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气弥漫的兰州夜街，接到远方朋友的电话。几年没联系，他似乎发达了。上学的时候，朋友痴迷于文学，宿舍唯一的角落，被他的书籍挤占了。朋友一边读书，一边疯狂地投稿，投到文学期刊的稿子全都石沉大海，临近毕业时，终于发表了一篇，是在当地的晚报上。标题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的绝笔》。
那时候我也写，多是应酬学校电台晚饭前的“校园之声”。播音员是位漂亮的戴眼睛的姑娘，每次见我就撒娇，不交篇杂文就撒娇到底。那年代脸皮薄，为避免被同宿舍的难友嘲笑，就搜肠刮肚地糊弄。时间久了，我的稿子成了大家饭前的必备的一道作料，那些调侃的文字被铿锵朗诵，带给大家一种愉悦的就餐情绪。所以，万一某天我病了，或偷偷溜出去了，稿子失信，大家都很烦躁，会端着碗不进口，还要骂娘的。以至于厨师见我都谄笑，多给我几片白肉，希望及时写东西，增加大家的食欲，也能提高经济效益。
朋友却鄙视我，说我的低俗迎合是对文学的亵渎。我深知他的虔诚，缪斯如圣洁的母亲，指引他圣徒一般膜拜蜗行在文学的小道上。
昨夜呢，他却夸我：你小子的头脑放在商潮里，一定能发财。他还自嘲：那时候我傻猪一头，写什么破小说，追求什么神圣，精神是假的，物质才是实在的。
我只能呵呵地笑，却出了一身冷汗。没敢告诉他自己转悠了一圈，如今又钻进一家文学网站混光阴。其实，早几年，我就清楚，文学是个怪圈，迷失在里面的都是精神病患者——太拿自己的灵魂当回事了。圈外的人都以异样的眼光打量着舞文弄墨者。中国文人被讥嘲的原因很多，一是政治制度的限制，多是歌功颂德；二是缺乏远见，迎合潮流；三是固步自封，无病呻吟；四是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在现代中国文坛，很难找到如泰戈尔或托尔斯泰那样的悲天悯人的关怀灵魂的文学家，如果瘸子里面挑将军，也顶多扒出几个作家或诗人，但都不能称之为“文学家”。我的看法，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也只有路遥一人。也只有他为了文学，敢于赌上生命。在生命与文学面前，路遥选择了文学，而且是毫不犹豫。而今天，大多所谓作家，弄文学的目的却是为更好地满足生命。
如今的世界异常的浮躁，只因任何事物都瞬息万变，稍纵即逝。几乎所有的人都急功近利，不再追求永恒的东西。高尚已经脆弱不堪，信仰虚无，灵魂苍白，虔诚也堕落为疯癫的状态。文学在远古，是劳动后的精神诉求，发展到今天，居然成为一门专业和一种职业，蜕变为谋生工具，也难免让其走上绝路。过去，一个人穷其一生，只为雕刻一本书；现在，一年内可以写几本书。很难想象，整日伏案走笔，杜撰的东西究竟有多大价值。
更可笑的，是文学“下海”，参与了资本市场的炒作。如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文学成了商品，文人成了奸商。作家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势必要迎合世俗的口味，追赶时尚潮流，人为制造“消费旋风”。为“畅销”而竭思殚虑地研制模具的时候，内在的灵魂早已经荡然无存。于是，我们满眼都是花花绿绿的东西，昨天是“鸳鸯蝴蝶”，今天是“帝王秘史”，明天又是“魔幻鬼神”。读者都沉醉在一次性的消费里，至于阅读完毕产生的文字垃圾，则无人去清理。
前段时间，文学圈里都在热议“诺贝尔”。一个洋人的奖项居然让我们引颈垂涎，也许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悲哀。动笔写作之前，如果先考虑奖励和荣誉，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心态唆使下，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真正的“诺贝尔奖”的得主，也许在完稿的瞬间，根本就不知何谓“诺贝尔”。而真正的文学家，只在乎灵魂的呼唤，绝不会惦记着奖金。
人们热衷于考古，好奇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渴求古人的只言片语，虽是只言片语，却是祖先们最淳朴最纯净的灵魂痕迹。他们腰缠兽皮，劳累了一天，啃点坚果或者树皮，睡觉前唯一的娱乐就是握着石刀，在石壁上自言自语。
今天，我这个不肖的后人，饮一杯烧酒，钻到岩洞里面壁，仰望着亘越千年的符号，肃然的同时，也慨叹：今天，文学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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