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天下的母亲

——题记

那是1968年的盛夏，我从太原送母亲回武汉的途中。

长长的列车喘着粗气，奔驰在广袤的原野上，车头冒着滚滚的黑烟，顶着风，夹杂着煤屑，一路上肆无忌惮地飘向空中，烟雾拖得长长的，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横空出世的蛟龙在张牙舞爪地翻腾……　

车廂外，湛蓝的天空上，看不到一丝云彩，午后的太阳疯狂地发出它的威力，烤得大地火辣辣的，仿佛要把地上的一切都烤焦才肯罢休。

车厢里，乱哄哄的，闷热的空气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汗腥臭和烟草味，到处都是挤得满登登的人，不论在车厢里，还是车厢连接的过道上，四处都有站着的、靠着的、坐着的、蹲着的人。车上的广播开得山响，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播放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列车像疯了似的狂奔。

我陪着母亲坐在敞开的车窗旁，母亲心事重重地凝视着窗外，似乎那里有什么值得她企盼的和向往的。然而，远处只有大片的原野和稀疏的农舍，移近过来，又不断地往后退去……

窗口风很大，逆风而坐的母亲被风吹得眯缝起眼睛，头发也被吹乱了。望着母亲消瘦、憔悴的面容，我感到心神不安，我发觉母亲这段时间真的老多了，原先花白的头发现在几乎全白了。

“姆妈，风太大，我把窗户关小一点好吗？”我关心地问。

“你不热吗？你看你，额头上都冒汗了。”母亲却担心起我来了，怜爱地掏出手绢,帮我揩去汗水。

“我没什么。您的病还没怎么好，吹不得风的。”我站起来，使劲将窗扇往下摁到合适的位置，直到风吹不到母亲的头部为止。

一　

母亲平时有喝茶的习惯,喜欢喝湖南产的清茶。如今天气又热，我也有些渴了，便拿出茶杯，放好茶叶，费劲地挤过人群，向隔着几个车厢的开水房走去。

正当我端着热茶，小心翼翼地护着杯子，走回车厢的时候，一阵嘈杂的训斥声，突然从身后传来：“快走，老实点！”接着便听到“啪！啪！啪！”的皮带抽打的声响，，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感到背脊一阵发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尖利的口号声接连不断，刺耳的喊叫充满了整个车厢。我赶忙往旁边躲闪。只见一个瘦骨嶙峋，满头蓬乱的白发，戴着一付深色眼镜的老人，弯曲着身子，踉踉跄跄地走在前面。他的身后跟着七、八个盛气凌人，耀武扬威的学生红卫兵，他们头戴军帽，身穿草绿色军装，衣袖挽得高高的，手臂上戴着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标。为首的一个，拿着一根宽宽的军用皮带，不时地高高举起，一路上狠狠地抽打着年龄足可以当他爷爷的人。衰弱的老人脸上痛苦地抽搐，低着头，佝偻着身子，颤颤抖抖，跌跌撞撞地走着，看着实在让人心酸……

目睹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原本不安的心更加焦燥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猛然袭上心头，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我不该在这个时候送母亲回家，真不该赶在这个动乱时刻回武汉，悔恨自己没有坚持让母亲留下不走·。

我赶紧加快脚步，迅速地回到母亲的身边。

“怎么了？你不舒服？”母亲抬起头来，觉察出我的神情有些异样，关切地问。

“没……没什么，天气真热，您喝口茶吧。”

此刻，我根本不敢把刚才见到的如实告诉母亲，惟恐增加她的思想负担，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夜幕开始降临了，列车呼啸着奔驰在路基上，火车轮子撞击着铁轨，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一路上有节奏地震动着，摇晃着。

列车从石家庄转入京广线时，已经是半夜，母亲早已睡下了。

我躺在卧铺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脑子里不时浮现当天红卫兵押解老人的情景……可能是哪个学校的造反派押送反动学术权威回原籍的……真不该让母亲回武汉……我又一次后悔起来。，

多年来，母亲一直住在武汉，那是我们温暖的家——母亲一直和大哥住在一起。一年前，母亲去了太原二姐家。

北方的冬天，比南方冷得多，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室内又没有暖气，只有烧煤的铁炉子。开春不久，母亲多年的肺心病犯了，病情越来越严重，只好住院。治疗了两个多月，病情才稍稍稳定下来。

