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大约四、五岁时，家里便有一个名叫菊夫子的人。

他的名字是哪个人取的，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如今，我已经没有办法去考证了。

本来，辞典上解释：“夫子”是对旧时的学者或者教书先生的尊称。但是，后来词意渐渐起了些变化，变成了讥讽那些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和思想陈腐、顽固不化的人。

菊夫子并不姓菊，《百家姓》里也没有这个姓。他既不是什么学者，也不是书呆子，更不是思想陈腐的人；他才二十多岁，年轻力壮得像头牛；他为人老实忠厚，普通得跟田地里的土疙瘩似的；他只是一个种田弄地的农民，——我家从前雇请的长工。

在我们的村子里，只要说起菊夫子，几乎人人皆晓，个个都知，可以算得上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健，头发剃得净光，闪着亮光；腰板像铁板一样，挺得笔直，雄纠纠，气昂昂地威猛得很；走起路来，叉开两条长腿，迈着迅猛的步伐，脚下生风，快得跟飞毛腿一样！因为形象突出，走路出格，远乡近邻的男女老幼，大概沒有不认识他的，一个个“菊夫子长，菊夫子短”地叫，日子长了，习惯成自然，渐渐地大家只晓得他叫菊夫子，至于他的真实姓名反倒被人遗忘了。

如今按照我的猜想，他的这一称呼，大约是用“菊”来表示是秋天出生的，夫子的含义，也只是代表成年男子的意思罢了。

那时候，我家住在湘中的农村——一个距离热闹小镇五里多地的小村子。村里的人，平时除了日常生活中所需的油、盐、酱、醋，妇女用的针头线脑，需要到镇上去买回来以外，其余粮食、蔬菜全由自己家里人栽种，生活上的其他许多物资，烧的、用的，大部分也都是靠自给自足。

有的大户人家，拥有比别人更多的田产和土地，一年四季，田里、地头总有许多农活要做，人手不够，自然就需要雇请长工了。

菊夫子是我们家请来的长工，在我们全家人的眼里，他是来帮忙的，并不把他当作下人看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吃饭、干活、住宿，天天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而且是我们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听母亲说，他的父母亲过世得早，家里只有兄弟俩。抗日战争时期，哥哥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当了兵，以后再也没有音讯。抗日战争胜利后，菊夫子才来到了我们家的。那时，他一无亲，二无戚，又没有熟人朋友，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怪可怜的；母亲看他为人老实忠厚，干活又勤快，正好家中缺少人手，就让他留下了。

菊夫子的到来，似乎使我们的生活增加了些味道，变得更加充实起来。

我有三个兄长，他们年纪与菊夫子相差不多。平日里，不在家，都在外面寄宿读书。每逢暑假，家里就热闹了，他们常常和菊夫子一同去田里劳作，收割稻子、扮禾、挑谷子、晒谷归仓；有时也去菜园子干活，锄地、浇水、拔草、施肥。放寒假时，兄长们在屋里读书写字，农闲在家的菊夫子无事可做，看到他们专心致志地做功课，心头痒痒的，常常蹑手蹑脚地走过去，饶有兴趣地坐在桌旁，找本浅易的语文课本，一页一页地翻着看。遇到不认识的字或不明了的地方，就问他们。有的时候，也仿照他们习帖练字的架式，埋着头，用他那粗壮的手，握住毛笔杆，憋住气，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地练习写字。

菊夫子以前曾经念过几天私塾，稍微有点文化底子，会背《三字经》，也读过《增广贤文》；自来到我们家后，兴许是文化环境的影响，书香气息的熏陶，他也喜欢读书写字起来；加上又虚心好学，勤奋努力，两年下来，学习大有长进，居然可以看书读报，还能记账，账本上的毛笔字，也写得工工整整，像模像样的。

当时，菊夫子的文化水平比我高，我才念小学一年级，当然赶不上菊夫子念过私塾的功底；何况他后来又长进了许多，断文识字的能力完全够得上小学高年级的水准；因为他可以读报、记帐，我却不能。

让我没想到的是，菊夫子练就的这些文墨功夫，关键时刻还真起了作用，派上了用场；一次偶然发生的事情，让他为我们家立了一功。

解放前夕，我的大哥、三哥和大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部队寄来了一份《革命军人证明书》。这是最先寄来的，内容是这样的：兹有某某某同志，于某年某月某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某个部队（只标明部队番号）参加革命工作，特此予以证明。落款是部队番号，还盖有一枚鲜红的方形大印。

也许由于证明刚寄来不久，还沒有收捡好，是父母亲随手放在写字桌中间的抽屉的。

恰巧那天我无意中打开抽屉，发现了这张证明，许多字我都不认识，也没有想到它会有什么作用，只是认为一张有字的纸而已，根本就没把它当作一回事。

翻出这张证明来，拿在手上翻来复去，总想在上面添加点东西；忽然想起，毛笔的套筒（黄铜制成）完全可以当作印章来玩，于是，打开印泥盒，用笔套沾满印泥，在证明书的空白处，左一个，右一个地盖上些红圆圈。

