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愤青”并与熊飞骏先生商榷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出自明清思想家顾炎武，原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即祖国之意，后人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达对祖国的忠诚、热爱之情和责任感。当时由于满清入关，顾炎武还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此处“亡国”是指政权消亡，“亡天下”则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沦亡。“匹夫”泛指平民百姓。意为一个平民百姓，也应时刻关注国家命运，并以为国效力为己任。

而近来，在全球华人中自发兴起的强烈反对达赖喇嘛为首的“藏*暴乱”、西方少数国家支持“藏*”，分裂中国阴谋、破坏奥运圣火传递以及cnn媒体公开辱骂中国人民，侮辱民族人格等丑恶行经的爱国活动，不禁为之热血沸腾。感于在个别网站所看到的一些与这种爱国热情唱反调的文章，又使我不期然借用这句话作为本文标题。唯有这句话，才让我更恰如其分地表达义愤和对祖国的深深热爱。

不知为何，素以“波澜不惊”而自处的我，居然会因为偶然看了一篇《“愤青”狂飙下的“伪爱国主义”》文章而义愤填膺。也许是我的血液里流动的民族主义成份太浓，也许是对中国崛起而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巅的期望太甚，更或许心里一直恪守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与道德，才会放弃与世无争的信条而对一篇无伤大雅的文章作出思索。也因为，该文所透出的思潮尚有一定的市场，且文章论调极易为屑小所乘，叵测所用，这点，在该文后面的一些阴骘煽动、自命不凡或别有用心者的跟帖中可以印证。文章论点、论据等方面甚为牵强并有断章取义、概念模糊之嫌，等闲让一些读者思想混乱，危害甚大。故而有必要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并以此与作者商榷。

《“愤青”狂飙下的“伪爱国主义”》（以下简称《愤文》）文章，围绕着“愤青”的“伪爱国”而叙述，通篇洋洋洒洒，似乎“愤青”误国已甚。

开篇即谓：近代中国缺少思想家,缺少坚守良知的知识精英,缺少捍卫真理勇气的仁人志士；但近代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愤青”和“追星族”。真是这样吗？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根据何在。所指的“近代”是哪个阶段？若历史阶段以时序划分，中国“近代”通常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如此，文章所定义的“思想家”、“坚守良知的知识精英”和“捍卫真理勇气的仁人志士”是什么呢？因为，中国近代这个历史阶段，正值多事之秋，期间仅历史大事就不下数百件，仅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侵略、火烧圆明园、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八年抗战、新中国成立等等事件中，有无数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而前仆后继，壮烈牺牲。恰恰是这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涌现出了多少的思想家、坚守良知的知识精英和捍卫真理的仁人志士呢？可以说是灿若繁星，数不胜数。难道林则徐不是？顾炎武不是？孙中山不是？李大钊、陈独秀不是？鲁迅不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chan*]党人不是？还需要列举么？不需要了。

若这个道理站不住脚的话，那么，我想，《愤》文所指的近代似乎是专指新中国成立后的这几十年了。这也是一个思想上的混淆。因为，这几十年通常是指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年，谓之后现代。那么，假使《愤》文真的是指这个时代，那便属坐井观天之叹。众所周知，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chan*]党虽在经济建设上走了一些弯路，整体发展水平尚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有不少差距。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共[chan*]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变，尽管一些共[chan*]党人在腐化变质。正因为这个执政党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才一直义无反顾地带领人民进行着改革开放的全面经济建设。若以经济成果计，虽不能与发展了三百余年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但在短短几十年内，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且日渐富裕强盛。若非如此，那些“中国威胁论”的仇视又从何而来？试问，如果没有许多思想家和精英。仁人志士能成么？邓小平不是？那些日日夜夜在为国为民辛勤操劳的人们不是？这里，倒想问问作者的标准是什么，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和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多党轮流执政”以及仅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所谓“民主和自由”体制之下的人，才能称之为“思想家”、“坚守良知的知识精英”和“捍卫真理勇气的仁人志士”？也未免太“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罢。

诚然，中国近代从来不缺“愤青”。然而，“愤青”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思潮才能称之为“愤青”？我看《愤》文自己也没有搞明白，所以，才牵强附会地罗列事例甚至不惜曲解、肢解历史本来面目来“佐证”观点。文中所列举的明、清和“文革”时期的所谓“愤青”现象，没一个叙述的理由能够成立。