母亲在太原住院时，正赶上我大学毕业分配。

按理说，早就该1966年6月如期毕业的。可是，谁也未曾料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文革”的这把火，让我们这一届大学生也未能幸免于外。毕业分配时，全国山河一遍红，派性斗争不断升级，先是口诛笔伐的“文斗”，后来发展成真枪实弹的“武斗”，许许多多机构都瘫痪了，毕业分配工作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就这样，足足延误了两年，原先定的分配方案是面向科研机构、设计院所，现在变成了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厂矿企业、施工单位。

好容易熬到了1968年7月，总算拿到了久拖未决的分配通知单。这时母亲仍躺在医院里治病，我心急如焚，立即起程，从哈尔滨赶往太原。

在医院里，母亲见到我，一阵惊喜，也不管病情的轻重，便急切地要我陪她回武汉。因为病未好，主治医生坚决不让出院，母亲不得已只好再继续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当时，全国各地的生活条件、物资供应都不好，粮食定量，肉每人每月供应一斤，油半斤，其他副食如鸡蛋、豆腐之类也都凭票限量供应，而且少得可怜。医院的伙食之差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在母亲住院的病房里，有一个山西本地的老太太，满脸皱纹，个子矮小干瘦，待人倒很热情。有一天，我带点汤菜去看母亲，见母亲正在吃一块黄褐色的肉食，这是老太太从家里带来请母亲尝的，食物不是用植物油，而是用羊油炸的，膻味很大，老远就闻得到，真让我受不了。然而母亲却吃得非常香……看到这景象，我心里不由一阵酸楚起来，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从不吃肉的，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年代也如此。小时候我曾问过母亲，她告诉我，因为幼年时，有次吃肉吃得太多，吃伤了的缘故，以后再也不想吃肉。而今，母亲不仅吃肉食品，而且是羊油炸的……想到这些，心中就难受。

在住院的这段日子，母亲归家心切，三番五次地催促我送她回武汉。二姐很舍不得母亲走，再三挽留多住些时日。我也竭力劝阻母亲：

“现在时局动乱不安，您还是暂不回去为好。武汉人缘太熟，知根知底，运动一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说不准惹出什么麻烦事情来。”

但母亲决心已定，执意不肯。母亲是个很果断的人，决定了的事就要去做。

我意识到，母亲那极强的自尊心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老觉得住在女婿家里，是外姓人的家，虽然女儿、女婿都孝顺，但总不像在自已的儿子家里那种感觉；似乎只有跟儿子住在一起，才合符规矩，名正言顺，心安理得。也许母亲怎么也没有料想到，就是她这种守旧的传统观念和太要强的自尊心，给她老人家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和最终的不幸。

我明明知道，母亲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封建思想意识在作怪，荒谬得很，而且后果很难预测，说不准还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可是母命难违，我只好照办。

二

母亲回到了武汉，我又待了几天，一切安排妥贴后，我准备走了。

走的当天，母亲比平时说话更少，只是跟往常我出远门时那样，默默地帮我收拾东西。

早些天，母亲就翻箱倒柜地找出我的一件件衣物，从春到冬四季穿的，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一旁。现在又手不停、脚不歇地准备毛巾、牙刷、牙膏，小梳子、小镜子，甚至连路上喝的茶叶、吃的水果，都一一考虑得很周全；母亲仔仔细细地整理好，一件一件地亲手放置到行李箱和网袋中。

我提起箱子，站在门口向母亲告别：“姆妈，我要走了，您自己多多保重。”母亲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呆呆地看着我，目光中充满忧愁和怅惘，好像生怕失去我一样。忽然，她想起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步子麻利地返回房中，从她的枕头边拿出一双布鞋来，——这是母亲在我晚上睡觉后，独自一人坐在我床边，连着几个夜晚赶着做好的，因为熬夜，眼睛都熬红了。母亲拿着鞋的手在微微地抖动，一把塞进我的怀里，嘱咐说：“记住，下班后自己换着穿，软和，透气比穿别的鞋都舒服。”说这句话时，母亲眼眶里噙着泪水。当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告别，竟成了我与母亲的最后永别……

我真后悔，当时，我竟然沒有多跟母亲说上一两句体贴她的话，自己就只管自己地匆匆离开了……

我从武汉关乘轮船赴重庆，一路上，天气阴沉沉的，船一直在烟雨濛懞中行进。经过三峡时，游客们都涌向船舷的甲板上观看两岸的风光，我却无心去浏览周围的景色，胸口总象压着一块石头，闷得很，脑子里不时浮现出白发苍苍，身子又很衰弱的母亲来，心里没着没落的，像丢失了什么一样。

