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错就错祖太妹

我是祖太妹，今年四十岁，是表厂的下岗女工。说真话，至今我还是[ch*]女。其实我的名字叫祖大姝。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在我的本子上把祖大姝错写成了祖太妹，于是，老师同学就这样叫我了。叫就叫，反正一个女孩子也用不着按什么家谱排字。父亲这么说完，就趁着换户口本的机会把祖大姝改作了祖太妹。从此，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祖太妹。不就是把一个字多写那么一点少写那么一小撇吗？你说这能怪我吗？一个字简单的那么一个音，却连横带竖又撇又捺的，再加上什么先进人后关门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一大堆规矩法则，谁能记那么准。就多那么一个不起眼不碍眼的小点点，大就变成了太，整个意思也变了，据老师说就连词性都从实词变成了虚词，从形容词变成副词了，你说我这祸不就惹大了。老祖宗铁划银钩的把字造下流传到如今容易吗？那个该死“姝”字就更别提了，不过由美女变成妹变成我，也算没糟蹋它。我不怪大家笑话我，现在可能除了我本人早已没人记得这个名字的来由了。再说，一上中学我家就搬到另一个区，自然是换了一批新同学，我自己没说，谁会知道这个秘密呢？再说太妹也不比大姝难听，大姝也不比太妹好听到那里，倒是太妹比大姝还有点嚼头呢，至少我这么认为。

我还有两个哥哥，小时候总是讽刺性地叫我太妹，起初我跟他们生气，但无济于事，后来也就习惯了，随他们叫去，反正也缺不了我啥，他们也多不了啥。

从小我妈就总说我无用，道不去，嫁人不被人家休了也得受气。我问为什么呀？我妈就说，你表姐干啥都挺应人的还受婆婆气呢。我说，那都啥时候的事了？我妈认准了我得受气就继续说，像你这样手比脚都笨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不受气往哪跑？

我确实是无论干啥都比别人慢半拍，可也不至于只有受气的份吧？再说，我这样也不能全怪我吧，可是哪又怪谁呢？反正不能怪我妈，我妈不抽烟不喝酒，还当过“三八红旗手”呢？那怪我爸？好像也不行，我爸那脾气火爆着呢？外号雷神爷。就不知道没生我时他喝不喝酒，要是喝，就怪他。这么说按中国传统道德衡量有点不孝，给你命就不错了，还敢说三道四的？爸爸的脾气大着呢，我可是温良恭俭让五毒俱全。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来覆去地想，我这么低能无用到底该由谁来负责。我终于得到一个自己认为是绝对正确的答案。大哥比我大四岁，二哥比我大两岁。人家比我大，自然比我能力强。再加上人家是男孩。在中国，谁不重男轻女呢？所以，从小无论什么好事我都落后。就像一群小猪羔中那个长得最小的，一到吃食的时候总也抢不上槽。越抢不上你就长得越慢，你长得越慢你就更抢不上槽。如此循环往复，大的够秤出栏了我还是个大猪羔。大概人们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就是猪壮了就出栏了吧。我知道出栏那是说得好听，其实就是让人杀了宰了要它命了，下了汤锅了。可我是人不是猪，我觉得老祖宗留下的话也不全对或者说是不永远对。你看猪怕壮还适用还正确，人怕出名就不合时宜了。现如今哪个不想出名呢？连恶名都不在乎，美名就更不用说了。有句话叫“不能流芳百世，那就遗臭万年”，你听听，多不要脸，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总之，这辈子得整出点动静，否则那就算白活了。照现在状况推算，我这辈子算是枉活了。从小我就是两个哥哥的活玩具。兴致来了，他俩一齐抢着给我梳辫子。大哥问，太妹，用谁梳？我说用大哥梳。二哥问，太妹用谁梳？我说用二哥。于是他俩就打赌，谁赢谁就可以拿给我梳辫子当消遣。有时他俩分不出高下，就把我的头发一分为二，一人梳一边。那时没什么美发大赛，也不晓得什么吉尼斯纪录。如果有，大赛冠军非我莫属。假如你非要问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获得如此殊荣，秘诀就是“新奇特呗”。啥正经事能有恶作剧更有创意呐？吉尼斯纪录简直小菜一碟。这就是我辗转反侧得出的答案。我现在的一切现象都是别人捉弄我的后果。现在我有时觉得他们这么对待我，其实对他们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怎么我都是他们的妹妹。有个这么低能的妹妹，他们的脸上没法添光增彩，经济上也甭指望我能在关键时刻帮衬他们一把。我至今嫁不出去，死囚在家里，他们嫌挤巴就只好自己买房子搬出去住。哪个百精百灵的人愿意和公婆以及早已成年却久久处于未婚状态的小姑子吃住在一处呢？唉，真不明白他们的心。不就是干啥慢些吗，能怎么地？福利院里的那些人还赶不上我呢？我至少不缺胳膊少腿，嘴也不歪，眼也不斜。我接爸爸的班，在表厂的幼儿园里上班，每天陪孩子们玩。孩子们多好，他们都喜欢和我在一起，我不像其他阿姨们图自己省事省心尽让他们坐盆。我也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可没人嫌我慢，倒是我有时还喊他们“慢点”，“慢点”呢。我也从不嫌他们闹得慌，男孩子一蹦多老高多好玩，小女孩打扮得跟多花似的更可爱。那段日子真好，只可惜表厂黄了，自然幼儿园也就不办了，所有职工都作鸟兽散了。当然，别的女工都比我有办法。虽然不是像人们流传的那样“下岗女工不用愁，搽胭抹粉上酒楼”。可要想谋到一份体面的好差事那可真是难啊。不过难就难，不去想它它不就不难了吗？个人续保，买断那一万块钱狗屁不当。于是，我爸我妈齐上阵。我两个哥哥虽说没用掏钱，却也积极为我找工作，像打扫卫生了，上饭店洗碗了，帮人带孩子了等等，等等，我都干过。不过从来没有超过一周的，不是人家炒我，就是我干不动自动走人了。工钱嘛，从没见过是啥样的。即便是这样，我还是觉得，这又怎么样呢？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可我不出门啊，就是出门也没朋友可靠。我的朋友就是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他们都还没有长大，自己还一切都靠他们的父母呢？又常听人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日日难。数学里的集合都学过吧？合并同类项也听过吧？你看，我把那两句常言捏把捏把就是：在家靠父母千日好，出门靠朋友日日难。人常说，听人劝吃饱饭。精人们总结出来的话还能有错？何况已经过千锤百炼，我敢不听么，我能不听么？于是，我就在家了，就靠父母了。可是，我才四十岁，干呆着有些说不过去。我恨自己，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己比别人落后，可就是一点不着急。我搞不懂，但我知道我的脑子跟别人不一样，也许真的像哥哥们说的那样少根弦？有人少根弦能当上土司，能娶着美女，而我，工作都找不到，老公也嫁不成。人们还常说：女大当嫁啊，我能不急吗？

