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的正值和负值

所谓既要写出人物狮子般的勇猛，又要写出人物羔羊般的懦弱，抽象出来无非是人物的正值与负值。任何一个人都具有正负二值，通常说某人好或坏，也无非是正值大于负值或负值大于正值或两者相等，绝对的二元对立是不存在的，有人会做学问但不善交际，有人小处精明却大事糊涂。可见，高大全固然假，一切差也未必真。

人的价值在文学中主要通过言行体现，而首先须明确的是值的标准，它决定于人们的观念，但观念有时空差别，值的标准就不可能恒定。婚姻自主在封建社会属离经叛道，在民主社会为合法合理。个人主义在欧美是一种文化因素，在中国近似一个道德范畴。从哲学上讲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从史学上讲人的价值又不能单看效果，而必须和动机统一，所谓莫将成败论英雄。文学的价值取向与哲学也不全等，文学更注意人的精神，用恩格斯的话说，它“远离经济领域”，是“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所以，人的价值，既要看其言行效果，也要论其动机。作为人学的文学，尤其重视后者。那么，值的标准就该是：不仅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前进，还须有助于人类精神的上升。这是第一点，是就人物在作品中的整体表现从宏观角度考察。

其次，除了上述客观标准之外，作者还有自己的主观标准，尤其是在人物的个别行为上，这种主观标准常与客观实际相矛盾。此现象或根源于作者的世界观，或归因于作者的表现法。世界观的问题不属于本文论述重点，表现法-----主要是抑扬法的运用，则是作者主观标准产生的重要基因。其特征是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冷热反差：对所爱者明贬暗褒，对所憎者明褒暗贬。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红楼梦》里的宝玉、黛玉和宝钗这三个主要形象的塑造。在曹雪芹的笔调中，宝、黛的正值似乎都小于负值而宝钗的正值却明显大于负值，这是作者特地创设的一种审美机制，让读者在欣赏时调动智能，咀嚼寻味。《牛氓》中亚瑟和蒙泰尼里的例子也是如此：伏尼契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亚瑟前期的幼稚，后期的冷酷，可是读者在掩卷之后，自然从惋惜与遗憾的心境中感受了他的纯洁与刚强。作者同时以浓重的笔墨渲染了蒙泰尼里对天主教的虔诚和对私生子的担忧，有意造成一种模糊印象，使人们在阅读过程中产生误会和错觉，眩目乃至动情于他那“诚”和“爱”的光环，但最终仍暴露了他作为鹰犬和刽子手的真实面目。这都是作家出于表现之需要把本来属于客观的负值褒扬成主观的正值，然而并不影响结果的显示。

除了值的标准之外,在创作中还要体现值的效应。正值善果和正值恶果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效应。如果说善有善报是一般规律，常运用于正剧(包括喜剧)中，那么善有恶报便是特殊规律，具有悲剧的本质特征。这两种效应都属客观存在，并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既同属客观现实就同属表现课题。描写善有善报的正效应可以强化人们建设生活的信念，而描写善有恶报的反效应则可以激发人们改造生活的动力。

值的效应和值的变化密切相连，人物的言行不是始终停留在一个固定值的水准上，特别是文学艺术作品，要有意识地表现出值的增减从而使效应产生强烈感。随着情节的发展，正效应若与正值成正比便加强了正剧性，正效应若与正值成反比则加强了悲剧性。《复活》主人公聂克留道夫的逐步忏悔与赎罪至于达到灵魂的升华，是正效应与正值成正比的表现；《茶花女》主人公玛格丽特不断与旧我告别追求新生而结局愈来愈惨，便是正效应应与正值成反比的揭示。值的增减是值的变化一种形态，属必然的范畴。另一种变化形态则非必然，处于两可的偶然之中，即值的转换。转换是质变，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比如父母对儿女的关怀无疑是好心，属于正值，但关怀过度形成束缚或娇宠，这种好心就越出了界限，本身已转换成负值。这种出格便属特定条件，但由于它能丰富情节，便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人物性格，也可产生特殊效应。笃信变成迷信，严格变成严酷，以及遵守原则变成墨守成规，坚持改革开放变成放弃传统而崇洋媚外等等都属值的转换。

掌握并运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基调与变调旨在使形象趋于丰满，而认识并表现人物的正值和负值则是为了使形象达到深刻，这都是名著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原载《写作》199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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