在船上，极无聊地过了三天三夜，到了重庆，从朝天门码头上岸，转乘两趟公共汽车，到市郊的一个建筑安装公司去报到。一切安顿后，我意识到，我的另一段人生旅程又将从此开始了。

在单位，我和那时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被安排到基层当工人，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学校，缺乏劳动锻炼的文弱书生，冷不丁地一下子到工地，干肩挑手抬的体力活，自然是很艰苦的。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所谓好与坏往往是相对的，既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

大学读书时，我患有神经衰弱的毛病，晚间常常失眠；自从当了工人，即便是睡在简陋的工棚里，也从未失眠过，整天笨重的体力劳动活，使我疲乏不堪，倒头便能睡着。

可是，在我到施工单位工作，还不到半年的时候，一天晚上，却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

这一晚，异乎寻常，一种莫名的烦燥，让我心神不宁，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弄不清楚。

没过几天，突然接到在武汉的大哥来信，信中悲痛地告诉我：“母亲已经去世了……”猝然间，有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的脑子“嗡嗡”作响，眼睛也被泪水模糊起来，连信也看不清了，喉咙哽咽着，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眼泪顺着面颊一直在流……我惶恐地意识到，母亲不在了，我所依恋的家也完了，再也不成其为家了。父亲去世时，心头只是感到空了一块，现在，整个心都被掏空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哥在信中告诉我母亲去世的时间，恰巧是我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好的那个夜晚。人们常说，“母子连心”，难道人世间真有心灵感应这样的事？

母亲就这样地走了，走得这样突然，我没有在她的身边，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也未能聆听到她临终前的话语，甚至连以后想尽点孝心的机会都没有了！母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未了却的夙愿，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

三

我的母亲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农历八月十五，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一个团圆的日子。

外婆说，母亲出世时，恰恰是中秋佳节，花好月圆。那时，外公在扬州做生意，经营茶叶生产和加工，家境也很富裕。

不幸的是，母亲一岁多，外公就因病去世，留下外婆和幼小的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外婆年纪轻轻，十七岁就开始守寡，含辛茹苦地将母亲抚育成人。后来因为时局动荡，家境中落，外婆带着母亲迁居到湖南，才有了父亲和母亲的结合。

外婆告诉我，母亲小时候很懂事，文文静静的，心地很善良。外公去世后，外婆靠刺绣和帮人家缝制衣服谋生。年幼的母亲没人照管，但她很乖，自己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挨着外婆的身旁，不声不响地玩，用不着外婆操心。与邻居小朋友一起玩耍时，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要送给他们吃，给他们玩，从小就懂得友爱。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对周围的人，也是这样，总是以诚相待，宽厚为怀。

我清楚地记得，1948年秋，母亲带着我，乘轿子到很远的乡下佃户家去收租。这也是我家最后一次收租。因兵荒马乱，又遭遇旱灾，收成很不好。到了佃户家，缺吃少穿的贫穷状况，让母亲于心不忍，不仅一颗粮食未收到，空着手而归，就连我们路上带的干粮——法饼（湖南面食糕点），也都送给了佃户家的小孩。

在过去家境好时，凡亲朋好友、邻居熟人，遇到困难向母亲借钱，有时，母亲明明知道人家贫穷，以后也无力还债，完全是有去无回的事，却仍然借给他们。说是“济人须济急时无”，给人家救急的，并未曾指望这些钱还回得来。

外婆还告诉我，母亲的小名叫“海宝”。外婆解释说，因为是在离海边不远的地方生的，就取成海里的宝贝的意思。外婆曾在扬州、苏州、上海这些地方住过，我猜想，母亲大约是在上海出生的。

无意中知道了母亲的小名，我很得意，似乎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不谙世事的我，故意调皮地问母亲：“姆妈，您小时候叫‘海宝’啊！”弄得母亲很不好意思，装成生气的样子对我说：“小孩子，不要乱说，没大没小，没有一点分寸！”看着母亲尴尬的样子，我象做了恶作剧似的，扪着嘴，暗暗地笑了。

母亲年青时很漂亮，身材也好，平时爱穿旗袍，有时也穿西式的翻领时装。亲戚朋友都说母亲秀外慧中，端庄贤淑。尤其难得的是，她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总是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她常对我们说，平安就是福，我不求荣华富贵，只要全家平安无事，你们争气，就是天天布衣蔬食，也胜过金玉满堂、美味珍馐。