又想一边去了。我还是告诉你们父母为什么给我起名叫大姝吧。大哥和二哥都说，其实你是个大美女的料，要不能给你起名叫大姝嘛，是你自己不争气，把大姝写成了太妹，所以，一辈子只有做我们的成了老太太的妹妹喽。至于我的手笨手慢，大哥二哥说，那是因为我妈的手太巧了。我妈是市印刷厂装订车间的劳动能手。据说，妈妈挺着临月的身子一天居然能糊一万多个信封。妈妈中午还在班上，中午回家吃饭的空就生下了我。班上的姐妹们看我生得眉清目秀鼻直口方的，就说我比妈还漂亮。于是，他们一齐翻字典，终于找到表示美好意思的“姝”字。据说，他们都没征得我爸的同意，就叫我祖大姝了。难怪我爸给我改户口时那么痛快从容，原来让我叫大姝也不是他的本意，当然，太妹不太妹他也就懒得计较了。现在到处都是起名馆，我每次看到一家画着八卦图案的起名馆就在心里琢磨，如果我不叫太妹，会不会手和脑子就能灵便一些呢？毕竟太妹和太昧同音嘛，不过据我所知太妹和太媚也同音，可为什么没人去我呢？我困惑了。

两个哥哥也都下岗做着生意，他们宁可请别人帮忙都不肯用我。两个嫂子别看黑白不着消停，可是看上去都比我年轻。我除了身段还跟少女似的以外，其余都已不堪入目。对着镜子看着自己枯槁的面容，心想：我就是那种让人“后面一看想犯罪，侧面一看想倒退，正面一看想自卫”的人。

我二嫂说，其实你在咱家应该是最得宠的，怎么爸和妈就一点也不护着你，任凭他俩欺负你捉弄你呢？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大哥二哥太淘气？还是我天生长的受气样？或是爸妈真的重男轻女到如此地步？还是他们早就看出我没用？

说了这么多话，尽说自己无用低能，好像我故意妄自菲薄似的。算了，个人的猴儿个人耍，能永远指望谁呢？父母也不能陪我一辈子，哥哥们得跟老婆孩子那一块。至于侄儿，常言说：侄儿不如儿，养儿要亲生。我得找个对象嫁了，嫁了说不定就能生个儿子呢。我可不重男轻女，只是像我这样的女人太难了。如果真能如我所愿，那样别人看我的目光也许就不是白眼了，倘若碰上个大头儿，说不定对我青眼有加呢。也许你认为我真的干靠父母呢，靠父母的滋味也不好受。所以我告诉你，你想错了，我靠自己。我正在一家彩印厂打工，在装订车间。不过，别人一天是二十元，老板说我干得慢，一天给我十三。一个月一天也不休息，工资还比最低工资制数目少一百三十元。少少吧，有人用我就不错了，谁让自己无用呢？现在印刷厂没有糊信封的活。有我也糊不上一万多。我此时正在拣页子，台历的页子。这个活的次序是这样的，先把这些页子按顺序并排放好，若是月历就摆一直排，若是周历就摆在一个长方形的案子的边缘上，日历就需要更大的案子或是好几个这样的案子。顺序摆好，领头的万姐确认无误，我们就开始按顺序一样一篇地拣起来，合在一起就是一年到头了。如果是月历就比较轻松，坐着就能搞定；若是周历就能摆成一大圈，一个人转一圈就拣完一本，我们管这叫拉磨；倘若是日历那可就惨了，两个月一圈，你就转吧，连鞋都省下了。在地下铺上牛皮纸，光着脚在纸上走，那都能把脚走出泡来。所以，一提拉磨谁都脑袋疼。别说人啊，毛驴拉磨时为了不迷糊还给它带个眼罩呢，何况我们还得瞪着眼睛看别拣错张了，还得凭手感不能拣双张。你说，是不是比毛驴还难过？发蒙啊，你看我，低头瞪眼，一篇一篇地右手拣起来放在左手里。这样人家行家里手还说我是反拣页子呢。正拣我根本做不到，我猜想，如果非让我像她们那样用左手捏着拣起的页子在平铺着的页子上掠过，那还不弄得待拣的页子跟雪片似的上下翻飞乱了营，害得用日历的人日子都乱了套。

现在就我一个人在这拉磨，别人都在干其他的活计。像打孔折页子是技术活，我根本干不了，我就是在这里干到退休也干不着那活。打包是力气活，也基本上不用我。其实我想我能干动，可是一是没人愿意跟我合作，都讲究强强联合嘛；二是管事的和老板总像火燎腚似的，说话也急闹闹的，我也不愿因为我连累别人。我孤零零的，围着满台的页子转来转去地不能够停下来。转着转着，我渐渐竟入了境界。周围原本马达轰鸣，现在却变得悄无声息了。五颜六色的页子此时在我眼里已经没有色彩，色差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听人说拉萨的藏族同胞有一项佛事叫转经，我此时已经理解他们了。只不过他们心中装的是佛主，我心中装的是页子。也就是说，内容决定形式这句话此时此地有点站不住脚了。我在忘我的境界里一同遨游，其实，不是我有什么奇思妙想，我也不是妄想狂，都是拣页子把我转悠的，转悠得我晕头转向，才使我想东想西胡思乱想的。我不时地抬头四下张望一下，然后再仔细看页子的号码才能继续拣下去，不然错一张整本就废了。老板虽然给我开的钱不多，可我也不能因此就不敬业啊。我干咳一声，打心里羡慕佩服活计干得好的姐妹们。她们活干得好，回到家里还有老公孩子，多好啊。如果我现在仍是叫大姝而不是叫大妹，也许早就有人看上我了，我也该是做母亲的人了。我有些讨厌我现在的名字了。

太妹。分配干活的万姐叫我了，我赶紧应声。我知道此时她是救我出苦海的菩萨。

上来穿台历环歇歇腿吧。

我在心里说，嗷嗷感谢。就急忙把这一圈拣完就上楼上了。说是楼上，其实算不上是楼上。拣页子、印刷、切纸、打包在大厅，一道玻璃墙把印刷车间和其他隔开。装订车间在大厅北侧比大厅地面高一人高的上面，人们脚下面是半地下的车库。由于比大厅高，自然是蹬着台阶上去，所以大家习惯管装订那边叫楼上。什么打孔机，大小折页机，骑马式装订机，以及压力机和压环器等一切属于装订用具就都设在那里。

