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言，二十弱冠。二十岁，一直被人看作一道特别的坎。二十年的岁月悠悠而过，这本是一个青春中最好的年华，而对我来讲，生命已经走向死寂。无论如何，对于二十岁的我来说，死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但在潜意识里，我总觉得死神就在我的周围，随时会将我带回幽冥的黑暗中。也许，那一天并不久远，也许就在今日，或者明天。不怕死的人固然有，但怕死的人多如牛毛，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老舍、傅雷虽然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那不过是因为外界疯狂的政治运动促使他们失去了生命的尊严。如果可以，谁也不希望死，尽管生存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诺许年来，我的生命体验不可谓多，亦不可谓少，但真正在我的心底长久的留存的并不多。许多事并非刻意遗忘，而是不值得记忆。抛弃不值得记忆的回忆就是舍弃生命的糟粕，这并非一件蠢事。很多时候，我常常以聪明人自居，而在事实中却恰恰相反。对待很多凡尘琐事，我常常束手束脚，聪明往往正是愚蠢的外象。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应该发挥在它应当发挥的地方，不是凡尘琐事，而是与心灵有关的东西，或者说精神。

在我所获取的精神资源中，曾经受过四个人的影响，他们的经历、思想、文字都在我的灵魂深处深深扎根，潜移默化的将我改变。一个是鲁迅，一个我评价为思想家的思想家。许多人一直把鲁迅当作一个文学家，当然，这是学术界的界定。但是我始终认为，鲁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思想家。北大夏晓虹教授曾提出传世和觉世说，她研究的对象是梁启超，但放在鲁迅身上依然成立。三十七岁的鲁迅写作《狂人日记》初，一定经历了艰难的抉择。在纯文学写作与杂文写作之间，在传世与觉世之间，鲁迅选择了后者。杂文，对于立志启蒙民众的鲁迅来讲，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他没有像茅盾与巴金那样留下汗牛充栋的小说，却留下了大量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杂文。杂文自鲁迅始，自鲁迅达到巅峰，自鲁迅终，这一直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鲁迅的思想在哪里？就在杂文中，从最初的立人说，到对民众的启蒙，对真相的揭露。鲁迅的精神资源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怀疑的精神。这一点，我愿意毫不怀疑地继承。但是，在炎炎的夏日，重读鲁迅时，我却发现，在他的毫不留情中，明显的存在着漏洞。怀疑，这是鲁迅的精神。我却用它怀疑鲁迅。结果，我陷入深深的恐惧中。

其二是李敖。继鲁迅之后，杂文写作的高峰在李敖。不仅在台湾，在整个世界李敖都是一个异数。李敖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典型，西方自由和民主思想是李敖精神资源的内涵。在台湾这一弹丸之地，李敖显露了他作为一个民主斗士应有的锋芒。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及知识分子的懦弱，是李敖一生的敌人。自由狂傲、放荡不羁，是李敖精神中最特别的一点。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戒严、报禁等一系列对知识分子良知的压迫，对于李敖来讲都那么不堪一击。李敖一直是我最佩服的知识分子，但随着国民党的倒台，李敖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一个政界的跳梁小丑。我渐渐失望，彻底的失望。李敖在《奇情与俗情》的结尾说道：“暮色苍茫，苍茫，又苍茫，我失望。”这正是对现在的我的最好注脚。

其三是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先师中，王小波是唯一不以杂文著称的文人。但是，对我产生影响的不是王小波的小说——他的写作主体，而是杂文随笔。他短短的一生中，只写作了三十万字的杂文，仅仅收录为《沉默的大多数》一本。而且，王小波的杂文与他的小说一般，深深的打上了魔幻的烙印。那些文字不是真正意义的杂文，而仅仅是王小波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但尽管如此，《沉默的大多数》依旧深深地将我打动。他的文字，明晰、透彻、深邃、朴实无华，并贯穿着他自己的特性——黑色幽默。黑色幽默，是王小波留给后辈最好的精神资源。但是，王小波的幽默当中，又透着一种钱钟书和王朔似的聪慧，正是这种聪慧使得我大为失望。很多时候，聪明总是反被聪明误。这是王小波一生的遗憾。