她对自己的母亲——我们的外婆，很是尊重，极为孝顺。有什么好吃的，总是让外婆先尝；有什么好看的、新奇的东西，总是让外婆先看、先用。即使外婆做了不适当的事，母亲也是轻声细语，好言相劝，从不抱怨，更不会在我们面前说外婆的不是。母亲总觉得外婆年青守寡，把她拉扯大，吃了不少苦，决不能辜负外婆的养育之恩。她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外婆一辈子很不容易，你们要好好地待她。”

四

外婆是一个有主见，敢想敢干，自立能力很强的人，母亲给我讲了一件闻所未闻的事：

那年，外公患了重病，卧床不起，气息奄奄。家里人不惜重金，请来了当地很有名气的医生。

这位名医的确与众不同，单是切脉时的排场，就颇有些派头和不凡的气势，不仅闲杂人员一律不得入内，连病人亲属也不得在屋內随意走动，不准发出任何一点声响。甚至，家里墙上挂的自鸣钟发出的“嘀嗒”声，他也嫌刺耳，非叫人将钟摆摘下来不可，让室内保持绝对的安静。

大家从未见过如此森严的规矩和阵势，庄严的气氛立马将所有的人都给镇住了。

名医切完脉，叫佣人打来水，洗完手，慢条斯理地走到桌前，缓缓坐下来，气定神闲地提起笔，掭掭墨，一挥而就地写完药方。然后，咳嗽两声，不慌不忙地说：“病人虚脱，你们按方子抓药，还得赶紧准备药引，人肉一片，要新鲜的……”顿时，令在场的人，一个个惊吓得张口结舌、目瞪口呆！

大家惊恐之时，年青的外婆却显得很平静，默默地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整个心思只是想着外公的病状，盼望着能早一天康复。

药取回来后，谁也没想到，外婆这样一个弱小女子，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胆量，走进厨房，挽起袖子，毫不畏惧地拿起刀来，咬紧牙，横下心，硬是在自己的手臂上，血淋淋地割下一块肉，活生生地将它放入药中……

但是，这付匪夷所思，骇人听闻的药，终究未能像人们期盼的那样，显现出它的神奇疗效来，名医加人肉，仍然未能挽救外公的生命……

不过，外婆的英雄事迹却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从此以后，我不由对外婆刮目相看，继而肃然起敬起来。自忖要是换了我，可没有如此惊心动魄的胆量和豪气，做不出如此惊世骇俗的壮举来。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很想探个究竟，是不是真有其事，但又不好开口直接问外婆。于是，便找出点理由，老是跟在外婆后面，悄悄地留心起她的手臂来。

一天，外婆洗衣服，挽起袖子时，果然，在她左手小臂内侧，赫然留下一个汤匙大的疤痕——一个让我十分惊讶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标记。

或许，是受外婆的这种基因的遗传；或许，是受外婆独立谋生经历的影响；母亲也是一个不惧怕困难，勇敢、顽强的人。

抗日战争前期，父亲在湘潭石潭镇担任粮站主任，主要负责保存收缴来的公粮。没想到，准备将公粮验收上交时，上级发现稻谷中被人掺进了不少秕谷。祸起萧墙，证据确凿，眼看要吃官司，父亲又急又气，一时想不通，竟服毒自杀。幸亏母亲及时发现，临危不乱，赶紧釆用呕吐的措施，救了父亲一命。后来，为了证明父亲的清白，母亲又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当时惟一的证人。可是，证人家在乡下，身患重病，生命垂危，无法行走，更不可能到很远的县城法院去作证。此刻，母亲表现出非凡的胆识，冒着承担证人有可能病亡的风险，雇人用担架将他抬到我们家里，请来医生给他治疗，加上母亲夜以继日地细心照料，不久，证人痊愈后出庭作证，最终解除了父亲的嫌疑。

在我的心目中，母亲够得上是一个进得厅堂，下得厨房，既能文，又能武，还不怕吃苦受累的好母亲。

听大哥讲，从前家里有长工、女佣，一般家务活都用不着母亲自去动手。而在抗日战争中，日本鬼子打进了湖南，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战火连连，天上还有日本飞杌盘旋轰炸、扫射。母亲领着我们（那时没有佣人），拖家带口，逃难到偏僻的山区躲避。几年里，母亲一人担负全家八、九口人的家务，柴、米、油、盐，事事全得操心，起早摸黑，日夜辛劳，比佣人干的活还多。