我在案前摆好台历板，台历页子，铁环和钳子，就赶紧坐下把脚从鞋里拿出来。脚掌和脚趾头都极不舒服，我用手捏吧捏吧就赶紧给台历穿铁环。此时坐着对我来讲是再舒服不过的事了。不过，穿铁环时间长了脖子就疼。可是对于拣页子来讲，这活就如万姐说的，是歇着。

铁环由于弯曲又极细，所以极其容易勾搭连环，拆解它可是个很让人沉不住气的事情。整个彩印厂，没有一刻没有噪音，没有一处不充满了油墨的味道。人在这里也像一架机器，不停地劳作。那么，在这里谁是活干的最好的呢？当然是万姐。

万能的万姐

万姐不姓万，但大家就这么叫她。

我第一天来到这里就是万姐告诉我干什么活怎么干的。我来到这里干的第一个活就是手工折报纸，当然不是一张一张折，万姐好像凡是印刷厂装订的活她都会干，她像一把万能钥匙，什么样的锁都那么轻轻一拨就搞定。所以大家都叫她万姐，与她熟悉的就直接叫她老万。她已经虚岁五十了，听大家议论说她都绝经了。她虽没有少女的身段，但跟同龄人相比还是有较强的优势的。她的手是粗糙的，但经她双手弄出的什么高档菜牌或者请柬，可是任凭是怎么挑剔的人也难找出毛病。

其实彩印厂的人都知道，万姐天天贼闹心。她老妈得了癫狂妄想症，时时刻刻都得有人看着照顾着，要是照顾她的人一时疏忽被她走掉了，你可就有的干了。就算她那也不去，她一时不顺心，能一宿骂你到天亮。表面看上去，万姐天天都很从容坦然，因为她不像我妈那么爱唠叨，但也有唠叨几句的时候，那就一定是跟老板生气了，跟姐妹们唠叨几句，发泄发泄心中挥之不去的愤满。有一次她居然说老板“这个二百五”。所有人都讨厌或者说是惧怕老板，大家都受他的压迫，尤其是心理上的，简直让人受不了。他整天拉长着脸，听姐妹们说他的脸比长白山还长我就想笑，偶尔偷眼看他一眼，那神情就像要去赴死似的，又像没讨回债的债主。总之，就像这些工人都欠他的，说话从来没有好腔调。不怕你不信，我从来就没看见他笑过。万姐听他说话有时也表现出不耐烦，但也没见他有大的发作。无论我干什么活，万姐都懒得看着我。比如现在，我正在拆钩在一起的铁环，拆也拆不开，真让人又急又恨又无可奈何。万姐就坐在打孔机前，全神贯注地给台历板和台历瓤子打孔。台历板摞了一摞又一摞，台历瓤子也是一沓又一沓。她根本不往我这边看。老板板着脸过来了，我见怎么也拆不开，干脆拿钳子把铁环一分为二。可别以为我在祸害老板，浪费原材料，一根铁环刚好穿两个台历，截短了自然就容易拆开，就算是急中生智吧。这时我听见老板说，万姐，穿环的得快点。万姐说，她用的环是原来就乱套了的，包装箱上边有一个大窟窿，环都挂在一起。我偷眼瞥着，老板的脸更长了，万姐只一下一下用力踹着打孔机，就是不抬头。我不明白，老板每天有这么多工人帮他赚钱，他干嘛还总是生气着急。看不见万姐的脸，只见一个侧身的剪影，你若是看久了，就误以为她是机器人呢。你看她。把台历板放在规矩上，然后机械地一踹踏板。在她心里眼里，好像除了干活还是干活，当然还有她生病的老娘。你品吧，你只要看万姐，她就是在干活。话说回来，给私人老板打工，谁会有片刻的休息呢？除了吃饭上厕所，人的出口入口都是堵不上堵不得的，所以才这么麻烦。专职打孔的人来了，万姐就停下手脚来到我面前，把我穿好的台历搬到我身后的压环器上，专心致志地压起环来。老板是欣赏和依赖万姐的，虽然也给了她很大的压力。万姐原来是市印刷厂的工人，和我妈是同行，也是劳动能手。不管万姐把装订车间管理得多好，老板还是有不满意的时候，我就时常听见老板说，万姐，得让她们快点啊。总之，从你早晨八点进到这个大房子开始，直到下班离开这里，你要是没听见老板不满意的声音和没见着他的脸更长了，那天的太阳一定是从西边出来的。在这里干活太压抑了，我这么弱智的人都感到压抑，真不敢想象其他的人心里什么样。

下面来了一个急活，两千本挂历。于是万姐让我和一个姓孙的小妹妹一伙下去拣页子。这个行业里根本就没有年轻人，鬼知道二十出头的小孙怎会在这里坚持下来。除了她，装订车间我就是最年轻的了，可是，我也是四十岁的人了。呵，挂历太大了，每张差不多有一平方米那么大。万姐说，太妹，这页子大，左手要掐住这边的中间，并一再嘱咐我俩千万别拣双张了。这两千本分两种，我和小孙拣一种，也就是一千本。到最后，我和小孙比另外一伙慢了十五分钟，可不管怎么说，下班之前总算拣完了。不然，还不得加班到二半夜。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几乎天天加班。正在我寻思今天不用加班时，车间主管来通知我们今天照常加班。工友们敢怒也敢言，然而一点用处也没有，打工的全是下岗工人，你不加班，你就下课。人民政府都不惯着你，私人老板会惯着你，简直是做梦。由于加班，老板就让食堂的师傅做一顿饭，那菜就跟猪食没有区别，我说咱这不需要厨师，来个能烀猪食的就行，还要那个厨师干嘛？万姐说，给咱们做饭长手就行，你以为厨师是给你雇的呢？那是给老板做饭的。不说吃的了，就这样除了白菜、萝卜、土豆、酸菜没别的菜，连豆腐都不给吃，每顿还从工资里扣掉两块钱呢。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打工干活是硬道理，我活干的这么慢，哪还有说三道四的资本。

