老年痴呆症，不能下床的，骨折了。她居然说，白不咋，咱走。那些名字，价钱，时间，一切一切条件都还没说呢，她居然就说“白不咋，咱走。”

走？你叫什么呀？我失笑了。她立定，从容翻开衣服下摆，从里面掏出一个手绢包，捏出一张身份证。我看到：张玉川，女，56岁，长武县曹家乡三组。我问她为什么来西安挣钱？她说，就没事呀，农闲着就想来看看城里人都活成啥日子了。钱不钱无所谓的。我说，那就一月600元，吃喝睡觉在家里你随便。不用做饭，看好老太太就行。她说要做饭，还要打扫卫生才能成。我说，那你自己自觉干活儿可就是皇帝他妈拾麦穗——散散心而已了。她别过脸鼓着嘴笑，说，那谁个做饭清除呢吗？我说，我呀。她又笑说，乃奏僚很，咱走着看着，咋个都能成。

在医院，张玉川来了，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就不再12点以后的夜班了。在她很有经验地照顾下，母亲恢复地很快。先是褥疮结巴了。后是导尿管拆除了。她还很会动脑筋，想出很多好办法，帮助母亲锻炼，加强肌肉的力度和强度。不久，医院住院的人少了，可以给个单间。但是要重新粉刷一下。冬天屋里渗的很，我们就用电烤炉烘房。一天医生来问怎么还没有搬进去？我说，新粉了还有点儿渗。医生是我的中学同学，很熟，他就甩下一句话说：“渗？那炉子不行，得人坐那烘才好，才行！”那天夜里我回去的晚，把母亲的褥子拆洗完回到病房，妈妈睡着了。张玉川却不见了人影。我是左等不见，右等不见，看书等还不见。到暖气上翻褥里褥面，见人就问。才有人用嘴向我们的新病房一努说，你家保姆在那儿烘房呢。我还被她扽住说话，烘了一阵子呢。

新病房里，25瓦的黄灯泡下，张玉川在方凳上端端地左手压右手地坐着发呆。我看她，她顿时立起问，老太太没事吧？你回！我再烘一下，明天老太太住就有人气了。我过去拉她，握起凳子说，你也回。一个人的气息还能烘成多大个气象？她说，也是，人多些就好了。在农村讲究烘新房。我夸奖她，感激她，说她真的对老太太很有心。然后一路指指暖气上的褥里褥面，交代明天上午查房前就收回来。我们俩又说了一会儿话儿，她很困地睡着了。我回家走到暖气前一摸，褥里褥面都干了。我就收好叠了放进柜子。

第二天可不得了。我9点钟一进病房，陪护和医生都在向我告状，你家的保姆怎么那么死犟呀！原来，张玉川起床后去暖气上收我交代的褥里褥面，结果没了。她就挨个寻找。大家就很不高兴。这是人品问题呀。被怀疑。被农村保姆怀疑，这是什么事呀？还影响了惯例的医生查房。张玉川不管她们的叫苦冤枉和秩序。她就是要找到我的交代，等我来时她好交代。一位病友一路跟着我边走边叫屈。她说，你家保姆也不想想，我都不知道你家老太太抢救了几天是得的啥大病，怎么会偷拿个褥子回来找死呢？我立定看她，她住嘴知道说错话了，低头溜墙根回房子了。我很后悔今天来迟了。但是对着张玉川，我还是露出了由衷的微笑。张玉川见我面色难过地下牙咬着上嘴唇喃喃地说，褥子不见了。我查了上下三层的房开，还是没有！我笑，我打开柜子说，你睡了，我偷回来。啊！她双手一拍，两眼放光地叫出声来。放心了。我知道，她在西安来寻找工作的每个夜里，租被子床铺都是与人和租的，一夜只花1·5元，还嫌贵呢。这个褥子，在城里人眼里是“有病菌”，而在张玉川的眼里就是好生活。肯定有人想“偷”。而且，她还要为我家负责任。所以，她固执搜查所有病房，强行翻腾打开别人的床边柜子……有点儿搞笑。

不久，我们就回家了。出院时，我对哥哥和姐姐说，妈妈从此由我养老送终，你们不必再操心。张玉川平静地站在我身后，往往人产生一种力量不是你自生由来的，而是外力压迫出来的。我那时的力量就来自老保姆玉川。我知道，有她玉川在，还有我在，我母亲的生活就没有困难！

张玉川60岁时，一天她穿戴整齐地向我告别，说她这几天很头晕。可能是家族遗传的高血压。她父母都是高血压摔了一跤就走的。所以，她要回家了。我们相处了四年。这四年，玉川还是工资600元。每次给她工资，她都让我放在她住的那间屋里的桌子上，等没人看见时才收拾起来。对她，我是从没有给过一个节假日。但对她，我像对待姑姑和姨一样。她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过年给老太太添置什么，她也同样获得。老太太一刻也离不开人。张玉川她的大手就一直握住老太太我的母亲。在夜里看电视的时候，母亲很习惯很自然地靠在老保姆的肩膀上，像个孩子那样不时地对着张玉川笑。

第二位保姆叫红丫，31岁。她只待了一个月，是从临潼和丈夫打架跑出来的。红丫模样清秀，蛇细无骨的身体，35码的脚，苗条且小巧玲珑。（且听下回分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