解放后，为了谋生，母亲又不顾体弱有病，劳心劳力地去干过去从未干过的各种活……

五

母亲幼年读过《三字经》、《女儿经》、《弟子规》、《增广贤文》之类的古典启蒙书籍，后来又进过洋学堂，学过会计业务。解放前，家境好的时候，平日有空，爱看些《西厢记》、《啼笑姻缘》之类的言情小说，闲时打打麻将牌，最喜欢的却是看戏。

听大哥讲，早年，我家在长沙府正街居住时，母亲还带着子女去看电影，听京剧和湘剧。湖南花鼓戏是不看的。那时的花鼓戏在言语大多带有男女之间的挑逗，插科打诨，动作上也有点流里流气，可能母亲怕对我们小孩影响不好，便不让看。看戏最奢华的有一次，那是看梅兰芳演出的《贵妃醉酒》，八块袁大头（银元）一张票。一张票的钱，当时可以买几担米了，比两个佣人的月工资还多。

现在想来，母亲喜欢看戏，自有她的一番道理，不单是为了娱乐消遣，也许还想从小陶治我们的情操。

她经常借用书中的故事或戏里的情节，来教育我们。我从小就听母亲讲过“孟母择邻”、“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囊螢映雪”的典故。这些勉励儿童刻苦读书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有一次，母亲还给我讲了一出《三娘教子》的戏，印象极深，至今难忘。戏中的情节是这样的：

三娘早年丧偶，留下一子，靠织布为生。儿子六、七岁时，开始上学了。但儿子调皮、贪玩，不懂得好好读书。一天，儿子逃学，三娘知道后非常生气，将儿子叫过来，厉声地对他说：“我辛辛苦苦地织布，就是为了你好好读书。你不读书，我织布又有何用！”三娘气愤至极，拿出剪刀，将织布机上日夜辛劳织好的布匹，一刀剪为两段，一把拖过儿子，举起竹片就要打。

此时，家里忠心耿耿的老仆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担心小主人挨打受苦。于是，赶紧将他拉到一旁，悄悄地低声嘱咐了几句。

年幼的儿子，按照老仆人告诉的话，乖乖地走到三娘面前，双膝跪下，望着母亲，声泪俱下，哀求道：“娘啊——孩儿知错了，请娘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

伤心得不能自持的三娘，看着可怜的儿子，听着他的哭诉，内心如同刀绞，举起竹片的手，颤抖着，怎么也落不下来……骤然间，三娘扔掉手的中竹片，一把搂住儿子，母子俩抱头痛哭……

母亲讲得很动情，还学着戏里的唱腔唱，我听了非常感动，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们从小，就是在母亲的这些故事中教育长大的。母亲的教导，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子里。

六

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自尊心特别重。她尊重自己，尊重别人，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

记得我四、五岁时，虽然我家在当时的乡村还有着大户人家的名声，但家境已经衰落。每逢学校开学前夕，为了筹措我们的学费，总要东挪西借；日常生活，也到了捉襟见肘的处境了。即使在这样的景况下，每次进城，走亲访友或去办什么事情，临行前，母亲总要将我们一起去的孩子，尽力收拾打扮一番：衣服穿得干干净净的；小皮鞋擦得亮亮的；头发上还要抹点凡士林油。与平时相比，我们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路上，又再三嘱咐：见了长辈要鞠躬问好，不要像个木头人似的，不懂礼貌；与小朋友玩耍时，要友好，要嫌让，不要吵嘴、打架，免得别人说你们没有教养。

母亲还让我们猜过一个谜语：“来不叫主，去不辞东。你们猜猜，是什么人？”我们一下子猜不出。母亲指着房梁说：“是梁上君子呀，就是小偷呵！”显然，母亲是暗示我们如何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客人。

“孩子是父母的脸面”。母亲之所以这样做，她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不能让人看不起！

“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子孙个个贤。”这是母亲常常教育我们的一句话，也是她对我们最大的期望。因此，母亲颇为高兴的事情，莫过于人家对她子女的赞扬。