等到晚上加班时，万姐表扬我说，太妹今天页子拣的不错，有进步了。听了万姐的话，我的心里真比喝蜜还甜。四十年了，从记事起就没听到过表扬。上学时老师总是要求我们举一反三，可是我觉得老师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没什么可想了，没想到今天我终于补上了这一课。我想，如果小时候妈妈时常夸夸我而不是一味地对我表示失望，也许我会比现在能干一点；如果上学时老师不是让我坐在最后一排从不提问我，我也许真的能举一反三；如果两个哥哥不是捉弄我贬斥我而是帮助我鼓励我，也许我早就嫁出去，做了母亲也说不定。万姐还说过我长得确实不赖，就是有点像失了水分的苹果，皮皱了。老板时常说我干得慢，万姐则说，太妹是慢了点，可是准成。别人一天多少钱，她一天才多少钱。虽然能力不一样，努力就是好家伙。听万姐这么说，真想叫她亲姐。如果从小我就在她身边多好。当然，这些话都是我耍耳音听到的，虽然说我的时候并不像说别人时那样背着人，但也不是面对面。可是，万姐也有对我发脾气的时候。

有一天上午因为台历客户催货，于是大家都来穿台历的铁环，只有万姐在那嘎等、嘎等地打孔。大家看着老板开着他的捷达汽车走了，心里这个放松。这下可得了把了，一边干活一边说笑着。我的至今未婚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家的话题。我想越是渴望需要爱情就越是害怕爱情。说心里话，看了那么多各个年龄段、各种行业的男人，无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竟然没有一个我看上的。只有那个人除外，但我不能对任何人说。万姐一边打孔一边说，俗话说，量女配夫，别光想着自己看不上别人，也得想想人家能不能看上你。找个老实能干的就过呗，这不都这么过呢嘛。你找个龙睛虎眼的，伺候不下来更肏蛋。所有的人都大笑，笑声把下面车间里的对开胶印机的轰鸣声都盖过了。这时晒版的周杰说，难怪诗人说“山多高，婆娘的笑声就有多高”，一点不差。大家又笑，笑诗人这么了解她们。我不是婆娘我是姑娘，所以我不像她们那么开心、爽朗、放肆地笑。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想过般配不般配这档子事，只想我看他们顺眼不顺眼。“白云”说赵忠祥是她心中的偶像，并且十分想见他，我心中的偶像是亚宁，但我可没想要见他，根本办不到的事想他干嘛，那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嘛”。大家的话题不知不觉又转到身体上来了，张一敏已经行经二十多天还在血流不止。李姐说上医院看看吧，别是长瘤了，时间长了该贫血了。张一敏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去呢，淌死拉倒。万姐说，也许是打孔或者打包抻着了，再不就是要绝经。周杰说，二十多天，还不把你家老爷们急死。大家又一阵开怀大笑，这是一楼，要是顶楼，楼盖都得掀掉。我感到脸红心跳，虽说我没有男女在一起的经验，可也晓得她们说的意思。我偷眼瞧她们，她们个个那么无所顾忌，就是张一敏也没表现出有什么难为情的。看来女人一旦沾了男人的边，就不再害羞了。如果有一天我也被男人碰了，难道我也会像她们那样嗷嗷地说男人说孩子？好可怕。人有猴性这一点绝对不假，虽没有孙悟空的筋斗，可是上嘴唇一搭下嘴唇跑出去的何止十万八千里。

大家还在腾云驾雾地神侃，突然就变得鸦雀无声了。只有我大惑不解地说了一句“咋都住声了呢”？

别说话！万姐吼道。

原来是老板回来了。我委屈极了，谁不比我说话多，你怎么不对她们吼？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老板也是的，姐妹们说说话有什么，又不耽误手里的活。王姐使用骑马式钉书机，睡觉都不误事，谁不服她？老板的心真的是黑的？

我单身，我容易吗？

晚上加班到八点，下班一路小跑去等公交车。八点以后公交车由白天的十分钟一趟改为三十分钟一趟。也许是由于我动作慢，差不多每天都赶不上八点从总站发出的那班车。没办法，只好在刺骨的寒风中多站半个小时。八点四十分，公交车终于在我的热切盼望中呼啸着开过来。车上没有几个人，大冷的天，有几个像我这样傻等公交车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不加班吧，老板不允许，提前走吧不是那么回事，打车吧，加班费不够打车钱。我一天十三元钱，按八小时算，平均一小时一元六角二分钱，加班从晚五点半算到八点总计两个半小时，加班费才四元零五分，出租车起车费就八元。你们帮我算算，我能加班然后打车回家吗？冻死我也不能打车呀。就是其他姐妹若是打车回家也一样是白加班呀。所以，我宁可挨冻等公交车也就没什么怨言了。早晨永远是站着乘车，晚上有座哪能不坐呢？我拣个靠后一点的位置坐了，立刻屁股就像坐在一块冰上似的。尽管凉，我还是坚持坐着，因为坐在那可以磕磕冻僵的脚。车到了下一站，没人下却上来四个人，一对青年男女，一对中年夫妇。女青年屁股才坐下就站了起来，一扭身坐在了小伙子的大腿上。中年男人迅速摘下手套放在椅子上让那妇女坐了，自己却坐在光板椅子上。那个女的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很感动。我既没有大腿可坐也没人为我以手套当坐垫。唉，我单身，我容易吗？天气这么冷，也没能冻住年轻人的嘴巴，两个人说着话，一张嘴就如电视剧《西游记》里的神仙妖怪似的那样喷云吐雾。

