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汴水长流叹故国梁园

自公元前225年秦始皇灭魏，王贲以鸿沟之水毁灭大梁古城之日起，开封则由一国之都一夜之间沦丧为一普通县制——浚仪县，从此王者之气随着黄河之水而长埋于地底下1122年，也无法钻出这黄沙堆积的地皮，哪怕是透一口怨气的机会几乎都没有。自公元前202年西汉刘邦封彭越为梁王管辖开封之日起到公元907年朱温叛唐而建后梁国，再度以古之大梁为国都之时日止，这开封汴梁之地竟无一诸侯之王而为帝焉。即或不为帝王之都城的时候，这里的一切似乎趋于平静，这里一切的历史似乎在鲜为人知的掌故中，随着延伸的历史而渐渐淡忘。然而在这种平静淡忘的背后，古城开封一方面演绎着隋唐时期达千河之便，通四海之富的汴梁水陆大都会的经济文化繁华之鼎盛，另一方面却又在隐藏杀机的背后孕育着汉唐千余年所包容的鲜血淋漓与惨烈凄凉！

福兮，祸兮，相互所依。水之为福为祸，只有那经流不息的悬河心里明白，日夜私语，默默吟唱着世人似懂非懂的歌谣。昔日梁国人引黄河之水而凿鸿沟，当初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有利于国计民生，促进了关东地区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但最终还是这由大梁人自己引来的黄河水毁灭了自己的家园，国灭家亡之时，幸存的大梁人还没有来得及学会思考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大梁故城在历经三个月的大水浸泡之后，挣扎着睁开塞满泥水的泪眼时，才发现自己140年的繁荣昌盛竟然随着这浑浊的河水滚滚东流，大梁魏国已经在污泥浊水中从战国晚期的版图上彻底消失，秦国浚仪县已经替代了昨日的大梁皇城，不知这是战争的伟力，还是期盼统一和平的痛楚，以毁灭而求天下归心，岂是历史发展的真谛？

一夜之间由国都降为县制的浚仪人似乎也明白了什么：毁灭大梁城的并非完全是黄河之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看谁在驶这舟，谁在水上行。在兼并天下，霸主中原的战争中，黄河水只能说是兼并战争中无论是王者之师、还是弱小郡国所利用的有甚于核武器一般的坚兵利刃。战争年代，水可以是兵败师灭的罪魁，亦可能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历史上无数战争莫不如此。前有大梁城毁国倾之灾，有“死亦作鬼雄”的楚霸王乌江自刎，有“横槊赋诗”的曹操兵败长江天下三分，有胡人苻坚投鞭断流，淝水败北。古代有之，后世依然。红军四渡赤水，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皆恃水而定成败也。但无论如何，在和平的年代，不论江河多么汹险，合理疏导合理利用，造福于民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世人都能常常享受威泥斯水城的富饶与浪漫，岂是用益寿延年可以描述得来的？远古大梁之兴，得益于凿鸿沟引黄河水而昌盛，大梁之衰败，亦因黄河之水吞噬三月而亡。秦汉以后，浚仪县城在几百年后的逐渐萧条中盼望新生的时候，这一马平川的开封大地，疏河导水，自然是起死回生的唯一法宝。微词颇多的隋炀帝在游山玩水的享乐中竟然挑起了这一复兴中原的历史重任。

历史上好多人和事，罪在当时，功在千秋。与隋炀帝当时主观愿望相反，京杭大运河的通航，四方水系的沟通，虽然隋炀帝承受了劳命伤财、身死国灭的责骂，然而可以告慰扬州九泉之下这位昏庸享乐皇帝杨广的是，当年大运河的开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客观上却改写了中国历史。这一改变竟是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的重农轻商的社会祖制的改变。随着京杭运河漕运的不断繁荣，中国内地东西南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流通，互通有无，也许这就是封建社会中期中国商品经济时代开始走向成功的历史写照。水陆交通的发达，宣告了经济蓬勃发展机遇的来临。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被聪慧的开封人牢牢把握着，誉为“北方水城”的开封，从此舟车所会，漕运兴盛，竟一时为洛阳所无，由此转萧条败落为繁荣昌盛，“汴州关东冲耍，地富人繁。”世人眼中的“大梁天下之要会”水到渠成，开封又一次绽开了幸福的笑脸，尽管带着些许难以回味的辛酸和苦涩。