那时，我家还住在农村。有一次，天下着雨，刮着风，母亲带着我，从镇上买完东西回来，路过狭窄、泥泞的田埂时，一阵狂风，把母亲撑着的雨伞吹得东倒西歪，母亲使劲抓住伞柄不放，一不小心，一阵劲风吹得母亲连人带伞地倒向水田。幼小的我，此刻赶紧牵着母亲的衣角不放，结果连我也一起跌进了水田，弄得全身是泥，浑身湿透。母亲将我拉起来后，不但没有因为我滚到田里而生气，反倒夸奖我有孝心，是个好孩子，遇到危急时刻，首先想到娘。

过后的几天，母亲带着我遇上了一个熟人，母亲一边摸着我的头，一边称赞起我来：

“我这小四，你别看他年纪小，还真懂事。那天眼看着我要掉进水田里，他赶紧来拉我。你说，才几岁的孩子，哪有那么大的气力，能拉得住我呢？”

“那倒也是。你的四伢子小小年纪咯样懂事，你的命真好！”对方点着头，礼貌地回答。

我发觉，这时的母亲满面春风，洋溢着幸福的神情，大概她认为能有我这样孝顺的儿子，是她的光荣，因而发自内心地感到自豪吧。其实，我自己清楚，那只是我依恋母亲的习惯动作而已，并不值得母亲如此高度评价的。

还有一件事，至今我仍忘不了。小学毕业后，我考取了当时湘潭最好的中学——湘潭市一中。

那次与母亲走在街上，碰见一位亲戚。闲聊中，顺便谈到我考取学校的事，亲戚说：“你儿子学习成绩好，有出息，你将来要享福啊！”母亲脸上再一次流露出幸福的自豪感。看得出，母亲心里甜甜的，仿佛比得了什么金银财宝还高兴。

凡是亲朋好友、邻居熟人，与母亲闲聊之中，当听到母亲说她有七个子女，大的在哪里工作，小的在哪里念书时，对方往往按照民间流传下来的话，恭维地说：“老话说，五男二女，七子团圆，你真是好福气，好福气啊！”母亲听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思想上、情感中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满足。

七

尽管母亲喜欢听别人夸奖自己儿女的话，但她决不是一个虚荣心很重的人。

母亲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早年，为了全家的生计，经常要出入许多场所，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丰富的阅历使她看透了世间的炎凉。她并不是一个把金钱、地位看得很重，庸俗浅薄、仰慕虚荣的人。

她向往的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总希望通过自己和子女的不懈努力，得到周围人的尊重。母亲就是想用人格的力量，至少争得与人平等的权利。她不卑不亢，自立、自强，宁肯自己受苦受累，也不愿被人瞧不起，永远也不愿受到别人的歧视和欺侮。这就是母亲让我最敬佩的品德。

解放初期，土地改革后，我家的景况已经跌入社会的最底层，生活的艰辛、物质上的贫乏，并没有使母亲退缩。为了自立、自强，母亲心甘情愿地去干过去从来就不曾干过的活：锄地、种菜、卖菜、砸石头、缝衣服、摆书摊……为了自食其力，只要是能谋生，就毫不犹豫地去做。

我永远忘不了母亲五十多岁时，去铁道边砸石头的情景。

那时，正值三伏天，坐在荫凉处，扇着扇子都嫌热的天气。

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母亲不顾年老体病，到很远的铁路施工队去干年青人才干的那种体力活。

母亲天不亮就赶往工地，因为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而且，是计件活，砸好的石子堆成一堆，按八角钱一立方计，母亲总想干的时间长一些，多砸一些。砸石头虽然简单，但体力消耗大，整整一天下来，连年青人都叫累，更何况体弱有病的母亲。

母亲早早来到现场，先将大块的石灰石砸成小块，然后再一一砸成比姆指稍大的细块。

炎炎烈日下，母亲身穿短袖布衫，戴着草帽，坐在地上，拿着榔头，对准面前砧石上的石头，一锤一锤地不停地砸。为了防止石子四处飞散，还用草绳编成一个很粗的圆圈，左手捏住圈柄，将石子团团套住。刚开始，因为母亲从未干过这种活，很不熟练，一不小心，沉重的榔头就砸在自己的左手背上；四处乱迸的碎石，不断地打在脸上和身上。我真不知当时母亲是怎样忍受过来的。

晚上七、八点钟，母亲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来。脸上晒得黑黑的，臂膀上都晒脱了皮；左手背上青一块紫一块；头发散落着，上面布满了灰白的尘土。看着精疲力竭的母亲，我心疼地说：

“您太累了，明天就不要去了。”