汽车汽车快开吧，冻死我了。女青年说，明天打死我也不加班了。

颠儿、颠儿、颠儿，起马当大官儿。小伙子边抖动大腿边说。

烦人。女青年大声说。

烦什么烦，这不是取暖嘛。小伙子并没有停下来，我都记事了我爷还这么颠我呢。

那说明你爷不光稀罕你身体也不错，女青年说，要是整天病歪歪的想颠也颠不动。

我爸说有我那年我爷我奶才四十岁。

啊？女青年惊叹一声，不能吧？

惊讶的何止是那女青年，我比她还惊讶呢。四十岁，同是四十岁，差距也忒大了。车开得飞快，人也下得快，等到终点时，就剩下我一个人。

终点！司机几乎是吼。后门打开的同时，司机敏捷地从驾驶门跳了下去。

我吓了一跳，自然是还得下车。车里不暖和，外面就更可想而知，坐了一路车也没缓过来的我重新又走进寒风里。我把帽子往下抻了抻，把脖子更深地缩着，手自然是插到棉衣的口袋里，嘎吱嘎吱地把昏黄的路灯光影里的树影踩在脚下。突然听到一阵笑声，寒风里脆脆的。我没抬头更没有扭头，太冷了，我怕那样风会钻进脖子里。可是，一个女孩手拿着一窜冰糖葫芦从我身边跑过去，笑声就是从她口中发出的。你说天这么冷，怎么就没有把她的笑声给冻住呢？还有车上那一对？车上那一对是因为爱情，因为陈明用歌声告诉我“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所以我才如此渴望爱情又害怕爱情。可是眼前这一个呢，她因为啥呢？这时一个小伙子追过来，两个人边疯闹着边跑远了。我站住脚，转过身朝他们跑去的方向望着……不管是因为羡慕还是因为嫉妒都不能使我发疯，呼啸的寒风更是一刻不停地提醒我，回家吧，回家吧。我收回目光和心思，重新朝家的方向走去。不知为什么，每天下班回来我的心都是突突跳着，当然是因为害怕而不是激动，而今天，就是现在，我突然胆大起来，居然一点都不害怕了，就是此时蹦出个劫匪又怎么样？总比一个人孤零零地强。走到楼下，抬头见自家的窗子还亮着灯，心里突然觉得这灯光没有往日那么温暖。父母还在看电视，说是在等我也行。假如我也有自己的家，那么此刻等我的就不是一对老头老太太，而是他们父子或是父女……真不要脸，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管它是谁等呢？只要到家就该高兴才对。我掏出钥匙开楼下的楼宇门，然后迈着又酸又硬的腿上楼。到家一看，嗬！我大哥居然在这呢。

义薄云天我大哥

我大哥在我家是第一个下岗的，当时他的情绪简直了……整天跟一只没头的苍蝇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我大哥可不白给，他是清华毕业的，学习工业机械的，在市第一机械厂作工程师。厂子黄了，管你是谁，一律自谋出路。人是铁饭是钢，吃饭是天大的事，于是大哥先是开了个小吃部，不行；摆过地摊卖菜，张不开嘴吆喝，算账还赶不上自产自销的农民算得灵便；去给乡镇企业修那些老掉牙的机器，一天累个贼死，衣服也总是油腻腻的。他的手巧极了，小时候爸爸就说他长大了是个好工匠。大哥下过乡，在乡下他也混得不错，现在一到年节还有乡下的朋友来看他。后来他被推荐上了大学，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那时他给父母带来了多少荣耀。凭你什么一堆破铜烂铁，经他那么一摆弄，就能轰隆隆地转起来，给那些或乡镇或城里的老板们赚些以破坏环保浪费资源为代价的利润。他满足于他有用武之地，吃饱饭就行。可是他老婆我大嫂可不满足这个，也不欣赏她的手艺。但这个女人很会利用他的长处。于是，四处张罗借钱，最后和她娘家哥哥一同承包了大哥原来上班的那家机械厂，技术当然还是靠大哥。看嫂子出来进去的穿戴，说话的样子，一定是挣了很多钱。我就不明白，公家多有力量都黄了的厂子，在大嫂和她哥哥手里居然就活过来了，规模当然是比原来小了。看来人少好办，怪不大哥二哥结婚以后就都分家另过，原来小家日子好过。可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大哥的厂子一天能挣五万块钱。当然这个数不是我算出来的，我才懒得算别人家的账呢，自己的事还经管不过来呢，还操那份心呢？这是大嫂对她娘家妈说的。

那是大嫂的妈有病住院了，肛瘘，听说是个挺遭罪的病。我妈说，你大嫂她妈住院了，亲戚里道的，你先去看看吧，我和你爸过几天再去。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不喜欢她们故意问我这个那个的样子，可是我妈这么说了，不去就是不乖不听话，于是我就去了。走到病房门口，刚好听到大嫂对她妈说，你花这几个钱儿算啥，厂子一天就挣五万。我想这一定是老太太住院看病心疼钱了，大嫂故意这么安慰她的。

我哥是真厉害，但我觉得嫂子比他还厉害，因为她把大哥辖制得服服贴贴的，我认为大哥真是怕老婆。这一点他可百分百不像我爸。我爸那脾气，真叫火冒三丈。有时一想起大哥对我那样，跟他老婆不得有多大脾气呢？可偏偏就不是那样，有时两人呛呛两句，大嫂嗷地一嗓子，他立刻就跟被掐死了似的。在工厂大哥跟工人一样干活，机器坏了当然是他自己亲自动手，顶多找个机灵的工人给他打打下手。我想大哥拆修机器一定有瘾，要不当老板了怎么还那么不怕脏不怕累的，印刷厂的老板据说上学时就是学的印刷，可是他一天到晚皱着眉头啥活都不干，一双手白嫩细长，就喜欢指着别人的鼻子。大哥对大嫂可以说是百依百顺，没有一点脾气。不过我也见过大哥冲大嫂发火，就那么一次。

那是我二哥的儿子我的大侄得了白血病的时候。白血病，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在电视剧或报纸上看人家得，从没人想象过自己家人倘若得了怎么办。大侄的病如同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震呆了。我大哥说，不可能，咱家从没有得过这癌那癌的，白血病不就是血癌吗？那段时间，我大哥只要有时间就往医院跑。大侄脸色苍白软弱无力地躺在无菌室内，大哥就隔着玻璃看着我大侄，看着看着就背过身去擦眼睛。他隔着玻璃说，大侄你别怕，听大夫的话，大爷的钱够看好你的病。我大侄那年刚好十六岁，一米八的个头躺在床上就显得更长了。他勉强笑笑问，我小姐呢？我大哥说，等到周日你小姐就来看你了。我大侄得病的事使得我们全家都寝食不安。虽然这种病快成了妇孺皆知的病，可我们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我妈和我二嫂整天泪水不断，我二哥没人时也哭。只有我大嫂表现得比较从容。在我们家里，她事事都要尖儿，我二嫂从不跟她一样的。大侄得病，她虽说算不上幸灾乐祸，但也决不是多悲伤，不咸不淡的让人心里不痛快。

起初大侄的病我们以为也许做骨髓移植术能治，一问大夫需要多少费用，大夫说手术费和术后维护费总共得四十万。天啊，上哪整这么多钱呐，这不要人命嘛。全家人一筹莫展，二哥恨不得去抢银行。