其四是余杰。余杰是唯一一位生活在我同时代的精神同路人。我不得不承认的是，余杰对我的影响远比上述三个人大。余杰同样是一个杂文写作者，在这些杂文作家的影响下，我不可避免的与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铁屋中的呐喊》后记中，余杰提出抽屉文学的写作需要三点支撑，即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立场、边缘的姿态。这一点，曾让我心动不已。然而，这并非余杰最重要的精神，他的精神在于血性，在于青春气。正因此，作为青年的我深深的喜欢上了余杰。悲悯的情怀，博爱的精神，自由民主的追求，这是贯穿于余杰文字的精神资源。由于杂文写作，余杰与统治者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在与权威的争论中，余杰明显的带上了个人情感色彩，这也是近年余杰文字中最要命的一点。文字有了感情的掺杂，便失去了它原有的准确度。偏激的扩大化，造成的往往是文字本身无法纠正的偏差。

我一直是一个孤独者。曾经，年少无知的我相信所有人，所有书，所有文字组成的看似真理的东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慢慢走向自己的反面，从最初的怀疑到现在的否定，不仅否定了他们——我的精神先师，也否定了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个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这是我多年苦苦思索的结果。当我从无所不信变为无所信的时候，更加矢志不移的秉承鲁迅的怀疑精神，将思考深深根植于怀疑与否定之中。曾经，我十分欣赏那些情之所至、任意为之的侠士，并引以为傲。虽然，在现实这种极度不自由的空间与时间中，任我行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但是，一个人的真性情正是体现在这种任意为之上。因此，我永远神往于李敖的自由狂傲、放荡不羁。伽利略承认地球不转的时代是一个不理智的时代，老舍自沉太平湖的时代也是一个不理智的时代。不幸的是，王小波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于是，他学会了用另一种方式陈说事实——黑色幽默。幽默的底色是黑色，浓得化不开的黑色。当我面对现实无言的时候，铺开纸笺，笔下流淌的竟正是这种文字。潜移默化中，我已经被同化？也许。批判的精神、怀疑的立场、边缘的姿态，我愿意再在这上面加上几点：自由的理念，理性的思维，悲悯的精神，博爱的情怀。

思考，是藉以反抗外部世界的唯一法宝。独立思考，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反思，更是通向真理的唯一路径。我常常想，我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这个时代，又是怎样一个时代？自由一直是知识分子孜孜不倦的渴求，那么，这个时代自由又达到一种怎样的高度？很不幸，在长期的反思中，我陷入一种深深的危机中。中国一直以社会主义标榜自身，俨然最高级、最成熟、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制度。但是，在这样一个国度，我所听到的只有一种声音——官方的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一个单一的、专制的、甚至独裁的政府下生存的民众，会是怎样一群人？我睁开双眼，又失望的闭上——对于一个无异于行尸走肉的奴才式民族，无法不令人失望。鲁迅曾尖锐的指出，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瞒”和“骗”的历史，五千年的文明不过是一个“吃人”的历史。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依旧无法彻底摆脱“瞒”和“骗”的痕迹。这是一个谎言满天飞的时代，也是一个令知识分子关门造车的时代。

上个世纪初，五四运动时期便曾对西方自由和民主思想进行全方位的引进，但是直至今日，自由和民主依然只是知识分子们无言的渴求。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也必将是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社会。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赵紫阳两任中共总书记的努力下，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议程并艰难的进行。然而，随着六四民主运动的湮没，政治体制改革被无情的赶出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必将是自由和民主的无限期缺席，以及独裁与专制肆无忌惮的蔓延。生活在一个独裁与专制社会中，是一个人的不幸；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浑然不觉，则是对奴性的回归。思想启蒙并没有结束，相反，才刚刚开始。一个专制制度的终结，不仅需要思想启蒙者们前仆后继的努力，更需要一代又一代民众付出血泪的代价。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前朝遗民。李敖曾说，他在台湾数十年的努力，都因为台湾的“小”而“与子携小”。我也有同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我最大的不幸。鲁迅曾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并说，年轻一代应当踏着老一辈的血前行。在一个个暮色苍茫的黄昏，我常常想，我的一生必将是一个欲求平静而不得的人生。轰轰烈烈不是我的想往，但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刻，我无法压抑自己的冲动。二十岁的我不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有为青年，却是一个饱受磨难的思想戕害者。种种看似无处不在实际上却无处有之的思想以及精神资源将我深深埋藏于苦难中。二十七岁的梁启超写作《少年中国说》，二十六岁的李敖写作《老年人和棒子》，二十岁的余杰写作《火与冰》，而二十岁的我，一事无成。我期待下一个二十年——如果我可以活到下一个二十年——能够做到我曾许下的豪言壮语。

忆殇

2008年5月13日至15日

二十岁生日之际

写于德州寝室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