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5年夏的一天，我从天池路经过，看见了一幕我曾经预料到的但是很不想看到的景象：几个工人抬着巨大的旧房木料从天池山麓老鸹坡古老的石梯蹒跚而下，公路边有好些工人正在把木料般上大卡车……

顿即，我脑子嗡的一声，下意识地唏嘘道“啊！井神庙正在拆除中……”

我唏嘘着，匆匆离开了那里。以致于好久好久都不愿意再打那儿路过，深怕再次被那抬木头的景象刺痛了心。但有一天，我不得不打那里经过时，更让我吃惊了：我发现在路边躺着一块上下都已断裂的残碑，碑文清晰可辨，只是读不成章了，不过“荣县贡井乡”几个字还是连贯在一起的。我想，这残碑一定是拆除井神庙时被扔到路边的吧？它深深地触动了我追溯的长河——

清代，贡井建有两座本地盐商会馆井神庙（何以建两座？因为贡井清代时期以旭水河为界分属荣县和富顺管辖）。一座建在筱溪街横街子，解放后做了街道办事处，后拆除改建成现代楼房。一座就是我将要重点着墨的、坐落在贡井老鸹坡的、2005年拆除了的井神庙。

贡井老鸹坡乃天池山南麓的一段形如乌鸦展翅向旭水河倾斜而飞的地带。据耄耋者言，这老鸹坡从来就光秃秃的，无树木生长，无房舍修建，水土流失出一道道深深浅浅的沟壑。人们不喜欢它，又形似老鸹，故得了这个似乎是“审丑”的名儿。时至光绪末叶，贡井盐商感外地人（客家人）在我市大兴土木，修建的祠寺、庙宇、会馆与日俱增，亦即萌生出长自己志气的念头——集资在老鸹坡兴建了一座会馆，供奉颜、梅二公，名作“井神庙”。

井神庙前有两丈高的月台，从月台上数级石阶是山门，山门楼上是戏台。两侧走楼、耳楼环抱戏台。中为石板铺成的庭院。从庭院两侧石梯拾级而上，就到了高大雄伟的大殿。大殿两厢通大小四合院三座，左侧四合院又连通的南四合院叫“善堂”。庙宇拆除前，在南向的墙面上泥塑隶书“善堂”二字依然醒目。

善堂全称“会济善堂”。成立于民国11年（1922年），其会址即设在井神庙内，是黄、刘、罗三位贡井大盐商捐银作基金而建立起来的济善机构（如今之慈善机构）。其济善项目包括设立贫民初级小学二个，对鳏寡孤独生活无着者济米、病亡时济药施棺等，体现了我们民族乐行善施的传统美德。

庙后有花园十余亩，遍植奇花异卉，特别是金、丹、银、四季等等桂花树。每年秋日，金风送爽，桂子怒放，垂金悬银，香溢四方。游人至此无不深深吸之，连连叹之：“好香！好香！”桂馨及远，香气随风飘散，就连旭川公园（今体育场）、新街（玮頫路，今和平路）一带都能闻到花香。于是来井神庙朝圣者愈众。可是，好景不长，时至民国，由于这里地势较高，常被民团、兵营占据而作为控制贡井市街的要隘。正如俚语说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井神庙及其花园也就渐次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这是贡井寺庙文化、园艺文化与文明遭受到的一个挫折罢？

抗日战争时期，井神庙曾经是收容1000多名沦陷区流亡儿童的自贡市儿童保育院的院址之一。1940年，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三姐妹到儿童保育院视察、抚慰难童的举动受到老百姓赞扬而传为佳话。

解放后，再也没有什么“民团”和蛮横的“兵”了。井神庙回归到人民手中，辟为旭川中学教师宿舍，倒也挨着点儿“文化”与“文明”的边儿。有好些“名师”就曾在这里栖息过，比如李文学、李承勋、曾文伦等等。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我的老师黄启灵先生。他早年毕业于上海艺专，是田汉的学生，他学富五车深受学生们喜爱和崇敬。黄启灵先生在井神庙西厢房底楼居住了几十年直至八十年代仙逝。

井神庙也曾是旭川中学校办厂的前身“三中颗粒肥厂”的所在地。我在三中（即旭川中学）念高中时，每周都要到这里勤工俭学劳动一天。不知是不是当时的劳动太多而太累，令我这瘦小个头的人一天筛肥料、抬肥料下来就腰酸腿软，浑身好象散了架一样而几天都不能恢复，从而使从小就对文物古迹饶有兴味的我竟然没有更多地心思去关注、欣赏这座庙宇的建筑艺术。

当我跨出校门，为生计奔波了一段时光后，再回去看望依旧居住在井神庙的黄启灵恩师时，眼中的井神庙已经破烂不堪了。山门及戏楼早已拆建得面目全非。可能是因为我们当年做颗粒肥料就在戏楼下的缘故罢，至今我还依稀记得戏楼的几大根青黛色的直径两尺多、足足一丈多高的圆形栋（立柱），都是由整块石头斧凿而成的。我曾想：在当时的没有汽车、没有起重设备的条件下，不说别的，要将它从山上运回来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记得我再次回去看望恩师那天，正好是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我的恩师和好几十位教师依然住在残垣断壁的井神庙里，不免生出些凄凉来。但，启灵先生说：我喜欢这里，宽敞，清静，古风，艺术……

当时我想，井神庙的建筑艺术的确很美，只是很破败了，它应该得到保护、修葺了，千万不要被哪个文化意识淡薄的“官”儿一时“心火起”下令给拆除了才好啊！

文行于斯，工人抬着巨大的木头蹒跚地走下古老石梯的景象像大黄蜂一样蛰了我一下，钻心透骨地疼，我痛苦地拷问道：“难道人类创造的文化，竟然比人类自身更加脆弱么？”

2007-9-11盐都天池山麓净觉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