咱家总共有多少钱？大哥问大嫂。

问这干嘛？大嫂不急不忙地问。

大侄手术，得四十万。大哥黑着脸说。

妈呀，打死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大嫂高声说，这病就是人财两空……

放屁！分家产，把我的那份拿出来。大哥脸色煞白连嘴唇都是白的了，就和后来躺在无菌室的大侄的脸色一模一样。

我不同意！大嫂好像也动了气。

你他妈给我滚！我跟你离婚！大哥凶狠地看着大嫂，看那眼神，好像大侄的病是大嫂害的似的。这回轮到大嫂跟掐死了一般，再没出一点声。

虽然我大哥冲我大嫂发了火，向医院交了钱，我大侄还是走了。不是医生和医院骗我们，而是大侄得的这种白血病是什么t型母细胞也不怎么地？反正我也搞不懂，就是全世界都治不了的病。据北京的专家说，你就是去美国就他这种类型的也是治不了。钱没花完大哥大嫂也没离婚。

我还清楚地记得大侄出殡那天，早上七点整出的灵，我和大哥坐在一辆车里，出了城刚一拐上去殡仪馆的路，大哥就说，如果这是给他娶媳妇去……大哥号啕起来，我也忍不住流起泪来。大哥止了哭声见我还在哭，突然对我喝斥道，别哭了，再哭你也跟去！我吓得立时住了哭声，心里真的想还不如让我替了大侄呐，那样我不必再受气，别人也不用这么伤心。这么一想，眼泪就更止不住，怎么擦也擦不干。

雪花那个飘

大哥走了，我也暖和过来了，我开始调电视频道。我想看中央电视台的戏曲频道。

你们天天加班，不加不行啊？爸爸大声问。爸爸的耳朵有点背，自己听别人说话费劲就以为别人听他说话也费劲，说话声音就特别大。

非不加也行。我说，扣钱呗。有急着要货的，不加老板不高兴。

真他妈心比碳黑，爸爸说，恨不得一下就榨干你。

爸爸翻身从床上坐起来，气吭吭地开始抽烟。

我就在心里纳了闷了，刚才他还在和大哥说对工人要管严些，尤其是对大哥下乡那块来的几个农民工，那几个人在厂子里住，就不用原来那两个更夫了，每月可以省下一千元呢。而我加班他就大骂老板的心比碳黑。纳闷归纳闷，不能耽误听戏。我最喜欢京剧里的老生和老旦了。小时候我就爱唱《红灯记》和《沙家浜》里的李奶奶和沙奶奶的唱段。电视刚调到戏曲频道，爸爸就又说，别看那玩艺，哼哼呀呀，半天听不出个个数。没办法，我只好把遥控器一扔，回到自己的屋里。

我感到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虽然我已经习惯别人对我这样，再说爸爸也不是别人。我感到心里闷得慌，就走到窗前把窗户开了一个不到一尺宽的缝。外面下雪了，雪花在飘。窗子刚一打开，雪花飘舞着就进来了。我突然想到《白毛女》中喜儿的歌，我的心就不憋闷了。尽管感到冷，我还是坚持到把“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在心里哼唱完才关上窗户。我把灯闭了，借着外面的光继续看雪花飘飘。要过年了，我又得长一岁，我是越来越不年轻了，雪花是一年比一年下的晚了。可是，雪花来得再晚它也终究是要来呀，而我的爱情呢？他什么时候才如这雪花，姗姗而来呢？

祸不单行的二嫂

夜里我梦见了二嫂，我看着她拽着他的胳膊哭不让她走。

这几天，我总是想起二嫂。二嫂已经走了一百天了，如果真有阴间一定跟我大侄早联系上并且团聚了。大致已经走了一年多了，这一年里我郁闷，全家都郁闷，谁的痛苦都很深，以至自从大侄走我们全家不光没上饭店吃过饭，就是在家也没包过一顿饺子，因为大侄最爱吃饺子了。可是谁的痛苦能有二嫂深呢？在厂办幼儿园的那些孩子我有时还想呢，何况大侄是二嫂的亲骨肉啊！十六年朝夕相处怎么舍得他离去呢？大侄做化疗后曾在日记里写道：等我的病好了，我再对你们说我现在所受的痛苦吧。他的病没好，自然也就没机会对我们诉说他的痛苦。这还用说吗？他走的前两天眼睛就失明了，肚子也鼓鼓的，脸也肿得吓人，可是这个原本英俊的少年自从生病就没喊过一声痛。

十六年，我二嫂都为自己有这个儿子感到自豪。每天早晨，二嫂便早早起床为儿子准备早餐，看着儿子吃饭的样子就像再看一幅名画。到了晚上，她也总是在胡同口等儿子。因为他长大了，再到学校去接怕他感到难为情。一搭着儿子的影儿，二嫂立刻跑过去，于是母子牵着手，二嫂一脸的幸福是个人就能看出来。

大侄的病来得很突然。那天是星期天，大侄起的晚。平时学习太累，所以每到周日二嫂都不喊他起来，用大侄的话说那叫自然醒。

妈，大侄高声喊。

二嫂快步从自己房间走到她儿子的床前，用眼睛问怎么啦？

妈，你看我这怎么有疙瘩呢？大侄把左胳膊高高抬起，右手抚摸着左腋下。

没事，一会儿你爸回来，咱们上医院看看。二嫂伸手摸摸也摸到了就说，起来穿衣服吧儿子，咱两早饭还没吃呢。

就这么等她母子吃完饭二哥也回来了，三口人就上了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淋巴瘤，并且百分之八十是恶性的。再到肿瘤医院，都没用作什么切片，医生冷酷地说，百分白是恶性的。当天就去了北京，北京的大夫更狠，直接就说根本不能治，因为已经恶化为白血病。二哥二嫂把平时看电视了解的那点关于白血病的几种治疗方案都问遍了。总之，一句话，大侄除了等死没有第二条路。从发现到死亡，大侄走过痛苦的两个月零两天，在二嫂过生日的那天，大侄走了。祖家唯一的根苗断了。二嫂不再像过去那样家里班上两点一线，她不再上班，每日里就在外面不停地走。她晒黑了，头发也变得灰白。有一次我去她家，看见床头墙上，只要能放照片的地方，就都是大侄的照片。二嫂看见我，一把抱住我放声大哭，直哭到把胆汁都吐出来了。我也哽咽得上不来气。

二嫂是被汽车撞死的。那天我和她在马路牙子上走，一辆汽车不知怎么竟开到人行道上。如果人行道的外边不是砖墙二嫂也不会死，因为二嫂被夹在汽车和砖墙中间了。表面上看，二嫂并没受什么伤，所以我当时就没怎么害怕。在去医院的路上二嫂对我说，太妹，我不能好了。我不害怕也不痛，我要去找我儿子啦。告诉你二哥别难为司机兄弟，你别哭……二嫂冲我笑笑头一歪就不动了。

