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社：城市的提款机　

农村信用合作社本是农民翻身解放的标志性制度，采用“农民入股、民主管理”的模式，使农民们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感觉。可这种制度在紧随其后的“一大二公”和“人民公社化”的滚滚潮流中异化，信用社瞅准机会趁势而动翻身跳农门，开始“领导行政化、业务统一化、员工市民化”，从头到脚全部“农转非”，于是农村信用社一下子转变成“经济人”，让农民目瞪口呆，　随之“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办社方针也被“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发展战略”所代替——信用社掉转枪口由支农机构变成了农村资金的“抽水机”。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资金上存、邮政储蓄分流和农村信用社资金运用“非农化”形成三大“抽水机”，使农村资金潮水般漫淹城市。仅在1993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存贷款差额就高达1153·4亿元,其中农户存款3756·2亿元,而农户得到的贷款仅有880·6亿元，绝大部分进入城市。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调查数据，1979－2000年每年通过农村信用社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总额都在加速扩大。即1979年从农村流出160·9亿元，1980年为190·7亿元，1985年为324·9亿元，1990年为731·9亿元，1991年为900·9亿元，1992年为1023·8亿元，1993年为1153·4亿元，1994年为1512·5亿元，1995年为1938·6亿元，1996年为2503·7亿元，1997年为3282·5亿元，1998年为3851·3亿元，1999年为4132·5亿元，2000年为4639·9亿元。

可见，农村无疑已成为城市资金的动力输出部门，而农村信用社对此“功不可没”。仅1979—2000年，我国农民通过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的资金净流出量高达10334亿元，其中通过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净流出量高达8722亿元，通过邮政储蓄机构净流出1612亿元，商业银行在农村吸收的资金绝大部分回流到城市。邮政在全国铺设了３．２万个营业网点吸收储蓄，年吸纳存款储蓄额度２００２年达到１４６５亿元，净余额达７３７６亿元，其中６５％来自县及县以下地区，乡镇及其所辖地区农村占３４％。这种资金的单向上移运动，使财富迅速集中大城市，致使农村信用社资金周转恶化，农村贫血乏力，失去了发展原力。截止在2001年底，全国农信社不良贷款比重达到44%，46%的信用社亏损，58%的信用社已经资不抵债。全国有53·3%的省份信用社净资产为负数，其中严重资不抵债的信用社达一万个，占总数的27%。农村信用社风雨飘摇，只能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已经是巨额亏损，另一方面，受利益动机驱使，将负债的有限资金又继续拿去城市承受未来更大的亏损。而同时农民又确实有资金借贷的需求，但农民受生活所迫，度日维艰，借款中绝大部分是供生活所需不是用于农业再生产，因此就很难想象不把借款都全部投入生产循环使用的借款者将来用什么来还钱。因此这也就造成农民借贷的风险大，逾期贷款多的现实情况。调查发现,农民能够按期还款的仅占26·8%，延期的占58·9%。由于农村贷款这种较高的道德风险，过高的交易成本和非生产性贷款的特性，加上商业化的农信社帐面负债的增加，使本已不宽松的资金链条吃紧等因素，致使农信社等组织加快缩小农村放款规模，转移业务经营，更为严重的就是商业银行不但没有向农村注资，反而把农民仅有的存款拿去城市投资了，从而从根本上抽尽了农村发展的精血，折断了支撑农村再发展的脊梁。农村资金这种长时期大规模净流出，使农业和农民的经济剩余被剥夺殆尽，必然导致农村长期亏损性贫困。

