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凌晨1时12分，台湾作家柏杨在台北县新店耕莘医院病逝，享年88岁。在中国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两位让人铭记的作家，一是李敖，另一位便是柏杨。在台湾报禁与戒严的历史上，柏杨是一位不可忽略的异数。与李敖一样，柏杨写作了大量杂文，并在台湾绿岛经历了长达九年零二十六天的铁窗生涯。

柏杨，原名郭衣洞，笔名柏杨、邓克保，河南开封人，1920年生于河南辉县。柏杨早年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长；1948年与友人在沈阳筹办《大东日报》；1949年到台湾；1960年开始以笔名柏杨在《自立晚报》撰写专栏“倚梦闲话”；1961年开始在《自由谈》发表小说《异域》。柏杨这一笔名来自当年台湾横贯公路通车，他曾应邀前往参观并为沿途景致题名，最后一站位于“古柏杨”的隧道尚未竣工，他回家后提笔有感，为自己取了柏杨这一笔名，并沿用一生。

1966年柏杨任平原出版社社长。他的时任妻子倪明华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他负责该版《大力水手漫画》专栏。1968年1月13日，该专栏刊出一幅漫画，内容是两父子购买一个小岛，他们二人建立一个王国，并由父子两人竞选总统。该漫画触怒了当局，柏杨被定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台湾当局3月4日逮捕了柏杨，从此他陷入九年零二十六天的冤狱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大力水手事件”。（以上部分资料参考《齐鲁晚报》4月30日版赵晓峰《柏杨传奇一生》）

身陷囫囵的柏杨并未意志消沉，相反，在狱中他坚持完成了三本历史著作：《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1978年出狱后，台湾当局与其约法三章：不准提往事，不许旧调重弹，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面。

柏杨的一生的确是传奇的一生，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让柏杨风靡全球，《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柏杨在反读《资治通鉴》中看出了历史的荒诞本质，而人们在反读柏杨的一系列著作中，却能读出柏杨的一系列病症。柏杨的病症基本上有两点：一是柏杨的知识储备不足，以至于犯下令人啼笑皆非的低级错误；二是柏杨的胆气不足，对于台湾上世纪的极权统治畏惧已极，并与台湾的极权政治做出妥协，甚至一定程度上同流合污。在大多数人的评价中，柏杨被评价为人文大师、民主斗士，其实都言过其实。在同李敖的比较阅读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李敖对柏杨曾做过一系列评价，基本观点如下：一，柏杨忘恩负义；在柏杨身陷囫囵之初，李敖也因写作大量反极权的杂文被封杀、软禁，但是，他通过一些国外关系，将柏杨的遭遇透露给国外人权组织并予以披露，以期在言论的影响下营救柏杨。然而，柏杨没有一丝一毫的感谢。二，柏杨先天不足。这一病症在《中国人史纲》及《柏杨版资治通鉴》中十分明显。柏杨一生念过无数学校，但始终没有一张文凭，在战乱年代的辗转中，柏杨并未获取丰足的知识储备。与学识渊博的李敖相比，柏杨就像一个成绩极差的小学生。通读《中国人史纲》，在领略柏杨对正史颠覆的同时，也读出一系列对史实的歪曲。李敖是一个学历史出身的学者，他曾就历史的角度指出《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硬伤。三，柏杨胆气不足。走出绿岛的柏杨将杂文写作转向对传统文化及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然而，深思之后我们会发现，对于长达九年的冤狱，柏杨做出了什么反应？没有，我们看不到。侧重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反映出柏杨对台湾极权制度的刻意回避。八十年代初，台湾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进入关键时期，作为民主斗士、人文学者的柏杨不仅没有出一份力，反而用这一极权政府肮脏的金钱修建人权纪念碑，这是对人权的歪曲。人权是争取的，不是纪念的；人权与极权是对立的，不可同流的。