刚盖了四、五个，正玩得起劲，菊夫子从旁边路过（以后菊夫子分了田地才离开我家），低头看了一会，一把夺过我手中的证明，大声呵叱：“四伢子，你看你干的好事！是不是屁股发痒了，想挨打！”我吓了一跳，瞪大眼睛望着他，全然不知犯了何等大罪，居然会惹得他如此动怒。正感到委曲，母亲走了过来，接过菊夫子手中的证书，将它铺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抚平后，收藏起来。后来，母亲又将证明装在镜框中，端端正正地挂在里屋的墙上。

当时，我还真小看了这张证明。没想到，过不多久，这张证明竟然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极具震懾力，比什么镇宅灵符还要管用得多。

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时，我家被划为地主成份，按照当时的规矩，是要挨斗争的。

一天上午，几个土改工作人员严肃地闯了进来，像宣读圣旨似的当着父亲的面，说完几句话，命令父亲在一旁等侯；然后走进里屋，要将母亲一起带走。母亲正在做针线活，闻声刚站了起来，他们已经来到面前，正准备动手……忽然，他们中有人抬头看见了墙上镜框中的这张《革命军人证明书》，接下来，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他们就像古代官员见到了皇帝御赐的“免死金牌”，一下子愣住了，气氛马上变得缓和起来，几个人交头接耳，低声商议了一会，似乎想起要按照上面规定的“拥军优属”政策来办事，凡是革命军人的家属，不论怎样，都要受到政府的某些方面优待。于是乎，他们摆摆手，二话没说，转过身去，便打道回府了。

这次有惊无险，化险为夷的经历，还真多亏了菊夫子断文识字的本领，沒有他的及时阻止和训斥，我恐怕早就将证明弄坏的了。

我对菊夫子印象最深的，除了这次，就要数他送我上学的那番情景了。

我们家庭历来重视读书。我五岁半，便被送到几里地以外的观音寺小学去上学。平常，天气好的日子里，自己背着书包，走着去上学；若是遇到刮风下雨，特别是冬天，气候寒冷，道路泥泞，风大路滑，我就犯难了。这时，母亲就会对菊夫子说：“今天天气不好，麻烦你走一趟，送送四伢子，路上小心些！”于是，我便高兴起来，因为去学校的这段路，全是乡村泥巴地，还要经过一些田埂。哪怕是晴天，也要小心谨慎才行，田埂太窄，稍不留神，就可能一脚踩进水田里。如果遇上狂风暴雨，狭窄的田埂坑坑洼洼，泥深路滑，即便穿上有铁钉的木屐（湖南农村的一种脚下雨具，牛皮面，上面涂有防水的桐油；底为厚木板，钉有四个方铁钉；穿时不用脱鞋，直接笼进去），也不管用。撑着的油纸雨伞，被风刮得东倒西歪，若有不慎，连人带伞一起掉进稻田里去，那滋味可不好受……现在有人送我，不必担心撑不住伞，也不用害怕滑倒，心里一下子感到踏实多了。

菊夫子送我的方式很特别，既不牵着我，也不抱着或者背着我；而是他先蹲下身子，我双手按着他的脑袋，右脚一跨，像骑马似地跨上他的肩膀，然后将左脚赶紧收上来，菊夫子老实地待我完成这一连串的动作，便“噌”的一声站起来，他一只手搂住我的双腿，另一只手打着雨伞，举得很高，遮住我的头，我便高高地耸立在他的肩膀之上。一路上，我居高临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头上又有一把撑开的雨伞，如同君王出行时的华盖一般，真是很威风！

然而，要享受这种“骑高马”的待遇，也并非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手的，先决条件总得有两个：一是必须遇上刮大风，下大雨的坏天气，天气一直要坏到我不能自立更生，奋发图强的地步才可；二是我必须是男孩（这一点则是毫无疑义的）；倘若我是个女孩，菊夫子死活也不会让我骑上肩的。

别看菊夫子是个粗人，他却非常敬重孔圣人。他的规矩和讲究很多，譬如：书是绝对不可以垫着坐的；有字的纸是万万不能揩屁股的；女人的衣物是不准拿到池塘里去冼的……平常走在路上，但凡遇到晾晒衣物的绳子或竹杆，他便会马上警觉起来，一旦发现上面有女人裤子之类的物品，他便闷着头，悄悄地从旁边绕着走，决不会从下面径直穿过去的。他勾着个光脑壳，一本正经的样子，谁看了，都会忍不住要笑。我嗤嗤地笑出声来时，他便有些恼了，很不高兴地板起面孔，教训起来：“细伢子家，你懂什么！”然后，头一摆，调转脑袋，理直气壮地走了。