我们今天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富强是决定地域政治体制变化的根本因素，我们的祖先何尝不明这个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汇，给汴河岸边的汴州由县、郡制升格为州、府制提供了发展契机。据史书所载，自秦汉以来，开封治所基本设在当时的大梁古城的南大门启封古城。当原来的古大梁（后汴州治所）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巨大的物质文化诱惑迫使古老的启封（西汉改为开封）黄沙没身，蛛网遍地。文明滋润汴州，繁荣走向汴州，从此，古老的启封古城在悠悠岁月的侵蚀中，仅能以今天“古城村”的姿态数着千百年前的繁华。自此，一组历史名词永远牢不可破地镌刻在汴河岸边的历史记忆中：启封——大梁——浚仪——开封——梁州——汴州——开封府——东都——东京——汴京——南京——汴梁——北京。甚至许多钟情于斯都的人们习惯了以特征代指古城开封，诸如夷门——梁园——汴都——汴城等等。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组历史地名变迁的排列，然而透过其深处，让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的毁灭与复苏，看到的是战争与和平在魔力使然的变奏曲中交相辉映，每个名称都是岁月的痕迹，每个名称都是开封的“家史”，每个名称都是黄沙漂移的脚步，每个名称都是我们品读而又永远品读不完的史书！

历史曾经这样记载着汉唐时期古大梁城（今开封城）毁而复活的画面：春秋至秦汉，启封以一个城堡或县治之名走过了600年悠悠岁月。西汉因避景帝刘启之讳而改“启”为“开”，开封之名始焉。汉后近800年至东魏，升为开封郡，其治所仍设在开(启）封故城中（今古城村）。其时，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在一个明月皎洁的秋夜，辅政大臣高欢，偶而幽帘一梦：昔大梁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打坐古吹台，告欢曰：自古夷门帝王州，邺城无王者之气，汝若取代元善见（即孝静帝）而自立，当图大梁。莫若我等郁闷而终，悔之晚矣。高欢梦醒甚喜，立即下令于故都大梁之地设立梁州，致使浚仪首次于梁国消亡之后成为州治。为他日王都于此打下基础。只可惜高欢之子高洋篡国立齐之后，未遵先命，仍都邺城，不日而亡。这时长安古城内，北周武帝，这位汉化鲜卑人宇文邕，在灭北齐（高欢之子篡东魏建北齐）统一北方的前一年的某个风轻皓月之夜（建德五年——公元576年)，悠悠之中，缘梦夜游古都大梁城，一阵轻风徐来，汴河上下，紫气萦绕，武帝顿时面有惧色，频感心力不济，因景生情，秦始皇凿秦淮河以断金陵王脉之意油然而生，以城临汴水而改梁州为汴州。心想日后一统天下之日，定当以关东汴河为要。遗憾的是，578年，他统一中原已定，而誓师平定江南的计划，竟在他35岁英年早逝中流产，最终也没有完成南北一统的宏愿。也正因为他的早逝，致使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真正四海归一推迟了12年。

功莫大于隋炀帝。这位当年随父征战南北，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的隋朝第二世帝王杨广，大业元年(605)，为沟通南北而征民夫100万有余，修通济渠（亦称汴渠），自东都(洛阳)西苑引谷水通黄河，又自荥阳牛口峪引黄河入汴水、淮河，连接邗沟，通达长江。从此，汴州(开封)又进一步兴旺发达起来，使位于江淮和长安、洛阳之间的汴州（今开封）一跃成为日渐繁华的水陆大都会，而相距十多公里的开（启）封则逐渐失去了昔日政治军事和地理上的优势而江河日下，逐渐荒芜。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这是历史最应记得的一年，唐朝皇帝顺应历史的必然发展之需要，毅然将已然被时代车轮抛在尘埃之后的古开封治所迁入逐渐人丁兴旺经济繁荣的汴水之滨的汴州城，今天的开封市就是唐712年永远牢固地与“开封”这个名字联结在一起！

还是唐朝，公元781年，这更是一个难忘的春和景明之年，其时唐宗室后裔汴州（亦说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带着他扫平叛党余孽之后的浩荡队伍占领开封，当时也许他并没有想到要做一件什么政绩工程，只是以其年少为开封知县、中年为梁州刺史，现在又为汴州节度使的他，对开封一份执着甚至是极为纯朴的感情，想象着开封的过去未来，决意在恢复古大梁城基础上再行扩建，让后世的子孙们能够留下一份追幽思古的念想。今天我们暂且不论其当年为开封知县时，为书生葬身埋金（见《李勉埋金》）的感人故事和高尚品德，单论其念祖拓新启后之功，在大梁古城被毁1006年之后第一次大规模扩建汴州城，当为后世今人称颂。重新扩建的大梁汴城，其周长已达20里155步，城门10座之规模。城市的扩建，进一步促进了开封政治经济文化的日益繁荣，为唐朝后期后梁太祖朱温（公元907年）将汴州升为开封府，第一次恢复大梁国都的历史地位，历史上第二次在此真正重建后梁都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开封县制州制到开封府的结缘，这一历史的沿革，使得开封故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起起落落、风雨兼程又是数百春秋。真乃江河滚滚东去，故都失而复来，历史循环如此，若无黄河东去，无汴水长流，无京杭大运河沟通四方水系，商贾聚会，促进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故都岂能死而复生？兴，水耶，亡，亦水耶？汴水流，泗水流，家国春秋岁悠悠，此之谓乎！