我哭，司机也哭了。到医院了大夫们还以为他和我是一块的呢。等二哥和大家都来了，我就把二嫂的话对二哥说了。大嫂看到司机也在场，把我臭骂一顿。我拉着二嫂冰凉的手又大哭起来，此时，我的心一点也不比二嫂的手热。

劳动最光荣

早上，我去上班。大雪下了一夜，足有半尺厚。天太冷了，雪一点都不往一起沾，风一吹，地上的雪就一溜小跑。我觉得我看见了风的模样，真的。我这么说聪明人一定会说我有病，又得说我的脑袋得钱治了。都知道风不光是走，简直是跑或者是飞，可是谁看见了呢？相信没人看得见。若不是雪嗖嗖地被刮跑，谁能看见风怎么行走呢？风就像岁月，像时间，你明明知道它在走，可就是看不见。有了雪，我看见风了。它一会儿快跑，一会儿打旋，就是不肯停下来，就像昔日幼儿园里的孩子们。我突然想不光是孩子就是大人也像风，只要活着就得动，要不就是死了，就是被消灭。我在幼儿园上班时，教孩子们唱过《劳动最光荣》。你说奇怪不奇怪，那时真觉得劳动挺光荣的，而现在，我天天劳动，却觉得没有那时的光荣了，但也总比用别人养强，这么一想心里还算舒服点。

雪踩在脚下嘎吱嘎吱的，上班就像上刀山似的，天冷刀就显得更锋利，因为快要到年底了，印刷厂要忙死了。刚一推开车间的大门，一股刺鼻的油漆味，不，我说错了，是油墨味，反正都那玩艺，没好味。我不怕这味道，用不上十分钟就闻不出来了。我打了个喷嚏在考勤机上按下指纹然后就上楼。万姐张一敏她们都不喜欢这个东西，张一敏说，一往上按指纹就想起杨白劳，感觉自己像让人卖了似的。我倒觉得挺好玩的，姐妹们都说我脑袋缺根弦，我自己倒没觉得。姐们们都来了，我确实是像万姐说的那样“慢雀儿先飞常在后”，但我没有迟到。姐妹们都在换工作服。万姐的穿戴若不是在这看见，而是在大街上或是汽车上，你一定会以为她要么是坐办公室的，要么是要去约会，真是老来俏。张一敏和王姐他们就这么说她，我也觉得挺对的。她的头发是焗染成咖啡色的，皮肤很白并且看上去也不算松弛。总之，她比我受看，别看我比她小十岁。她领导着我们十几个女工，每天拣页子，创页子，折页子，打孔，穿环，刷胶，兜皮子，糊里子，有时甚至订书机，折页机，打孔机一齐开动，还真是热闹。假如大家是一群大雁，万姐就是头雁。这话我刚一说出口就被别人顶了回来，别拍了，拍也拍不到正地方，老板才是头雁呢？我只好委屈地闭上嘴。

太妹说得也对，不过万姐若是头雁老板就是猎人。这时张一敏说，擒贼先擒王。大家都笑了。

就是这样，别人能说的话我就不能说。反正我就是怎么都不对，怎么也不能称人们的心，我感到有怨无处诉，心里憋得慌。可是打工可不论你心里怨是不怨，干活是天大的道理。

万姐，我干啥？我问。

你和李姐下去打包。万姐说。

自然是李姐看单子我裁包装纸。我刚裁完，还不等拿起来老板就走过来。

李姐你去刷胶。老板皱着眉头说，包不大，你就自己打吧。

老板说完仍然皱着眉头走进他的办公室。不知道为什么老板总是眉头紧锁，好像眉头展开世界末日就到了似的。库管员大姐背后管他叫“万年不乐”一点也不夸张。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破船偏遇顶头风。我不敢有一丁点的疏忽，照着单子上要求的数量一件一件地包好，又在包上的空白处填好所包产品的名称数量以及取货的单位，反复看了两三遍，确认准确无误以后，战战兢兢地签上“祖太妹”三个字。看着自己的名字心里有点慌，万一出了差错这个签名就是证据，可是不签是不行的。

还看啥？

我吓了一跳，抬头见是裁刀师傅正瞪着眼睛看我。他总是对人瞪眼睛，所以我很害怕他，从没有跟他说过话，当然他也不跟我说话。

那不包的挺好吗？包上就行呗。这些一会儿堆住了。说这话时他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我没吭声赶紧铺上包装纸，把刀案边上木案子上的绿色卡片往包装纸上摆放。等摆好了，我发现卡片的绿色不一样，有深有浅。我想这肯定是不合格产品，可是到底包不包呢？我拿不定主意正犹豫着，裁刀师傅转过身看了一眼。

色差太大，你去问问主管，包是不包。别包上了给人家。倒时退货追究谁包的，你吃不了兜着走。裁刀师傅的眼睛真大。

我去问主管，主管过来看看又去问老板，老板过来也看看然后问谁印的。我心里慌慌的，心想多亏裁刀师傅提醒我，要不……

我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上楼吧。裁刀师傅说，问问老万你还干啥？这个不包没活了。

看一眼裁刀师傅，眼睛有牛眼睛那么大，真吓人。我赶紧上楼把下边的情况对万姐说了。

不用管。万姐说，就放那，他们爱咋整咋整，七股主事八股当家的。别的包完没有？

包完了。我说。说完这三个字，我突然觉得我一个人这不也行吗。不是吹，我包的也很规范呢？

那你就在这翻台历本吧，直接查数，五十一包。先把包装纸铺好，直接摆好打包。万姐吩咐道。

翻台历本就是把万姐压完环的翻到封面那页。我一边翻本一边查数，一摞一摞地摆好。够数了万姐就停下手站起身过来帮我包上。由于反复重复一个动作，不需要费什么神，我的脑袋就又想别的事了。人自然是对自己想拥有却没有拥有的东西特别的钟爱，当然除了疾病。我所没有的是爱情，于是我此时就很想相亲的事情。相过多少次亲我早记不得了，但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都跟泥做的牛马过河似的，再没什么消息，不然我怎会到如今还是[ch*]女身呢?

