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自贡地区有五所书院，其中贡井有两所，而最有名气的出过伟人的是旭川书院。

记得，我在撰写《旭川中学大事记》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一说公元1817年），荣县知县宫鉴桂倡建书院于贡井文昌宫，因贡井在唐时隶属旭川县故名‘旭川书院’。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8年）旭川书院迁贡井河街裕崇号”。之后，我在《陶咀勾沉文昌宫》一文中再次提及旭川书院时，却没有更多地关注过“裕崇号”。这许是因为旭川书院存在的86年中只有8年的时间在裕崇号吧？然而，世间事物存在的价值有时是不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1999年的春天，当我读余秋雨先生写岳麓书院的文章《千年庭院》时，一个曾经在我心空中闪现过但未引起我足够重视的称称谓兀然撞到了我心灵的深处那连自己都不甚明了的一个层面上，卷起了一串思绪编结的浪花；我蓦然想起了那座文化殿堂——贡井河街裕崇号。

诚然，关于旭川书院，就目前手头的资料而言，我已算说了不少的话了；然而，因为自己对“教育，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有着较为深刻的识悟；所以，对裕崇号的“失注”才令我耿耿于怀，而一经撞击，也才会迸发出如此翻卷不息的浪花来。

我终于忙里偷闲踏上了这条曾经设立过旭川书院的古老的街道——贡井河街。其实，名做“街”的河街，在今人的目光里一定不是一条像模像样的“街”，充其量就是一条巷子而已。然而，它曾的的确确是一条街，一条热闹的街，一条辉煌的街。它沿天池山南麓旭水河北岸蜿蜒而建，长不足一公里，用不规则的石板铺就路面，仄仄宽宽，崎岖不平。两边的房屋青瓦褐木，挑檐串壁，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虽说，好多房屋已被涂抹了些现代人的意志；然而，如果用记忆之河冲洗去它的一些现代粉饰的话，还是能够依稀可见当年丰采，读出历史真迹来的。在记忆中，人们还知道座落在这河街上的东岳庙的宏大、热闹，知道东岳庙正殿神龛下贡井因此而得名的最古老的盐井——大公井。可是，人们还记得那曾经步白麓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之后尘而在河街办旭川书院的裕崇号么？我向好些老者打听，没有一个不以摇头来给我的问号注脚的。我看见街的北面有好几处较大的院子，我打听这院子中哪一个是开办过旭川书院的裕崇号？也没有一个不摇头……

看来，光阴已经毫不留情地将曾经是古盐都重镇贡井最高学府之一的旭川书院驻地的裕崇号给漫漶殆尽了！

我的心里不禁生发出一段悲哀来：为什么被文化造就的宗教殿堂能够被人长久地记住（即便这殿堂早已改作他用而面目全非），而造就文化人的学府却脆弱如烟如云般云飞烟灭了？我真真地惊恐起来，如若不是某个文化人在某个时候为了某种需要，抑或是一种癖好而如掘地三尺般去挖掘历史的真迹的话；那么，不管你是明丽瑶晖的珠玑也好，还是意韵深长的哲理也好，不都将永远深深地淹没于历史的沉积之中了么？我曾寻思，为什么我去过的好些地方（尽管有些地方并不十分古老），都有无数的让人凭吊的古迹，而北周时就凿井采卤熬盐的贡井给人看的古迹却寥寥无几？是不曾有过，是漫漶了，是忘怀了，还是我们现代人还未曾充分意识到古迹的文化人格魅力和巨大的开发价值？

记得那天，我带着这一连串的问号久久地徘徊在河街这条曾经重复了无数贡井人乃至外乡人包括贡井文化人脚印的古老的名不见经传的业已老态龙钟的小街上，探索着这裕崇号在贡井文化史上的不容忽视的力度——

曾经名噪一时的贡井才子、后来的省政协委员林悦葱，不就是河街旭川书院所造就出来的么？曾经于上个世纪在河街旭川书院就读的谢奉琦，不是在离开河街时怀抱一颗赤子之心，迈着坚实的步伐一步步走上辛亥革命左将军的革命之旅至今还能从他慷慨激昂的就义诗中找到书院的厚重的文化底蕴的影子来么？还有赵熙、吴玉章也在旭川书院留下了足迹……

那天我那天我带着失意，离开了河街。

没想到，时隔几年后的2005年夏天，当我再次到河街寻古访幽的时候，裕崇号一如梦幻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它今天的主人告诉了我。即便以破败得差不多了。

但愿我们能够认识到它是体现“精神与生命在十九世纪那么一个文化层面上递交的闪光之作”，从而将它保护起来、开发出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