如果说开封自大梁毁灭之日起至后梁第二次在此建都，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复兴，经历了11个多世纪，那么，在这110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开封虽然由县制郡制州制而升格为开封府，虽然不曾有过帝王打坐龙庭，紫气徐徐东来，然而哪朝哪代不为这帝王之争而刀光剑影，鲜血淋漓！几多诸侯王子皇孙甚至异姓王侯都在自觉不自觉中或者是经意不经意中丧了卿卿性命，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剧。或许正是这些王室宗亲异姓王侯悲剧的铺垫，才可重圆1122年之后的大梁帝王之梦。

梁王彭越当是西汉一统之后第一个中原王的悲剧形象。与韩信一样，作为第一代异姓诸侯王（刘邦封），只可能是封建社会帝王一统河山之时政治斗争的产物，自然也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当年张良献计而立异姓王，本非刘邦意愿，至于白马盟誓：“非刘氏不王”，既是政治斗争白热化的表现，更是封建王朝内部斗争中自身狭隘的小农意思的集中体现。在政治斗争的圈子里，不说异姓王侯，就是同宗同室王子皇孙，一旦阻碍了专制集权的向前发展，同样身首异处，遗恨万年。

当年吕雉为了巩固刘邦政权，杀韩信，醢彭越，何其忠也。一旦高祖崩，幼帝立，吕氏之野心勃勃昭然。由诛杀异姓王而一举成为巾帼枭雄的她，“无冤女皇”成了她晚年的梦想。为了确保吕氏子孙荣华富贵，“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后，自然把斗争的矛头就对准了刘姓王孙，刘如意，刘肥，刘友，刘建等刘邦之骨肉，都在吕氏执政的社会治世中冤魂孤野。作为关东沃野之梁王的刘恢，岂能幸免？刘邦当年醢彭越之时，没有想到这大梁之地的第二个悲剧人物，居然就是刘邦自己的亲生儿子，这当然是刘邦“白马盟誓”时所料不及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刘邦保不了自己的儿子，吕后同样也保不了自己的侄子。替代梁王刘恢的吕产，自然也就成了吕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周勃陈平铲诸吕而复汉室的一声吼叫中人头落地。

我常在想，汉唐时期，逐鹿中原当是野心膨胀时代的荣耀。即或是在歌舞升平的背后，总也夹不住那骨子里长出来的野心。或许这就是王气使然。汉文帝之子、汉景帝之弟刘武，有古吹台梁园歌舞之乐，有扼守中原，铲除七王叛乱之功，最后郁闷终身，身葬芒山，何载？当年为梁孝王之时，招揽文人墨客，扩吹台，筑梁园，吟诗作赋，吹弹歌舞，引司马相如、邹阳、枚乘等而宾客之，无论是《子虚之赋》还是《梁王菟园赋》，除了“离宫别馆，弥山跨谷”“枝叶荣茂”、“梁园雪霁”之外，怎么也找不出刘武造兵器、募人才而侍功篡位的味道来。然而，历史给了他野心膨胀的机会，历史也就给了他悔过自省的漫长与凄迷。

其实，这是帝王之尊的巨大诱惑，使梁孝王刘武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我从刘武的身上却看到其高尚的另面，当其时，以梁国地域之大、敌国之富、兵强马壮而束手待毖，把悔恨吞进肚里，把和平与统一留给世人，这不是正他从七王之乱给百姓苍生带来创伤与离乱的惨痛教训中所悟出来的人格魅力么？我想唐朝叛将李希烈要是能够悟出刘武自甘背负骂名而身葬芒山的那一份境界，就应该不会叛唐自立而为楚帝，以汴州为都，最后兵败被杀了。也更不会把曾经平定安史之乱立下旷世奇功、前来说服他重归大唐的世代忠良、大书法家颜真卿杀害，致使奸相卢杞陷害颜氏、借刀杀人的阴谋得逞。和平与统一是世代国人意愿，东晋祖逖北伐中原收复开封（古浚仪县）时闻鸡起舞的道道剑影似乎就在眼前。

汴州，大梁古国之地，梁园，大梁历史风云的见证。三千年岁月的沉淀之后，仍能听到那当年文采，旷世音符。尽管象征唯美祥和春暖花开的千古绝唱《阳春白雪》随着师旷琴毁人亡而永远消失在那“吹台秋雨”的淅淅沥沥之中，而三贤访古，行走大梁，吟诵梁园，遣怀诉说，不正是另一种爱国忧民，建功立业，“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的新阳春白雪的再世么？“怀古视平芜”，“倚剑悲歌对秋草”，“人生达命岂暇愁”，这正是李白杜甫高适三贤聚会而凝成的新生代千古绝唱，尽管今天已化为三贤祠永远的诉说。原来在权力与欲望的角逐中以血封侯的汴州大地，还孕育着杜甫的沉郁与开阔，高适的豪迈与苍凉，李白的潇洒与浪漫。在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年代，把血雨腥风、春和景明与救国治世有机地融和在一起，不也正是这广柔的开封汴梁之地象征大梁故国胸怀的豁达与高远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