“愤青”是什么呢？其实，“愤青”一词，是“愤怒青年”的简称。70年代在香港，特指对社会不满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而在中国大陆，却诞生在“文革”后期。那场上山下乡运动，导致无数知识青年下放农村。80年代初，这其中的少数人因历史原因无法返城，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相当一部分人便产生了“厌世”情绪。而现代，愤青的含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原本由于社会动荡所产生的特殊群体，由于种种思潮使然，糅合了不满现实、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很大程度上占据了国人的思想并迅速发展、膨胀。从抵制日货开始，再1999年后，连续出现中国大使馆被炸、李登辉“两国论”、中美撞机、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强烈刺激了中国“愤青”的迅速崛起，并由网络走到了现实。

由此可见，真正的“愤青”，一般是那种对国家民族抱有极大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包括对国家和政府相关行为与能力不满以致力求改变的激进份子。从这个角度看，古今中外也从来不缺“愤青”。如从“安得广厦千万间，使我天下寒士开心颜”可见白居易对穷困的不满；从“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可见王安石力主变法，反对因循守旧的思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愤青”是没有具体定义的，但在大众心中必须具有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愤青应区别与街市上的流氓混混，表象或许雷同，但知识面以及知识结构要比流氓混混广泛复杂的多，应该属于有文化有内涵的群体。不真正表现在形式上，而在于思想。其二，区别与一般的文化群体，与他们比较起来愤青们多了些桀骜不羁，满腔热情，愤世嫉俗。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因此不会如平常人那样对事物全盘接受。应该是五四时期那样的不满社会丑恶现实的热血青年，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勇气，有热情，有信念，有理想。

如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愤青”是高尚的，代表了青年的渴望与激情，青春与活力。是有理智、有个性思维，有文化和道德素质的人群，其实就是国家与民族需要的国民精英，完全有别于仅仅局限于愤世嫉俗的肤浅，区别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哈日、哈韩一族。更区别于鲁迅笔下浑浑噩噩叫喊“我要革命”的阿q，有别于只会匿名漫骂、口号主义、战争妄想狂与夜半扎车胎者。其对国家发展的肯定，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精神，和社会一些不良现象的提出，对国家和现代化建设均为有利。其可爱之处在于，他们承载了大多数人的悲凉和愤怒，并勇敢地说了出来和站了出来。

那么，如此“愤青”是“伪爱国”吗？回答是否定的。相反，愤青们是真正的爱国。当国家利益受损时，国民的正常、本能的反应，就是迫切地想要寻找一种伤害者看得见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姿态。就是一种民族血性的表现，如果没有这种本能反应的民族是不正常的软弱民族。爱国主义凸显不仅是必然，更是可喜事实，它反映了国民的爱国情怀和对国是的关注。当然，爱国主义有不同时代背景和时代主题，赋予了不同的使命。如当年国人反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拒签巴黎和约、华盛顿会议前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等等，都对维护国家利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抵制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昔日的政府是投降卖国的政府，昔日的中国是软弱可欺的中国。

如此，《愤》文中所说的“吃袁崇焕的肉”的人们是“愤青”么？鲁迅笔下买蘸血馒头吃的人是愤青么？

袁崇焕被崇祯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等罪名碟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当时京城有不明真相的人买其肉生食不假。但中国封建古代“恨不生啖其肉”式的例子岂止是发生在袁崇焕身上？如果这也算“愤青”所为，那生吃袁崇焕尸肉绝不止是首次，何况既然是“不明真相”，“恨”之又何罪之有？反之，以“莫须有”罪名害死民族英雄岳飞的秦桧，可否应该千秋万代一“恨”呢？

如果说生吃袁崇焕尸肉强加于“愤青”之身尚有所依据，则《愤》文说的“愤青”在历史上第二次展示“力量”是戊戌六君子的鲜血被蘸了血馒却是“莫须有”的说法。鲁迅先生《药》文笔下，写的是茶馆主人华老栓为救儿子小栓，信人说人血馒头可以治痨病，因而为儿子买人血馒头医病的故事。小栓并没有因为吃了“人血馒头”而治愈，最终成了封建迷信的殉葬品。被杀的犯人为革命者夏瑜，他为解放人民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麻木的群众反而受迷信的愚弄蘸吃着革命者的鲜血。故事说明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统治，使人民陷入无边的愚昧和无知。鲁迅既痛心于人们因受封建思想毒害而未能觉醒，更感慨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脱离群众。鲁迅道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发动群众，那么，先驱者的“人血馒头”，甚至连医治痨病的效果也没有。可这与戊戌六君子何干？又与“愤青”何干？