我还记得今年夏天那个天空飘着细雨的日子，两个介绍人在江边上让我和一个男人见了面后就走了。其实来时天就阴下来了，只是因为是夏天，感到阴天更好，晴天的骄阳似火太难受了。当然，这一回我的感觉很好，看着柳条经过小雨一浇，绿的简直没法说，一对一对的小燕子忽高忽低地在眼前飞，我的心也有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一种想要发生点什么事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美妙，只是说不出口，更没法对那个人说。我偷偷看她一眼，他只顾慢慢就着我的速度往前走，对我好像也没什么不耐烦。

在印刷厂干活开心吗？他问，却没看我。

还行，就是老板的脸老板着。我说。

老板嘛，不板着脸还叫老板吗？他说。

我笑了，他看看我也笑了。我的心一下跳得快了，感到脸也发热。我急忙低下头。也许这就是幸福。如果这真的就是幸福的感觉，真希望这雨老也不要停，永远这样铺天盖地把我紧紧包围。

江边石阶上有人在那里卖伞，他几步跨上去，一转眼又回到我面前，刷地一下把伞撑开在我的头上。我开头看见这是杭州产的“天堂伞”。天堂伞，天堂，但愿她就是我的天堂！

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江堤的尽头，我鼓足勇气看着自己的脚尖说，愿意去我家看看吗？他没有说话，把一只手在我的肩上拍了拍。于是，我就满心欢喜满心战栗地带他朝我家走去。

我妈和我爸见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乐得北都找不着了。差不多二十年了，妈逢人就说我的婚事如何难办，托了七大姑八大姨，总之在所认识的人和亲戚中撒开了大网，只可惜也许是由于网眼太大了，连一条泥鳅都没有网到。今儿个，在这个下着小雨的夏日里终于网到了一条。瞧他那白净的脸，细嫩的手和文质彬彬的样子，谁还能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爸爸又是找烟又是沏茶的，忙得像个快乐的孩子，都不像一个老人了。自从大侄走后，爸爸这是第一次这么高兴，看来我真是他的包袱。谁甩掉包袱不乐呢？我妈就更不用说了，小鸡她都燉锅里去了。我走进厨房寻思帮妈干点啥，可是由于心里过于兴奋啥也干不好。于是我妈就对我说，进屋去吧，两个人多唠唠，多了解了解。

我坐到他身边，心怎么也静不下来，总想仔细看看他。可是每当我的目光一落到他脸上，他若不看我还好他若一看我，我立刻就跟触电似的迅速收回目光。爸爸边吸烟便询问他的工作情况，我自顾自地走到窗前。窗外的雨根本不能使我火一样热的心冷静下来，我知道了什么叫相见恨晚。

就在我还在无尽遐想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他接电话爸爸闭上嘴怔怔地看着他。他哎呀哼呀了几句就挂了电话，然后起身告辞。我来不及跟他说什么，他已经走出了我家的门。我的电话响起时他已经走到了楼下。我站在窗前一边听他的讲话，一边看着他擎着那把天堂伞走远。

对不起，今天一定是你误会了。保重。他在电话里说。

我的眼泪如玻璃上的雨水一样冰凉地在脸上淌着。啥时候谁能对我说爱我到永远呢？也许今生也没这个人了？

要不是这一包又够了也许我还在想那个小白脸子，不，是老白脸子。因为介绍人说他比我还大六岁呢？

天空依然很蓝

一气打包了二十八包财神爷，累得我浑身冒汗。这时有人喊开饭了。大家迅速停下手中的活，闭了灯就朝食堂走去。由于打包在楼下，我早就闻到了酸菜的酸臭味。我知道，等把这酸臭味咽进肚子，身上的汗才会消失。

我把饭盒用自来水冲冲就算刷了，别人也是如此。我把饭和菜盛在一起，然后坐在老板他爹用木板钉的长凳上摸着黑吃饭。灯坏了，没人修，修了费电。好在再怎么黑也不会有人把饭吃进鼻子里。等我吃晚饭刷完饭盒就到点了。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活太忙了，老板说，中午算半个小时的加班。

下午大家都穿台历的铁环。我来到楼上通过玻璃朝楼下看一眼，刚好看见一个男人搂着一个女的在楼下走，我像被蜇了一下，迅速收回目光。我喊一声万姐，回答我的只有打孔机咕咚咕咚的声音。别人都已经坐在案子前，万姐扭头看我一眼，我这才想到，除了穿环还是穿环，没有再简单的。我拿过一只凳子坐下，开始干活。

快要下班时，主管过来对我们说，今天加班谁也不许请假，几点干完就几点下班。大家议论着发了一通牢骚，活还得继续干。

夜里十点半，这一年的活都干完了，明天就可以全部交货。明天除了主管、万姐、张一敏就都放假了，明年的一月四日上班。我的心里很轻松，太累了，两个月来没有一天不加班的。

临走时万姐让我留下电话号，说哪天让我来上班打电话通知我。我知道，这就是把我开了，因为印刷厂一过元旦就没有多少活了。要是印书的印刷厂还行，一年四季没有忙闲，就看业务员的能力。现在只有等到厂里忙的时候我才能再回来上班了。我心里不是滋味，但无可奈何，谁让我活干的差呢？我也知道这不是万姐的意思而是老板的意思。

姐妹们一半关心一半玩笑地让我打车回家，说她们怎么都无所谓，老半婆子老太太了，我还是黄花大姑娘。

我淡淡地笑笑。四十岁了，再说她是黄花大姑娘听起来就不是受用而是受罪了。我笨但我明白。

看着她们都骑上自行车各奔东西了，我突然想走家去。

我走着，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我又想起那一次的雨中漫步。想到他那白净的面庞，满脸的书卷气，去买伞时跨上台阶式的样子……他再也没和我联系过。我知道，我配不上他，虽说他离了好几次还有两个孩子。我心里早就死心，但不知为何今天竟想起他，这也许就是痴心妄想。我抬头看看天空，想对它说说话却无法开口。天空很高很远，它似乎也躲着我不肯听我说话。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接纳我，不管我心里想什么，为什么还让我存活于世？

我承认我比不上别人，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一直在努力吗?电视台报纸杂志不是天天都在讲环保，讲保护动物，讲生态平衡吗？就拿我当一只动物或是随便一棵什么植物好了，不也不必做别人的出气筒或者笑料吗？再说，没有我这样的糟粕，怎么能显出你们这些精英呢？没有洼地能显出高山吗？我已经努力做好洼地了，为什么高山还要不时地低下头来嘲讽我呢？人可真是的，对我这样的无能弱智者嗤之以鼻，能有什么成就感呢？

想得头都疼了，离家还很远很远，看看天吧，天空依然又高又远又黑。我知道，若是白天，这天空就是很高很蓝了，尽管很冷。

我的怨到底能对谁说说呢？或者像我这样无用弱智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怨可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