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青年朋友问我：“张老师，你读书为什么会有哪么多见解？”我说：“要用平常心读书。”

我“文革”前读大学，只知沈从文是“第三种人”、“民主个人主义者”，应批判。粉碎“四人帮”后，才知他是大文学家，人家外国研究沈从文者已获博士。结果，我毫不犹豫地投到“沈从文热”中去。也的确觉得其“十全十美”，太悔“相见之晚”！不过，当头脑“冷”下来之后，觉得他把城市文明说得一钱不值，把落后山乡当作伊甸园来讴歌，到底有悖历史文明的进程，正当我要否定他的时候，我强调要“冷静”，要有“平常心”，切莫乱了自家。转而得出：资本主义化的城市到底有弊端，乡间的世态人情到底有引人留恋的一面；不论如何，作者写出了真我，表现了在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华古老文化撞击下的部分城市中的中国人的“思乡”与追求，那沈先生就完成了作家的使命了。

钱钟书的《围城》，“文革”前中文系教材无影无踪；“文革”后一出，电视一“炒”，有人誉之“三十年代的《红楼梦》”！是耶，非耶？我“冷”下来用平常心一思，觉得未必如此神，恐怕连“钱”都从不迷的钱先生，未必同意如此“抬举”之“迷信”。大学教授大都是民族精英，尤在国难时期，最先振醒，贡献尤大。但作者把他们写得一团漆黑，皆灰色动物，至少说明作品的社会意义有限，对这一层面的人物概括有偏颇之处。

前些时候，我儿子把梁晓声的《年轮》读得如痴如醉，我几句话马上给他降了温：“作者对知青群人生固然写得好，但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又开了什么‘药方’？难道不忘旧情的‘忠义’，难道再学《毛选》，真的能解决问题么？”

不过，用平常心读书并非易事。中国人历来强调整体，对个性的张扬不重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皇帝巴不得百姓不独立思考。由于传统文化的积淀，加上未经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国民(尤其是天真的青少年)易产生从众心理，人云亦云、“人热我热”，平常心自然消失了。作为读者，我认为应学点文艺理论，提高审美能力。在读书时，我认为好像看人家打足球，心里先不要看好某一方，超然于双方之外，“坐山观虎斗”，谁好我便赞谁，谁劣我也不客气指出，自然能“旁观者清”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