那么，义和团是“愤青”么？答案也是否定的。

辩证的唯物历史观认为，“历史学的诫鉴功能，应该建立在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的基础之上。”“只有在弄清历史真相后，才能对历史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这些话，应该是看待义和团运动的金玉良言，不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就无法体会到历史的份量和深远意义。我们分析和研究历史，是要还历史一个真实的本来面目，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绝不是来摘其糟粕，来为一己之私而用。但观《愤》文，却恰恰是不着边际地放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缺憾，只知其二不知其一或只顾其二隐匿其一正是《愤》文有失公允的症结。

我一直觉得，我们知道的历史真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义和团运动自产生以来，就有着多种不同评价，包括同一时期并存的不同评价和同一评论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评价。其中不少论者笔下的义和团，都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义和团，“多数是政论、时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论’，实际上是通过研究历史来曲折地表达政见”。“在虚构历史的基础上任意发挥”。为了验证《愤》文所述的真实性，最近研读了许多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论著和历史文献。《愤》文对义和团的主要错误大致如下几点：

1、说义和团运动是“邪教”。何谓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邪教”？作者没给我们一个定义。我只知道，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国家与民族根源。当时，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则通过教会深入城乡侵略，使中华民族危机愈益严重。义和团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教会组织。因教会在中国发生了许多“教案”，大多数教案有利益冲突，更是思想冲突，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义和团仇洋的根源。当然，中国民间对科学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但我不知道《愤》文所说的义和团是“邪教”的根据是什么？难道是义和团用以吸引团员或神话自身本领的“神道相助”和“刀枪不入”？如果这样划分，则中国古代历次大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便都是“邪教”了。不是么？秦末陈胜、吴广“大楚兴、陈胜王”的揭竿而起、那自命是弥勒佛再世“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元末红巾军首领韩山童等等，始终运用了宗教的手段来号召民众，让人感觉是天命所归。倒是善借题菊花抒写自己傲世独立、冲天凌云之志的黄巢，其“均平富”看似不属于宗教性质，但在当时的达官权贵、地主阶级眼中，和当初被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运动略有相像，难保不会也认为是在“发疯”的“邪恶”！

2、说义和团的主要成员是“愤青”，“他们在“扫清灭洋”的棋帜下屠杀传教士、外国平民和中国基督教徒；同时针对中国平民搞“打、砸、抢”的违法勾当。”好一个“屠杀”和“打、砸、抢”，整个就是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归于流氓强盗组织活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愤》文这一段描述，一是说义和团不分国内国外和老幼妇孺大肆“屠杀”，其“残忍”程度远甚外国侵略者。真是这样吗？翻遍史实，除了一些敌意书籍在肆意渲染义和团的所谓“暴行”外，在过去那种特定的官方语境中，有人对历史上反抗压迫的农民暴动大加指责，言必称匪，这不奇怪。除此我没到任何有关义和团大肆屠杀中国老幼妇孺的记载。最初，义和团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既然“灭洋”，又为何要杀“五十多万”中国民众？即使是后来义和团大量涌入北京。在北京也只是习拳练武，赶制武器，烧毁教堂，惩罚贪官污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灭洋、反帝”活动。我就奇怪了，一个遍布直隶、河南、山西、内蒙、东三省等地，声势浩大，以“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毋贪财，毋好色”等为标志的纪律严明，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品德的义和团，没有大多数民众的广泛支持，能“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么？而大多数民众又怎么可能去支持一个暴行肆虐的组织？

二是说义和团毁灭了当时的一切现代文明与科技成果，连“维新志士”等民族精英也不能幸免，以致扼杀了“革新满清的腐败统治，谋求中国的强大振兴”。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博得了“野蛮”的称号。应该承认，义和团运动也有着极其愚昧的一面，但这不是主流。《愤》文绝口不提八国联军和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史实，不提列强及其中国帮凶对人民的巨大伤害，如强购土地、擅掘坟墓、拆毁民房、糟踏农田、破坏水系、拖欠补偿、调戏妇女、滥杀无辜等等，而只指责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这属于严重的隐匿行为，对读者产生了误导。杀没杀所谓“维新志士”等民族精英呢？我不知道，但知道“戊戌六君子”肯定不是义和团杀的，还有崇尚“坚船利炮”的张之洞、李鸿章和一些北洋水师将领之流，义和团也没伤害过他们。顺便问一下作者，即使是大清王朝有了那些“维新志士”，就一定能够强大振兴吗？好笑的是，素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硬被骨子里都是野蛮因子的外国侵略者称之为“野蛮”，作者不仅不感到愤慨，反而埋怨于义和团。真有些“自己的孩子被人打了，反而怪孩子没向打人者磕头求饶”一般，这又是什么“文明”逻辑呢？可叹，又和cnn媒体说“在过去50年里中国人基本上一直是一帮暴民和匪徒”何其相似乃尔！

