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总想写点有关鲁迅的文章，但几番斟酌，犹豫再三，仍迟迟难以动笔：一是鲁迅的为人和其作品实在博大精深，以致不知从何说起；二来本人才疏学浅，浅见寡闻，说起来恐怕说不到要害之处，也不好随意妄为。

近来，看了一些前段时间不少人对鲁迅的评价，终有所启迪，想来虽然人微言轻，既然别人说得，我也说得；即便发发议论，也该是可以的。

记得“文革”之中，曾经有一句响当当、硬梆梆的革命口号，——无不显示出造反者的无畏气慨，叫作“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论是当时显赫的中央政冶局级的高干，还是社会上各个领域中的名人，甚至自古至今的历史人物、民族英雄，统统都可以被怀疑、一律都可以被打倒，古今中外，概莫能免。

然而，也有例外的。不能被打倒的这三个人便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高副统帅，还有三十年代的作家鲁迅——这个被尊称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文化界的权威、文坛上的伟大巨星。

那时节，每逢批判文艺“黑线”，批斗文化界“黑帮”人物时，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宣传车、会场上的大喇叭总会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最高指示：“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喇叭声中，还有最具权威的评价：“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在他死后三十多年，竟然被抬得如此高的地步，“上纲上线”到如此大的殊荣，几乎被提升到“神”一般的位置，供人们顶礼膜拜。

我甚至怀疑，此时独尊鲁迅，又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从他的文学成就来论，而是以思想家、革命家的身份搬出来，去当作打倒文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的至高无尚的法宝，这就不由使人想到，似乎有某种“借助钟馗打鬼”的意味了。

作家鲁迅，就这样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涛推向了极至。

岁月悠悠，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文革”一去不再复返，现在我们面临的时代已经彻底地变了。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大陆真的“换了人间”，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周围社会的环境都已经非常宽松，讲人权，讲民主，讲法制，讲和谐，中国正在逐渐步入现代文明的社会。今天的国内，无论什么人，只要不反对共[chan*]党、不背叛人民、不攻击现在的政权、不危害国家和社会、不污蔑陷害别人，至于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即使有过火的地方，也不会给你“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人们早已习惯开始说自己的真心话了。

说到鲁迅，这位杰出的文坛巨匠，尊称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并不算过分，倒是称作革命家则实在有些牵强附会，世人很难诠释，我猜多半出于某种政治原因。

鲁迅一生中大部分时光，只是一个旧时代以卖文为生的专业作家，其作品暴露出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呼吁人们起来抗争；他同情革命，从思想上拥护共[chan*]党的主张，尽其所能帮助过革命志士仁人。但是，他并未曾以革命为职业，宣传、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反对统治者的革命活动和真刀真枪的斗争；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旧社会的进步人士，文化界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英勇斗士。说话说过头了，反而增加人们的疑虑，容易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因此，也难怪人们对鲁迅要说三道四，甚至抓住某一点而大做起文章来。

鲁迅作为近代文学家、思想家的地位是无人企及的，也不是那么容易随随便便就能被人动摇的。

自1918年开始，鲁迅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起，先后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后又创作了《故事新编》，并领导和支持“未名社”、“　朝花社”；　主编了《莽原》、《萌芽》、《译文》等；翻译了14个国家将近100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此外，还辑录、校勘古籍18种，共100余万字。鲁迅38岁开始文学创作，55岁去世，18年间，著作等身，实实在在地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上了。

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药》、《孔乙己》、《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篇篇文章，已经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传世之作，鲁迅的作品，在现今热衷于排行的百年文学排行榜中，仍力挫群雄，排为第一名。

鲁迅之所以伟大，不仅体现在文学艺术的巨大成就上，还反映出一种可贵的鲁迅精神。

毛泽东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同样，鲁迅的人格，他的精神，更加弥足珍贵。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他写作、演讲、出书，不仅要面对黑暗势力、正面的敌人，而且，“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　因此，“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但正对敌人，而且赡前顾后，格外费力。”

鲁迅的不容易大概就在于此。

令人敬佩的是，当他已被列于特务暗杀的黑名单时，仍然坦然而凛然：“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报他们的手枪。”在乌云压城、血腥风雨之中，鲁迅外出时不携带家里的钥匙，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相比之下，同为文人的梁实秋却相差甚远。在抗日高[chao]中，只管自己大写悠闲文字，还自我辨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而此时的鲁迅，则正在义不容辞地帮助着“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的柔弱文人瞿秋白。瞿秋白被捕后，鲁迅多方奔走呼号，积极组织营救，虽未成功，已经尽心尽力了。