《中国人史纲》是柏杨最有名的历史著作之一，他以大胆的文笔揭露了中国历史的真相，打破了传统历史学家受意识形态控制集体著史的格局，在这一点上柏杨堪与司马迁遥遥相望。然而，柏杨的胆量到此为止。选择历史题材的写作正凸显了柏杨不敢与当局决裂的事实，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无论如何杀人如麻都不会影响到柏杨。封建统治者的刀剑不会伤害柏杨一丝一毫，相反，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却随时可以让柏杨先生身陷囫囵。《中国人史纲》最大的遗憾在于柏杨没有写到当代，而仅仅写道八国联军侵华，即便是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都没写完。而八国联军侵华距离清王朝的结束只有十一年，这一刻意的回避是为了什么？其实理由很简单，柏杨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如果写出现代史，必然要写到国共之争，进而写到国民党溃逃台湾，如此这般，岂不大大伤害国民党蒋委员长的尊严，进而威胁到柏杨先生的生存？因此，柏杨干脆大清帝国的最后十一年都不写，这样不仅回避了国共之争，也与国民党彻底失去联系。我写的是古代的帝王将相，又没写你们，总不至于再关我十年八年吧？这就是柏杨的思路。

柏杨最著名的一本书是《丑陋的中国人》，该书大陆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代大学生，那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该书强烈批判国民的丑陋恶性，指出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等恶性，对于继续开展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不无意义。有人将柏杨的“恨铁不成钢”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相提并论，进而指出柏杨堪与鲁迅在不同时代遥遥相望。这其实是极荒谬的。任何一种劣根性都不是特意针对某一国国民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然而很多人非要挖取一个国家国民的劣根性，实在令人费解。鲁迅对国民的批判其实也不仅仅针对中国人，而是整个的“人”，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仅仅独属于中国，它属于所有的人。柏杨所指出的国民恶性，并未抓住中国人的唯一特性，它们不仅仅存在于中国，还存在于整个的人之中。这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根本错误。再一点，《丑陋的中国人》是柏杨杂文的代表，然而，他将讨论的重点界定在传统文化和国民恶性上，对于政治的逃避昭然若揭。该书《人生文学与历史》一文是柏杨1981年8月22日在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讲稿，在演讲之后，一位听众提到中国现代史以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时，柏杨的回答令人失望已极。他回答说：“这是政治问题，我们不谈。我们只谈历史，同时，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句话是值得深刻讨论的，它代表了柏杨的整个的精神中最本质的一点——只谈历史，不谈政治。作为一个人文大师、民主斗士，回避政治是对知识分子责任的回避。再看，“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他不清楚的是什么呢？是中国大陆建国后的状况。假设柏杨说的是真话，那么他就不配做一个杂文写作者——杂文的写作需要建立在丰足的知识储备和资料基础上。当然，柏杨生活在一个戒严时期的小岛，无法获取一定的资料情有可原。然而，李敖为何能够获得一系列的资料呢？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再假设柏杨说的不是真话，那就更可恶，明知如此却不敢说不敢谈，言论自由会从天上掉下来么？柏杨实在算不上是一个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英雄。

哲学上讲，评价一个人要一分为二。我们无法否认，柏杨的杂文对于抨击社会痼疾、社会阴暗面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把柏杨当作一个人文学者来看待的。一个人文学者在面对极权统治的高压时，如果不能显露出应有的勇气，去争取人权、民主和自由，那么他永远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大师，一个英雄。柏杨的运气在于，他无心为之的一幅漫画成就了他，大力水手漫画是柏杨的幸运。没有九年零二十六天的冤狱，柏杨或许并非今天的柏杨。

忆殇

2008年5月19日

写于德州寝室

附记：以这样的形式悼念柏杨，是我没有想到的。两三年前，我还对柏杨顶级膜拜；今日，却对他进行批判。但是，我还是对柏杨比较尊敬的，尽管我并不认同其人其文。三年前，柏杨的经历曾激起我的愤慨——对专制集权的愤慨。曾将这一愤慨写进给友人l的信中，如今，柏杨已魂归故里。l是陪伴我走过一段孤独岁月的好友，巧合的是，今天正是她的二十一岁生日——仅仅在我的生日之后四天。谨以此文纪念柏杨，以及曾经孤独的岁月，以及曾陪伴我度过孤独岁月的朋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