菊夫子送我去上学，看上去似乎是件非常荣耀的事；其实，其中的风险，只有我自己才清楚。

不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泥深路滑，菊夫子行走起来，向来是大步流星，健步如飞。我骑在他那高高的肩膀上，颠上颠下，颤颤悠悠，稍不注意，顷刻间仿佛就要掉下去似的，我很害怕，只好死死地抱住他的额头，伏下身子，将下巴紧贴在他的头皮上。这样以来，安倒是安全了，可滋味又不好受了。他的光头上，刚冒出的头发茬子，粗硬得像一根根钢针，扎在我稚嫩的肌肤上，又痛又麻，极不舒服。百般无奈之中，出于不满和顽皮，冷不丁，想到了一个作弄的法子：我悄悄将两只手从他的额头上，往下猛然一滑，霎时间，如同冷水溅进了热油锅，一声喝断立刻从下面传了上来：“你想死啊！蒙住眼睛了，还看不看路！”怕他生气，也为了自身的安全，我只好悄悄地将手缩回去，灰溜溜地结束这场恶作剧。

雨仍在下，风还在刮。菊夫子依然走得飞快。

我的身体前俯后仰，摇摇晃晃，只觉得风从耳边呼呼掠过，周围的景物在眼前一闪一闪，整个身子仿佛悬吊在半空之中，如腾云驾雾一般。吓得我胆战心惊地大叫起来：“菊夫子，走慢点，我都快变成活神仙了！”声音很大，他却装聋作哑，不予应答，好像什么没有听见，一个劲地只管向前赶路；脚步不但不慢下来，反而更加地快了。我心里明白，他是在故意打击报复我。更可恶的是，过了一会，他还幸灾乐祸，笑扯扯地奚落我：“好哇！你成了活神仙了，活神仙嘞，你不是蛮自在、蛮快活的吗！”他嘴里虽然说得这样刻薄，但我感觉得到，他手下却使足了劲，将我的双腿紧紧地搂在他的胸前。

打这以后，我便多了个“活神仙”的雅号。每逢他高兴时，一见面，总喜欢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偏着脑壳，打趣我：“活神仙，今天要不要我送你去上学啊！”我不由有些尴尬起来。他看到了，嬉皮笑脸地像占了很大的便宜，眯缝着眼睛，显得很得意；然后，头一抬，脖子一仰，嘿嘿嘿地大笑起来……

人生如梦啊！往事如烟，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

解放后不久，我们全家搬离了湘中农村，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菊夫子。

许多年以后，从家乡的来信中得知，菊夫子在当地结了婚，成了家，他现在有三个女儿，两个已经出嫁了，还添了两了外孙。虽说日子过得不算红火，倒也十分地充实和平静。

说不清是思乡，还是怀旧，几十年时光的流逝，丝亳也未能冲淡我心中的那份思念。长久以来，魂牵梦萦，总觉着有种莫名的冲动，让我渴望再次见到这个曾经与我朝夕相处，曾经为我挡风遮雨，送我去上学的人。

离开故乡很久了。

一个金风送爽的秋天，我终于又回到了童年时生活过的地方。在乡亲的指引下，穿过稻谷飘香的田野，顺着石板铺成的小路，来到了菊夫子的家。

这是一幢新建的两层楼房，门前的南瓜棚下，一位衰弱的老人，佝偻着身子，低垂着头，坐在一张靠背小竹椅上，似睡非睡地在那里打盹。我不由心头一紧：眼前的这个萎靡不振的老人，难道就是我往日心目中的菊夫子吗？我走拢过去，默默地蹲下身子，挨近他，提高声音问：“菊夫子，你还认识我吗？”他仿佛陡然从睡梦中惊醒，茫然地抬起头来，微微地转动着，探询的目光缓缓扫过我的脸，眼神中有些迷惘。

我惴惴不安地静静地等待着……

突然，他那昏暗的眼睛里，竟然闪出惊喜的光亮来，他嗫嚅着，嗓音低沉而颤抖：“四伢子，四伢子，你是四伢子！”他终于认出了我，依旧叫着从前小名，我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赶紧连声回答：“是，是，我就是。来看看你啊，你还好吧！”他怔怔地盯着我，没有回答，也不知听清楚我的话没有。

他的头开始微微摇晃起来，干瘦而满是皱纹的手颤抖着，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叨念些什么……

菊夫子老了，真是老了，光阴似箭，岁月无情啊！我怎么也想像不到，昔日那个高大、威猛、浑身充满活力的青年男子，居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他呆呆地望着我，目光憨厚而温和，饱经风霜的脸上却看不出有任何惊喜的表情；只是他那浑沌的眼睛里，一片晶莹的泪水，慢慢地从眼眶中渗了出来，——他在高兴、激动、还是伤感？！我无法找出答案……也许是我的出现，将他的记忆重新带回到了很久以前的岁月：风雨中，泥泞的乡间小路上，一个高大、强健的年青汉子，高举着雨伞，肩上骑着一个背书包的小男孩，一大一小，风雨兼程，步履生风地奔走着；一路上，他们有问有答，有说有笑，亲亲热热，吵吵闹闹……

一幕幕难忘的记忆在我脑海中涌现，我哽咽着，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似的，眼睛也变得湿润起来，心中充满着酸涩之感。

时光又过去了一年。

当树叶渐渐枯黄，纷纷凋零，一片片飘落下来的时候，不幸的消息从遥远的故乡传来：菊夫子去世了，无疾而终，他走得很安详，没有受到病痛的折磨，也没有拖累别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