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以“仁义礼智信”为中心。千百年来，一直承传，自古圣贤们修身齐家，以达到“中庸“的至高境界为目标。他们把义气之道作为品德高尚之人的一种必要节操。假如要我为“义”下定义的话，所谓“义”：“博爱之为仁，行而宜之谓义。”古人有“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摘自《论语·里仁》）“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摘自《孟子·离娄上》）的论述，俱已详备。孔子曾向老子问礼，问到“仁义”时，老子说：“今仁义惨然而汩人心……夫子修道而趋，则以至矣，又何用仁义？……夫子乃乱人之性也。”古有“闻义能徙、视死如归”的故事，我想正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明确指出统治者要用“义”来修养心性、培养品德、陶冶情操。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摘自《身之养重于义》）。他还说：“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因此，以贪图小利而破坏“大义”是不可取的。“仁”是用来安人的，“义”是用来治己的。董仲舒也说过：“《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他反复强调“仁”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总结：“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义者，谓恒在我者，恒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人好义者，谓之自好；人不好义者，谓之不自好。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仁造人，义造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人弗予为义”（摘自《仁义法》）。

元代四大悲剧之一的《赵氏孤儿》（又名《八义士》）更加凸显了“义”的含义并予以阐述和说明：“父子子孝是孝义；夫尽妻贤是情义；邻里互助得仁义；危难相救见恩义；尊老敬贤知礼义；承诺必行为信义；知耻自重有节义；明达勇仁担道义；君明臣贤结忠义。”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义”是人的道德生活中不可违背的准则。

那么，要如何才能做到“义”呢？

要做到“义”，首先要能爱人，“义”与“仁”是相互延伸、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发展的。“义”的意思是“利他”。只有学会奉献，处处考虑别人，才能得到真正而深刻的“义“。这也是中国道德规范中最富有人情味的一方面。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孟尝君亏得冯谖和其门客的‘大义凛然’，才幸免于难。”孔子著《春秋》，提倡“大义”，这是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事。《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时发誓——上安社稷，下保黎民”　以及《水浒传》中“水泊梁山结义时立下盟约——替天行道”。正是体现了这个方面。

“义”是针对“多数的，群体的利益”，并非是“小团体，小帮派”的一己之私。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人比而不周”也就是这个道理。管仲辅佐齐桓公，孔子就认为“此大义也”。在“义”与“利”的关系中，二者是可以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

在“义”与“勇”的关系中，二者却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子路，有勇有义，被尊为贤；文天祥　、关羽，不为利诱，被尊为神。以及对后世的许多仁人志士的大义，堪为“楷模”。在这里我就不多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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