企业：走，咱们一起去掠夺农村

经济学家巴格瓦提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悲惨性的成长。认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交易条件会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而对农业不利，因此农业国家例如新西兰和澳洲会逐渐地走向贫穷。同样的道理，中国经济发展越快，农村和城市间的交易条件也会逐渐恶化，因此农村就会越来越贫穷。具体来说，就是农民必须用无附加价值的农产品交换附加价值越来越高的工业产品。这就是30年前通过包产到户等等农业改革之后，农民收入持续上升，农村一片欣欣向荣，但是好景不长，农村经济在昙花一现后逐渐衰败。其原因并不是我们对农村的投入不够，也不是农民不好好种地，而是受到了交易条件恶化的限制。由于农工部门间交易条件的恶化，企业利用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开始残酷的向农民进行索取。　仅1953-1978年的剪刀差就达9494·9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净产值的57·5%。而1979-1994年的16年，政府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大约取得了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入175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提取农业剩余净值12986亿元，致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数据，1990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9·7%，年均增长4·45%，比80年代增长速度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2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38·3%，年均增长7·5%，增速是80年代的2·5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8·4%，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只增长了2·5%，收入差距比2002年更大。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就是农民消费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6月又降到34·9%。这个数据很清楚地说明了毫无附加价值的农产品所能换到的工业产品越来越少，而交易条件恶化造成城乡差距逐年扩大。特别是从1994实行分税制以来，县乡财政困难加剧，农村税费任务年年加码，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和各种名目的乱罚款屡禁不止，农民入不敷出，造成耕地大量撂荒，乡村组织负债累累，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引发三农问题。

这种悲惨性成长的结果，　一方面市场交易中的双方存在着利益的差距，另一方面产业之间有比较利益的差别，这种的利益差别会推动劳动力价值向高收入的部门转移从而形成剪刀差。剪刀差是“剪刀状价格差距”的简称。一般是指在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中，工业品价格偏高，农产品价格偏低，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不合理的价格差距。具体表现是：当一般物价上涨时，虽然农产品价格也同时上涨，但它上涨的幅度往往低于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而当一般物价下跌时，虽然工业品的价格也同时下跌，但它下跌的幅度往往低于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幅度。如果把一定时期(比如一年)内工农业产品价格变动的情况用统计图表表示出来，那么，工业品价格呈上升趋势，而农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二者犹如张开的剪刀的形状一样，因此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企业依靠　国家政策的撑腰，在初期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成功运用剪刀差维护了一种“双重垄断”：一方面依据国家政策从农户手中强制性地低价购入农产品，并且对农产品自由贸易进行严格管制；另一方面，农户又不得不在国家管制地生产资料市场以高价购进工业品，化肥、农药、机械、良种、燃油等，这些都是自然经济没法自己供给的必需品。这样农业的生产剩余就在农户“少得”和“多付”的价格“剪刀差”下，从农业“泵”入工业系统中。这种人为的低成本给工业部门带来很大的利润空间，同时农业的发展机会也在长期以来的高耗下榨尽。　这种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低廉和商品、服务的价格的相对多高之间的“剪刀差”是最终导致中国农村走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家抑农政策在这当中无疑起了很大的推手作用。事实上，建国四十年，利用农信社和价格剪刀差，贫血的农村就为城市输出血液资金3万亿元，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次资本原始积累。所以才有了初步完善的工业化体系，才有了“两弹一星”才有了城市的欣欣向荣。此后，国家本应开始城乡一视同仁，统筹规划，共同发展，可惜当时的中国政策为追求所谓的高gdp，强行把农村又一次绑上了资本的绞肉机，整个90年代从农村掠夺2万亿，完成了中国工业化二次资本原始积累。终于导致2000年代后农村的积弱积贫全面爆发。由于输出惯性，在新农村建设的今天仍然每年至少以5000亿左右的速度流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中国城市又何尝不是每一朵鲜艳的花瓣上都浸透着农村沉重的血汗。

政府：到农村圈钱真好

建国后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体制，用户籍制度把全国人口分成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度中，农业人口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底层。在户口等级制度的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差别。这种户籍制度一方面将城市和农村割裂开来，限制了人口、劳动力的自然流动，使农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减轻国家负担，为国家源源不断的吸收高昂财政税费。据统计，在1985至2002年17年间，财政农业收入与财政农业支出的差额累计达到11709亿元，仅2002年，农村资金通过财政渠道净流出即达1976亿元；另一方面，即便有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务工经商，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几乎不可能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也就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工作机会及社会地位，无须为起基本生活保障买单。目前有大约1亿以上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谋求劳动机会，城市所有的脏活累活几乎全由他们承担，可是他们所得到的劳动报酬和其他相关待遇却很低，城市职工大致享有近代以来在西方工业社会普遍流行的一些劳动保障和福利保障，而农村人口几乎是被隔离于制度之外的。

