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应该写下什么?在举国悲痛的深刻,也许我只能是与大家一道去哭泣,用这种形式去祭奠亡灵。但我又想,哭泣之后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当时光流逝,许多的记忆淡化,我们又忙碌于各自的生活,各自去挣扎,去挣钱、去养家糊口;去投机钻营,去做假烟、去制假酒,在最短的时间里,赚取更多的钱。依然的尔虞我诈、不择手段;依然的在公车上不让座与老弱,依然熟视无睹的看小偷接手伸进别人的腰包;生活总在继续,我们骨子里那一丁点儿仁义善良又被现实的尘埃掩埋。这是人性的宿命吗?人性只是在一个巨大的悲痛面前昙花一现,随即沉入生活的旋涡,麻木地蛰伏着,等待下一次阵痛?
也许有人说,生命的意义,不是沉湎于痛苦,而是幸福地生活。这我完全相信。
我想问的是:灾难对于我们的灵魂究竟是一次怎样的拷问?对于人性中那一息尚存的纯真和仁慈究竟有多少培育?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经常要把人性与民族情结混为一谈?总有这样和那样的愿望意识把善良、仁慈等人性上的质素别有用意地引入国家主义教条。对死者的缅怀和生者的抚慰应该是人类生命意识上的真实,难道非要划入国家主义的轨道才显得意义非凡?
在数以万计的遇难者的亡灵前,我们也许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在大自然面前,骄傲的人类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在一个有限的物理活动范畴内,我们能够做的,也许就是相依为命,让生命焕发更大的光芒,让命运和谐。
爱我吧!人们!不是一时,而是一世。
对于灾难,对于灾难中的人格,我们应该固守怎样的立场呢?记得曾经看《泰坦尼克号》时,其中有一个镜头让我触动。在巨船即将沉沦的时刻,人们争先恐后的逃逸,船上配备的救生小船不够,船员们紧张地组织儿童、妇女和老人上救生小船,慌乱中,大副持枪击倒了一名欲抢夺上船的壮年男子,镇住了场面。尔后,这位大副举枪自杀。这里,我不想去探究这个虚构的场景有多少真实性,我只想说,它至少表明了一种文化上的人格塑造和引导。
在灾难面前,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是一种人格体现。而泰坦尼克号的另外一幕,不得不让我进入更深的思索。一个叫细田正文的日本男子为了逃生,乔装上了救生船,最后得以顺利脱险。在他上岸的时候,被记者发现,并写出了报道。等他回到日本后,迎接他的是雪片般飞来的责难信,随后他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同时失去了武士资格,在屈辱中度完下半生。这个绝非虚构的故事背后,透露出一个民族真实的情结。那就是尊严。我不是在此歌颂那个孤悬一隅的大和民族。事实上,这个民族在强烈的屈辱下而进行“明治维新”后的崛起过程中,有过的令人发指的侵略和掠夺事实,多少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中卑劣的历史沉淀。但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细田正文的这种行径能够激起日本人的公愤,说明了他们对待尊严的顽强维护。泰坦尼克号的灾难不是日本的灾难,一个同胞能够死里逃生是值得庆幸的,无论如何,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按中国那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言,这是天经地义的。果真如此吗?答案毋庸赘言。
事实上,在这次地震灾难的救助过程中,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在危难之中,人性中那些闪亮的因子释放出令人眩目的光彩。解放军战士、武警战士、消防战士、医护人员、志愿者、灾民,还有亿万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他们以一种日常所无法凸显的努力,张扬着人类灵魂深处那至善至美的基因魅力。究竟是什么召唤出这种力量呢?职责?族性?还是某种号召?
我当然承认这些因素的作用,但不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决定他们行为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力量,那就是来自己人类自身的尊严驱动。尊严,我理解的它是一种价值认领,是一种人的社会关系的确认体系。起初,人类尊严的指向很单纯:猎杀中的强健的姣姣者,这是一种价值认同,在人类早期的生存劳动中,勇敢和强健者往往能够猎取到更多的猎物,这样,就逐渐形成大家的倚仗认可和钦佩。这种倚仗和钦佩认领,就是人类尊严的雏形。这也使得被尊敬者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以维持和提升这种价值认可。这种缘于对他人产生作用的心理满足,构筑着人的尊严体系基本框架。在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自我价值搜索和确定一直在进行着,不过是有显性有隐性的区别罢了。
活着,是生命的本能,这无可厚非。对于生命而言,所有幸福、欢愉、奔跑,甚至痛哭,都是以存活为基点。中国有句混七八帐的俗话:“好死不如赖活。”这种动物本能上的简单愿望,貌似对生命的基本权利确认。但将这种容易张冠李戴的托词当成一个普遍原则,是可怕的。中国古代人们有一种无师自通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才华,他们经常能把一个权宜之计断章取义地变成言之凿凿的醒世格言。把苟且的生存方式偷梁换柱地提升为生命操守的通用准则。有例为证:当年韩信忍受胯下之辱,能伸能屈地权衡利弊,最后成就一番事业,不过,他最终没有钻出汉王刘邦的裤裆。
不敬畏尊严的生命是残缺的。这个世界,充斥着太多的功利的机会主义价值准则,目的掩盖一切,理直气壮地蹂躏人性和生命尊严。“发展才是硬道理。”于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中,我们理所当然的牺牲人们的尊严培育和构造。让一种极端不公正、不平衡的社会现状伤害一个民族的自尊。在一个不讲究诚信的时代,有什么理由让人去信仰尊严?
近三十年的改革,其成绩不能忽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有目共睹,无视这一切,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其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丧失了公有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现代社会的基本保障,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建立在牺牲人民福利和人民收入的基础上,通过不断降低和剥夺广大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来降低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加速gdp的增长,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一个富豪群体,0·4%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财富的集中程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一些改革措施有的甚至在一小撮人为了自身利益而瞒天过海加以利用,严重的玩弄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情感,使社会生活结构陷入混乱之中。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事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如愿以偿地带动人们共同富裕,只是成了某些人从容掠夺社会生产资源的口令。曾经的下岗之痛,让万众一心感受到一种抛弃,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如何去建立尊严?
其实,生存也需要勇气。一个没有尊严的生命,需要更大的勇气去生存。当生命成为一种惯性,麻木就成了智慧。经历了这次地震灾难,在救援过程中的涌现的大量感人事实和上百亿的捐款,表现了人性的高扬。我想问的是:如果没有近年的和谐共建的孜孜努力,情形又会怎样呢?
由此,我坚持认为,物理的沦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沦陷。庆幸的是,透过汶川地震的灰尘,我看见了闪耀着的人性光芒。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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