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以上这段文字，是《礼记·礼运》中记述的孔子关于“大同”社会的诠释。读罢这段文字，自然会联系起胡锦涛主[xi]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来——我们正在一步步践行着孔老夫子的“终极目标”。

我们来看看，孔子生活在变化纷呈的春秋末期，在与弟子子游的谈话中，因未赶上“三代（夏、商、周）之英”而感叹，才有了“大道之行”的构想。应该说，“大同”社会虽然渗透的是儒家思想，但其实质无不体现出一种“人文”的关怀。

那么，“大同”社会有些什么特征呢？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又有什么联系呢？

首先，是人人都能受到社会的关爱。全社会亲如一家（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各种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合适的安排（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尤其对“矜（鳏）、寡、孤、独、废疾者”这五种人要实行生活保障，更充分体现出社会对每一个人的关爱。

“和谐”一词，强调的就是社会整体上的团结和睦、发展协调，各行各业的人根据自己从事的职业“爱岗敬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而对“矜（鳏）、寡、孤、独、废疾者”这五种人，政府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在“和谐社会”中得以充分体现。

其次，人人都能安居乐业。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安定和睦的家庭，男耕女织（男有分，女有归），丰衣足食，何不乐哉！

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中虽有“消极”之嫌，但也确实是我们所追求的。“好工作”与“好家庭”都有了，事业也就蒸蒸日上了。

再者，货尽其用，人尽其力。人们在共同的生产劳动中，应该珍惜劳动产品，无自私自利之心，以不出力、少出力为耻，尽力工作，没有“多得”的念头，更不会据为己有。

说到这里，不得不想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这与孔子的货尽其用、人尽其力极其相似。所以说，孔老夫子的“终极目标”，恐怕是整个人类的“终极目标”了。

那么，是不是说孔老夫子的思想就“跨越”了两千多年呢？不是的！

首先，老夫子的“大同”社会，仅仅是夏朝以前的社会形态，是以“五帝之世”的传说为依据，经加工提炼而构想出来的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

其次，孔子的原意是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以消除现实社会（春秋末期）中的黑暗现象和不合理的地方，只能说，他老人家的“大同”思想是源于“五帝之世”，而又高于“五帝之世”而已。

再次，“大同”社会与晋代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也极其相似，二者都描绘了一个没有战乱，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安居乐业，和睦相处，丰衣足食的理想社会。但是，这种理想在当时是不会实现的。

就拿春秋末期来说，各诸侯国战乱频繁，相互攻打、吞并的局势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战乱不平，何谈“大同”？而陶翁呢，正是由于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社会的不公，“不为五斗米折腰”，才扔下一篇《归去来兮辞》而“归园田居”了，在无聊与无奈中，才想到了逃入“世外桃源”。

所以说，孔子也好，陶翁也罢，他们的理想只能是一种空想。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理想却成为了我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份宝贵财富，两千多年来一直成为思想家、政治改革家们“上下求索”的动力和奋斗目标。正因如此，人类社会才由茹毛饮血的时代发展到今天高速前进的信息化时代。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华儿女更是在中国共[chan*]党的领导下，以迅猛的速度向“大同”迈进。

如果说，老夫子的“大同”是一种虚幻的理想，那么“和谐”将成为两千多年前“大同”的现实。我们应该坚信，一个“大同”社会，在不久的将来会在真正意义上呈现在人类的眼前。孔老夫子和陶翁们，你们也该含笑九泉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