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煎饼是我们山东人的主食。由于生活水平低吧，摊煎饼的主要原料是用浸泡后的地瓜干剁碎，磨成糊，在鏊子底上烧火，摊成一张直径大约有一米左右圆形薄饼，折叠而成的。稍好点的家庭还可以掺杂点玉米，小米等杂粮。在未实现机械化、电动化之前的农村要将这些粮食磨成糊靠的是石磨。谁家能有一盘石磨那肯定是富户了。我家拥有一大一小两盘石磨，大的磨粮食，小的磨豆，——就是用来磨豆浆做大豆腐或小豆腐用的。

石磨推起来很沉，没有人喜欢干这种活，尤其是磨粮摊煎饼的活。这活多是在夜间完成的。

在我们幼小之前，都是母亲和奶奶推磨（父亲在外地工作，老奶奶年迈）。后来，奶奶去世了，母亲一个人用小石磨推，费工费劲。等我们姐弟四个出生齐了，母亲三十六岁，姐姐九岁、我七岁、大弟四岁、小弟二岁，我们用大石磨推。即使是村里有台柴油机磨，母亲为了能省钱，——一次二分钱，不断地在鼓励我们爱劳动，挑选首先长大成人的姐姐和我加入到推磨的队伍中。

傍晚，母亲挑水把瓜干浸泡在瓮里。半夜起来换水一次，约摸三四点钟的时候，母亲再起床把泡好的粮食用笊篱捞在一个条筐里，用刀剁碎。每次，在她起床之时总是捅捅被窝里熟睡的我们：“我去剁瓜干了，你们一会起来啊！”

“嗯。”我们迷迷糊糊应着，翻身又睡过去。咔喳，咔喳，院里响起母亲用刀剁瓜干的声音。刚打一会盹，她就朝屋子里吆喝：“大丫二丫，起来。天明了！”这声音在我的睡醒之间不时地提醒，心脏难以承受，简直是精神肉体上的一种折磨，她前后得吆喝半个多小时才开始推磨。——后来，想起这情景，思考那时母亲一定是胆怯。她一个年轻女人，家里四个小孩子，房子是村里最后一排，最东边一户，靠的是吆喝声和那菜刀声响我们的应答给自己壮胆。

我们也习惯了母亲这一声比一声急的吆喝，到最高度的时候，听到大盆响的声音才麻利穿衣。晚了会挨打！轻的是一顿感喝叱。

论个头我和姐姐一般高，石磨上的磨棍被母亲牢牢地套在了磨耳上，扶着棍子刚好比棍高出一头来，两只胳膊勉强能扶着棍走。磨沉，顶上又加了一盆粮食的重量。推得动推不动倒是其次，关键是那个盹呀，让人受不了！转上几圈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两脚是机械地跟着走。世上最难听的声音有三种：一是锵锅铲子，二是老驴嚎，三是猫叫猫。我觉得最难听的是铁勺子刮石磨声了，这得到天明才算完。母亲很响地用铁勺往磨眼里添粮食，刮得石磨咔嚓响，这声音刺激得我清醒一会，又睡过去。要是母亲停下来加水，我会突然地倒地蹲在磨沟里，人也就吓醒了。这种事常有。姐姐最听母亲的话了，她最孝顺，从来就没掉过磨棍，集中精力和母亲推完磨。

天亮了，母亲特地用鏊子做“塔饼”犒赏我们。切一盆洗净的新鲜韭菜，撒上盐，拌上花生油，在鏊子上一层煎饼搭一层菜，厚厚的切成一个个的方块。咬到嘴里是又香又有盐味，—像现在街上卖的千层饼。但味道还是塔饼好吃。

吃饱了，我们还要补上那缺失的一觉，母亲则到生产队里干活去了。要去挣那一天六分工钱（十分一个工，一个工在年底结账的时候能算到一角钱）。最辛苦的还是母亲，赶到推煎饼的日子，她一夜都睡不踏实。一天夜里，母亲起来拾掇粮食，不小心一脚踩在了二齿钩上（一种只有两个弯钩状的类似镢头的农具），钢针做成的钩子穿透母亲的布鞋、脚底，直达脚面，流着血。

受伤的母亲不能干活，柱上拐杖跷着那只脚，就这样指挥我们干活。在那个夏天，姐弟四个是最听话的孩子：到姥姥家搬救兵；抬半桶水吃；做半生不熟的饭；照顾母亲；喂养圈里那头不爱长的猪；……唉！要是有钱，我们就不用推磨！让鬼推去。

也许是母亲得了教训，很早，她就着手培养姐姐练习摊煎饼的活。十二三岁，姐姐就练习得娴熟。培养我时，却怎么也拉不上前去，火烤烟熏得睁不开眼，手烫得又红又疼。练习一次我大哭一次，我的嚎叫母亲受不了，放我而去。也许正因为这，我才那么地喜欢呆在学校里读书。

而今，习惯性地喜欢吃煎饼。城里的煎饼花样也繁多，不知何时它成了有益健康有营养的食品。那种黑色的纯地瓜干的煎饼，却是最贵的。它不需要用石磨推了，却要女人们亲手摊出来，一样要烟熏火烤的。买时，不跟她们讨价还价了，它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衡量得出来。

有时，母亲也会包一大包袱送来，吃着它想起旧时的石磨。

都说好人有好报，母亲养育培养了我们，支持父亲为党工作，却在去年的12月23日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

我再也吃不到母亲摊的煎饼。儿时的石磨，老屋不存在了。父母亲的离去，掐断了我回家的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