通过“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制度转嫁教育支出，让农民承担了全国近90%的义务教育投入，使全民义务教育实际上成为农民义务教育。实行分税制以来，在全国的义务教育投入中，中央财政只负担2%，省市财政负担11%，县乡财政和农民负担达87%。从教育的属性看，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准公共产品，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把绝大部分教育经费投入准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而让财力薄弱的县乡财政和农民承担公共产品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这种超负荷承担，致使全国有70%以上的县乡预算是净赤字，50%以上的县乡难保工资发放。在得不到上级政府和财政的支持下，县乡政府为了保行政事业人员的工资发放，保社会稳定，只好采取强行摊派税费任务的办法将负担转嫁给农民。于是农村中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和乱罚款屡禁不止，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把义务教育定位为地方事业，不仅造成国家公共职能错位，也严重制约了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损害农民的利益。

同时在城市化运动的进程中，以法律的形式剥夺农民土地收益资格。首遭质疑的当是《土地管理法》第47条，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30倍。这意味着农民及其所在集体只能取得该土地不超过30年的农业收益。显而易见，这种以产值定补偿的方法并未充分考虑市场因素。而《土地管理法》第55条规定，“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30%上缴中央财政，70%留给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更是将农民排除在分享土地增值之外。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征用、土地出让和市场交易三者的价格比已经达到1∶10∶50，很多地方政府将土地征用/出让价格差不恰当地视作了“第二财政”。这种土地价格的剪刀差，已经成为新时期“以乡养城”的主要形式，是当前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渠道之一，也是目前地方政府热衷于房地产的深层次原因。

保障：一个浪漫的童话故事

农民要不要社会保障？　说不要的除非是白痴。但是中国社会保障却不需要农民。

在高层政治家眼里，中国的农民老实，不是逼到活不了，不会闹事。加之向来是一盘散沙，即使对当地官员不满，也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对国家的认同。不满归不满，仅限于发发牢骚而已，这些都远远不足以威胁到国家政权。在国家的巨大强力和农民的巨大忍耐性之间，有很大的调节空间。同时，对于农村来说，社会保障对消费的促进效应仅限于激活部分缓冲存货储蓄，对目前短期gdp贡献影响不大，根据“李嘉图陷阱”：在低估农业技术进步作用的前提下，农业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报酬递减规律，因此，农民最大问题是农业没有收益，手头没有余钱，还不同于城市里的情况。一个是有点钱不敢花，另一个是根本就没有钱。虽然如此，实际上，中国的农村还是可以高枕无忧的，比城市要好的多。所以政府领导肯定不会主动去搞农村的社会保障。政府不支持，农民自己没有钱，农村还谈什么社会保障？

那就需要呐喊。这样社会保障的决策就成为一个政治群体间的博弈过程，农民这沉默的大多数，在话语权和政治权上都是弱势群体，无法参与这一博弈，他们的社会保障怎么办？除非有“精英”真正为他们呼吁、说说“良心话”，并且不是人微言轻，否则肯定被抛在议程之外，成为社会马拉松长跑掉队的一群。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就越改越是在为越来越少的既得利益的群体服务，而将越来越多的真正需要社会保障人拒之门外。即使突然日月同辉了，真正要给农民来办社会保障。资金哪来？组织动力何在？有人说可以国家应该归还“剪刀差”得到的“不义之财”，用来搞农村的社会保障。且不说这些钱怎么出、谁来出，就是出了，够花多少时间？这样的农村社会保障后续资金哪来？中国的工业化真的具备了能够“反哺”农业的地步？在弱社会强国家的总体格局下，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搞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等等，基本都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供给，即使搞起来，运行也成问题，前途不是明日黄花，就是徒具虚名，很少有可持续的活力。中国90年代的“第二次合作医疗”社会实验的命运难道不是这样。所以，仅靠当地政府的努力很难做成，除非国家发起“运动”，花费大力的政治和财力进行支持。否则，农民们只有带着浪漫憧憬去看远方天国璀璨的烟火。

（第二部分：农村改革取向评议　待续）

严禁转载　2008、5、11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