“没有什么，只是手臂酸痛，过两天就好了。”母亲平静地回答。

倘若当时能够多休息几天再干，母亲的身体也许会好受些。可是，第二天一早，仍然得去继续干活。母亲就这样顽强地硬撑着。

歇了一会，母亲带着羡慕的口吻对我说：

“我要是有一根旧的宽皮带就好了！”

我懂得母亲的意思，她想要一根旧的宽皮带，来代替套石子的草圈。

“草圈不结实，用不多久就砸烂了。我看见有人用旧皮带，既牢实，石子也不容易迸出来，真的很好用。”

我听着，心里难受极了。那是五十年代，人们普遍都很贫穷，系裤子，大多用布带或绳子。奢侈的皮带，算来也是罕见之物，我又上哪里去找呢？连一根旧皮带，我都没办法帮助可怜的母亲。

直到今天，我仍忘不了母亲在说“我要是有一根旧的宽皮带就好了！”那种渴求的目光，那种不值一提的愿望，让我想起来，一辈子都心酸！

那段时日，母亲就已患有哮喘病，只是未到心力衰竭的地步。母亲如此的辛苦，可是，我却从未很好地体谅她，帮助她。平日里的家务事，我总是懒得去做的。母亲喊过一、两遍后，不见我马上去做，她便不再作声，既不责备我，更不会打骂。只是一个人默默地自己去做，一边叹息着，一边喃喃自语：“求人不如求己啊！”如今想起来，这句话像钢针一样，刺痛着我的心。我悔恨自己，当时怎么那样不懂得照顾慈祥的母亲。

八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们原以为，这只是文化领域中，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是文化界的事，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竟会演变成全国范围内，党、政、军，工、农、兵、学、商齐参加的一场大斗争，从上至下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以至说不清，道不明哪天灾难就会落在自己头上，人们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苦苦煎熬的时间比八年抗日战争时期还长。

随着运动迅猛地展开，一场空前的红色风暴，铺天盖地袭来……

母亲好像预感到灾难即将降临，开始焦虑忧郁，惶恐不安起来。因为，自解放以来，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使她感到惴惴不安，忧心忡忡。“剥削阶级”、“地主份子”的罪名像驱之不散的幽灵，日夜纠缠在她的心头。每一次，她那极强的自尊心，总会在这些运动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在母亲的心目中，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尊严，人一生下来，就应该和周围的人是平等的。她曾对我说过：“无论在哪里，都不要瞧不起别人，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做老百姓的；不管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只要他不干坏事，不危害社会，就该一视同仁。”

解放后不久，母亲向往着与人平等，向往着通过自食其力取得与人平等的权力，还特地将自己原来的名字改为平等的“平”。我想，这就是母亲潜意识中最朴素的“人权观”吧。

得那是1956年，母亲第一次拿到了选民证，她心里非常高兴，有了选民证，就应该是和一般人平等的公民了。她小心翼翼地、像宝贝一样将它收藏好，似乎有了它，就可以重新抬头做人了。但是，无情的事实，却远不像母亲想的那样天真，那样简单。

她万万没有想到，虽然经过解放后十多年的努力改造，身体力行，在她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普通公民时，等来的却是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再一次将她善良的愿望撞得粉碎。

“黑五类”，这个令人胆寒的政治帽子，又一次沉重地扣在母亲的头上。运动中，虽然没有被押到台上批斗，但“早请示，晚汇报，就地监督改造”，已使母亲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人们冷冰冰的目光中，在指指点点的讥讽中，在造反派的训斥中，胸前挂着“黑五类”的牌子，去扫大街……母亲的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思想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浩劫中，受害者千百万，又岂止我母亲一人！

“文革”初期，我串联到武汉时，曾耐心地劝过母亲，开导过母亲：

“现在堂堂的国家主[xi]、开国元勋，那样有身份的人，都被挨了批斗。您一个普通百姓，又何必在乎这些呢？”但母亲始终听不进去，强烈的自尊感，使她怎么也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

在太原时，新的环境，不熟悉的人际关系，带来了稍微宽松的空间；外来的刺激少了许多，思想上得到暂时喘息的机会。后来虽然生了病，但疾病的痛苦母亲完全可以忍受，而精神上的痛苦却怎么也忍受不了。

母亲重返武汉，无疑是再一次掉进致命的政治旋涡，回天已无力。夺去母亲生命的生理原因是肺心病；而心理上、精神上的崩溃，则是长久向往的自尊，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

