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开启记忆的收藏夹，思绪便呈现出薄膜包着的“红塔山”烟标，不禁勾起胸中往事，追忆起童年的时光。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人们谨言慎行，神经兮兮，稍不留意，就被扣上“地、富、反、坏、右”帽子，让“造反派”拖去游街，拉去批斗，永世不得不翻身。工、农、商、学、兵都要学《毛选》，“读毛主[xi]的书，听毛主[xi]的话，照毛主[xi]的指示办事”，做到早请示、晚汇报、中午唱一首革命歌曲。学校提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交白卷成为英雄，凭手上的硬茧也能上大学。社会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政治运动一浪高一浪，工人上班不求效率，农民种田不问收获，老师无心教学，学生无心读书，教学内容几乎都是不求实际、一般学生难于接受、空洞、乏味的政治口号和理论。

那时的我，怎么也听不进有良知的教师和亲朋好友的劝导，白天经常逃课、躲学，背着书包到公园或街面上游荡闲逛，打打“豆腐块”和玩玩纸烟壳等，晚上看看《莎家滨》、《红灯记》等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或是抬着凳子，拾着砖头去看《地道站》、《地雷站》、《南征北战》等露天电影。即使到了夜里一、二点，若门缝中透出煤油灯光，就不敢回家，惧怕父母、哥姐兴师问罪，强迫完成功课。

当时同龄人中时新玩烟标游戏，迎合了我年幼无知，生活无聊，追逐时髦的心理。在五彩烟标诱惑下，卷入了玩烟标的行列，并为烟标曾经与表哥、表弟反目成仇，几年未说一句话。

那时，市面上未流通过滤嘴香烟，纸烟都是软包的。大伙把长辈、兄长抽完烟后遗留的烟壳或从烟厂内部弄出来未使用过的烟标，叠成正三角形，然后将三角形烟标矫成弧状，用手掌扇翻多少以定输赢。

大伙以拥有烟标的大小和多少为荣，将其视为重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金沙江”烟标最小，一个“金沙江”烟标当一个烟壳，“大中华”烟标最大，一个“大中华”烟标当十亿个“金沙江”烟壳。“玉溪”抵一亿、“红塔山”抵一佰、“静松”八十、“山花”二十、“春耕”十三……

我玩烟标上了隐，象每天抽一两包纸烟的人，睡觉前和起床后，找不到烟抽一般，也象吃早点都要喝酒的人找不酒喝一样，为拥有一个“大中华”烟标，几乎睡不安寝，食不甘味。正好一天一位同学捏着“大中华”烟标在我面前炫耀，虽经坑蒙拐骗，都不愿与我玩输赢、作交换，好在我提出用刚买的《新华字典》交换，才勉强应许。正当我沉浸在如获至宝的喜悦和欢乐中，《新华字典》换“大中华”烟标的事在学校里流传开来，人们都说我连“老师”都敢换，还有什么不敢做，怎能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也有人说，把印有“毛主[xi]语录”的《新华字典》作交换，是一种严重的行为……

面对流言蜚语，我又羞又怕。羞的是把“老师”换给别人，被人讥讽为不求上进，怕的是被父母毒打或遭别人惩罚。屋漏偏逢连阴雨，换《新华字典》的事终于被父母发现：整个晚上在不停的追问声中被拴在梁下站着，经受棍子考验。他们深信“棍子头上出好人”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躲又没处躲，闪又没法闪，痛苦煎熬中还要聆听父母不停的教训：“老子辛辛苦苦供你念书，做一天活，出一天工，还不值一角钱，盼的就是你这一辈不再像我们一样，做睁眼瞎。识上几个字，学会看看《工分本》，不被人误记或蒙骗……”

我终究未能顶住棍子考验，只好随父母意愿，想法筹钱购买《新华字典》。打翻悔，重新换回，不是我做人的风格，那有泼出去的水再收回？偷东西，没胆，惧怕被捉后遭毒打，到“马车运输社”拾废马掌铁，同伴已去过多次，不可能再有收获，只得牺牲放学后或星期天的时间，上山砍柴卖。

年幼的我，手无缚鸡之力，每天放学后，连续砍了几挑小柴，也没凑足一元钱，只好星期天也派上用场。

出门时的天气就像我的心情一样，阴沉沉的，柴刚砍好就下起了大雨，本想扛着扁担回府，又怕完不成任务受父母责罚，只得“乌龟跌在石板上——硬抵硬斗”，挑着小柴往家赶。整个人被雨水淋得如“落汤鸡”一般，浑身冒起了鸡皮疙瘩，牙齿在不停地打架，两肩被扁担和湿衣折磨得火辣辣的，衣服、裤子沾满了红泥巴，两脚总是不听使唤。快到家时，都还因脚丫抹着泥土，连人带柴滚入沟里，差点被柴压住不能起来……

毕竟经历了棍子的考验，毕竟经历了雨水的煎熬，在重新购回“我的老师——《新华字典》”后，身处碧玉清溪之间、红塔山脚下的我，对之倍加珍爱，借着春风秋雨在随便翻翻中，慢慢悟出了“风在沉默中积蓄力量，人在危难中磨砺意志”和“知识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的哲理。时光荏苒，岁月苍桑，《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伴我走过了童年、走过了青春，走上了工作岗位……此时的我倍感读她千遍也不厌倦。　

本文已被编辑[王先林]于2008-4-25 13:56:22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