鲁迅先生不愧是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文人模范。他正直坦荡的人格，直截了当的笔尖，痛快淋漓的言论，顽强战斗的激情构成了他多姿多彩的努力奋斗的一生。但是，再伟大的人物也有错误，也有缺点和不足，对鲁迅而言，也不会超脱，人无完人，瑕不掩瑜。

即便是李敖用刻薄的语言去评论鲁迅：鲁迅的文章不值得人去读，去研究……鲁迅的作品是“烂文章”；王塑用调侃的腔调来诉说鲁迅：“他甚至应该成为一个标尺，什么时候能随便批评他了，或者大家都把他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中国有太多的神话，像我这样的红尘中人，若想精神自由，首先要忘掉还有一个‘精神自由之神’。”

他们的叨唠，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小而不能成为大，是无需为之悲哀的。只要对伟大保持一份理解，一份尊敬，也有可能使自己走出平庸。但因其自身渺小，转而指责大山不应那么高，不应那么大，就陷入万覆不劫之处了。”

现在也有人质疑鲁迅的人格，怀疑他作为中华民族之魂的资格。理由是19　31年“九•一八”开始，直至1936年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期间，一向以骂出名的鲁迅，竟然没有说过一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没有写过一篇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文章。

想来也是，事实如此，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然而，不妨仔细分析一下：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于1937年“七•七”泸沟桥事变才真正开始，鲁迅1936年病逝，他在世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大肆侵略中国的野心和行径尚未彻底暴露，鲁迅尚来不及写此类文章，这是其一；其二，鲁迅在日本求学，与日本人士交往甚深，又时常避难于租界的内山书店内，靠日本人的书店帮他卖书，又靠日本友人帮他治病，得到了人家的帮助，有所顾忌，“投鼠忌器”，也不是没有可能。人不可能是事事都完美无缺的。

至于有人说鲁迅尚不如张爱玲，“张爱玲是中国最好的作家，而鲁迅却很差。”这就有些言过其实。张爱玲是绝代才女，自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未免偏颇太大了些。两个时代不完全一样，作品内容截然不同，写作风格迥异；一个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别人而活，笔下充满对黑暗社会的揭露、控诉、批判，为多灾多难的中国社会彷徨，为中国的劳苦大众呐喊，直面血一样的人生；而另一个则是一人躲在闺房，无所寄托，风花雪月感叹人生，满纸的“小资”情调，旗袍、咖啡、幽会，落寞、独酌、幽怨；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既无法比较，也不靠谱。正如松树和玫瑰，虽同是植物，不同科、不同目，两相比较，从何说起？罗卜青菜，各人所爱，有的爱松树，有的爱玫瑰，硬要拿来相比就不大适宜了。

鲁迅先生说得好：“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

若让鲁迅和胡适相比，倒是有可比性的，同时代、同龄人、同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但胡适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李敖曾经引用胡适自己的话说，胡适思想的真精神是：“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显而易见，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过去被大陆人说成是反动文人，受到严厉的批判，现在虽不会这样说，也不会这样做了，但“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也不大好一一对照来进行比较。

克林顿、连战倒是很欣赏胡适的，克林顿称胡适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连战在北大演讲中说：“大家都知道，胡适先生堤倡自由主义，那是代表一种自由、民主、繁荣、进步的创举，也曾引起了很大的回响。但是我们仔细的来看，自由主义这个思想在中国走的是一段坎坷的路，不是很顺利，也不是很成功的。”

由此看来，克林顿的颂扬，连战的惋惜，说明胡适作为现代著名文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先行者，创建现代新文学的倡导者，无疑是卓越非凡，作为一代宗师的地位并非浪得虚名。抛开政治倾向不谈，仅就鲁迅和胡适两人的文学造诣和巨大成就，应该是难分伯仲，各有千秋的;而且胡适性格温和，涵养性好，没有鲁迅那种认死理，绝不饶人的倔强脾气·所以，胡适活得自在一些，潇洒一些，寿命也长些，享年72岁。

仅此而言，胡适应该是略高一筹的。

本文已被编辑[山野文選]于2008-4-19 11:16:5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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