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1898年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

一位经受过传统封建礼教教育的妇人，能支持一种新生事物，已经勉为其难了，在中国几千年皇统观念的教化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族观念的熏陶下，能有这种向西方学习的精神其实已经超过了一位女性应有的思维了，作为慈禧这样拥有无限权力和财富的统治者，作为清皇朝的继承人，她不得不考虑维护清皇朝的稳定，所有的变革都要在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离开了稳定，那就成了空中楼阁，政治的改革不同于暴力革命，要推翻一切重新建设，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较量，就像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执政党内部的诉求民主力量低于反对力量，那么，这种改革同样要受到抵制，不管他表面上说的如何，一种没有行动的表面文章也就是安慰民众的麻醉剂，

维新运动已经偏离了慈禧太后的初衷，她的本意也就是在经济上谋求一种跟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我想，作为慈禧本人，她也不会心甘情愿整天派人去跟东西洋的鬼子们商谈割地赔款的事宜，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人格的侮辱，也是对她统治下的清皇朝的侮辱，能忍，这是慈禧的美德，她需要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皇朝，所以她支持了维新运动，梦想通过维新能给清皇朝带来生机。

康有为曾经建议：仿先朝开懋勤殿一事，选举英才，并邀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革之事全盘筹算，然后施行。

这是慈禧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对于长期跟东西洋鬼子们的对话，长期以来的割地赔款，已经深深地刺激了慈禧的神经，在众大臣面前，她不能，也不敢说跟东西洋鬼子翻脸的话，但她的骨子里已经浸透了对东西洋鬼子的憎恨，偏偏康有为这位乳臭未干的书生，在她面前异想天开，要请东西洋的鬼子“共议制度”，还要将国家大事由他们“全盘筹算”，这种激进的幼稚病作为一位封建阶级的代表人物完全是不可能接受的，慈禧需要的“维新”是国泰民安，富国富家，让中国永远都在他们家族的统治之下，如果这次维新，能在手段上婉转一点，能在步调上缓慢一点，能在言辞上温和一点，能在施行上实际一点，也许，他既不会像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那样履步为艰，也不会像苏联的解体那样激进，通盘考虑了整体的利益，包括民众的利益和皇官贵族的利益，这种多向的利益结合才是变革的有限途径。

不管是皇权统治下的强权，还是一党专政下的体制，所有的变革都不能离开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前几年，曾经有过“颜色革命”的说法，希望一夜之间改变国家的颜色，其实，那是一种相当幼稚的渴求，他们在走康有为的老路，自绝于自己。

我记得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1866年12月，奕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分馆，招收科举出身的人员学习天文、数学。

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上书慈禧，坚决反对。

他认为，让科举出身的人员向外国人学习天文、数学是斯文扫地，他声称，中国之大，不愁没有人才，只要多方访求，一定可以找到精通天文、数学的人，为什么一定向外国人学习呢！

慈禧让他保举几名精通天文、数学的人才，并由他负责选定地方办一个天文数学馆与同文馆分馆互相砥砺。

他只好承认实无可保之人。

慈禧又让他到主持洋务的总理事务衙门行走。

倭仁一向痛恨洋务，现在要他去办洋务，感到是对自己侮辱，再三推辞，慈禧却不肯收回成命，弄得这位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十分难堪。

倭仁最后以养病为理由，奏请开缺。

经慈禧批准，免去他的一切职务。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慈禧太后也是希望能学习到外国的先进技术的，她夹在改革和保守这两块巨石的夹缝里，在犹豫，在彷徨，在化解，在思考，可惜她的思考永远也离不开家族的观念。

如果把慈禧看成暴君，那一点也不为错，她依靠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回民和苗民起义，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的时候，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杀害太平军将士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

但是，查办载垣，端华，肃顺党羽时，她仅仅是将尚书陈孚恩，侍郎刘琨，黄宗汉，成琦，太仆寺卿德克津泰，候补京堂富绩6人革职，从查抄肃顺家产中发现的账目、书信，还涉及到许多中央和地方官员，如果一一查办，势必株连甚众，可慈禧却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将此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

这暴君又成了仁君，所有的一切，都在说明，慈禧完全是从维护家族的统治出发，不管她采取的是残暴的行为，还是温柔的行为？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不管是暴君也好，仁君也好，最终的目的还是政权的稳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