三是把八国联军侵略北京说成是“报复性入侵”。我们知道，义和团大多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民众所组成，完全属于社会最底层人物。我完全不明白这么一个社会底层阶级，处于被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下的奋起反抗，竟然会成为八国联军侵略的根源。原以为，所有的丧权辱国只会在没落的清王朝发生，以致于屡屡发生被打伤的孩子反要向大人赔款等不可思议的情形。没想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一个文字工作者居然没有一点起码的国家常识，或者说有意无意中忽略侵略本性来验证自己观点的成立。我实在不能用什么词汇来驳斥作者这个观点了，因为，说下去难免会说目前愤青们常说的词儿。强盗闯进家里翻箱倒柜，杀人放火、调戏姐妹，居然只是“报复”，怪道强盗得罪不起！那么，在作者心里，估计是圆明园也该烧了、无数国宝也该奉献给强盗了，《辛丑条约》后的庚子赔款也是应该的罢？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强大压力和八国联军的炮火下失败了。这个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便注定了失败。但是，义和团运动是正义的，显示了中国人民无比巨大的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加速了腐朽的清王朝的崩溃。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运动虽然失败，但丰碑长存，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在中国除了软弱可欺的统治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不畏强*、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广大人民。正是这种亿万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迫使它们放弃直接瓜分中国的罪恶企图而实行“以华治华”。

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征服的。这正如1955年周恩来同志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是对义和团反帝爱国历史功绩的高度肯定。

文字写到这里，才感觉篇幅愈来愈长，且有意犹未尽的感觉。然而对《愤》文中的观点、提法所需要商榷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只好暂且停笔，今后若有需要，另行议述。商榷的目的在于以正视听，作为一个思路，相信给读者留下了一些线索，可以自行思考。在此还是先行回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主题。

作为世界文明最早的四大发源地之一的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五千年之久，历史上，中国包括汉朝﹑隋唐﹑明朝在内的几段辉煌时期，在公元13世纪达到了顶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文化及贸易中心。我们没理由不为之深感自豪。但我们知道，国家，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概念。中国人历来就有抵抗外侵、保卫家园的光荣传统，一旦有外族入侵，便英勇反抗，绝不甘心去当亡国奴。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到岳飞的“精忠报国”，再到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等等，无一不验证了中华民族这一光荣而壮烈的传统。

热爱祖国、忠于祖国，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民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立国安邦的精神支柱，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和维系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强大纽带。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这一爱国主义传统，以饱满的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祖国尽责效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这才是一个国家与民族需要的真正的“愤青”。

这种“愤青”，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国家危难面前，深明大义处处为国安危着想的爱国主义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在强烈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下，当国家需要，便义无返顾，不计个人得失；当民族忧患，便挺身而出。近日，达赖集团策划暴力犯罪事件、破坏奥运圣火传递的倒行逆施、卡弗蒂辱华言论、西方反华势力恶毒攻击中国等，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如海啸般迸发了出来，中国人民得到了空前的团结和凝聚。这种全民激情高涨的维护国家统一与尊严，体现的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神，我为之热烈叫好！

当前要注重的，虽然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但在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和荣誉的同时，更要注重有理、有利、有节。这样的识大体顾大局的勇士，才能说是国家与民族的脊梁！何况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仇敌，只有永恒的利益。古代如此，现代亦然。对于危害国家的行为，我们应当理智对待，以正当途径维护，合法地表示爱国言行。

一个国家要有骨气，一个民族要有正气，一个人要有志气。真正的战争最终还是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信念，勇气和意志的对抗，其内涵不仅在于硬实力，还在于良好的外在形象。当前我们要做的，是在以国家富强为己任的思想下，在发出怒吼的同时，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把爱国精神体现在个人为国家做的实际工作之中。以实际行动，来保障祖国的独立自由和繁荣富强，这才是一个“愤青”真正的爱国情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