九

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姊妹无不万分悲痛，无不留恋与母亲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大哥伤感地说：“母亲在世时，每逢春节，兄弟姊妹都心牵牵地往武汉奔，大家一起盼望过个团圆年。如今母亲不在了，再想聚在一起就很不容易了！”

大哥的伤感是有道理的。母亲健在时，哪怕是在粮食极为匮乏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兄弟姊妹总要想方设法相聚武汉，回到母亲身边，与母亲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这样的骨肉团聚，真比什么都让人舒心。

1961年春节前夕，正是全国人民忍饥挨饿的困难时期。在广州工作的二哥，准备回家过年，想来想去，往家里带什么样的年货好呢？当然最好、最实惠的就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于是，二哥扛着一麻袋红薯，“吭哧、吭哧”地急急忙忙赶火车。没想到，临上车时，列车员一把拦住他，狠狠地揪下麻袋，坚决不准上车，振振有辞地说：“上面有规定，红薯也是粮食，倒运粮食属于违法行为。””这时，火车鸣笛，马上就要开了。二哥急中生智，掏出所在单位——农业科学研究院的证明，对列车员说，“你有没有搞错，这是作为科学研究用的，是栽种试验地的良种，农民兄弟还等着急用呢！”列车员一听，张口结舌，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无奈之下，只好放行。

二哥当着我们的面，绘声绘色的讲述和表演，让我们全家人哈哈大笑，母亲停下手上的活，跟着我们一起笑得直不起腰来，喘着气，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这些蒸熟了的红薯“良种”，一个个都种到了我们的肚子里去了。我们七姊妹乐融融地围坐在母亲身边，像“七星伴月”般的簇拥着母亲，过了个欢天喜地的快活年。

幸福的时光，让我记起了中学时曾经读过的一首诗，诗中这样写道：

发了芽的榆树，

得了雨水更茂盛。

孩子见了母亲，

怎么能不亲近。

…………

我们都已经不是孩子了，却仍然亲近着母亲，依恋着母亲，离不开母亲。

母亲在世的后几年，大哥已过不惑之年。平常下班回来，走进家门，只要没有看到母亲，第一句话便问：“姆妈呢？”其神情，仿佛像个大孩子在寻找自己的娘。母亲为此曾感慨地对我说：“你大哥也是，都好几十岁的人了，怎么还跟细伢子一样，寸步离不得娘。”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1961年8月17日，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份来之不易的通知书。那年月，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都讲“政治挂帅”的年代，出身不好的人想考取大学，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学习成绩很好，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也往往在政审时，因为阶级路线的原因，而被无情地挡在大学的校门外。如果能被录取，实属万幸。

我高高兴兴地拿着通知书，从学校跑回家，激动地告诉母亲：“我考上大学了！”母亲满心欢喜，怜爱地看着我，轻轻地用手揩去我额上的汗水，一种难以掩饰的自豪感，再一次呈现在母亲脸上。当她翻开通知书，看到“哈尔滨”几个大字时，心情忽然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顷刻间，欣喜转为忧愁，一边叹气，一边摇头：“太远了，太远了，那里的天气冷得很，你孤孤单单一个人怎么行……”

这一幕，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我万万没有料到，在我毕业后，仅仅工作还不到半年，母亲就匆匆地走了，我再也见不到她老人家了……

在这个世界上，母亲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我，抚育我成长，送我上学，鼓励我上进，教给我如何做人，给予我很多很多，可是我又回报了母亲什么呢？又有什么可以抚平我愧疚不安的心呢？一切都无法弥补了……

二十多年过去，1993年秋，我们兄弟姊妹七人，再一次相聚在一起，在母亲生日的前夕，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湘潭。

在父母亲的坟前，我们排成一排，献上七束鲜花，默默地向父母鞠躬致敬，缅怀双亲的养育之恩。

百感交集的二姐，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双膝跪倒在墓地前，放声痛哭起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心声，也是我们对您的真情呼唤！

今天，我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事业有成，也都为人父母。“父母之于子女，不患不慈患失教”。正是由于母亲不辞幸劳地谋生养家、呕心沥血的言传身教，才使得我们在逆境中不断成长，才使我们得以相继完成了高等学校的学业，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而且，在以后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能够像母亲一样，勇敢地去面对困难，顽强地去克服各种困难。

我们感激母亲，深深地怀念着母亲。

母亲在世时，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回报她，孝敬她。现在，惟一可以告慰她老人家的是，母亲！您生前经常念叨的，“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子孙个个贤”的愿望，如今正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体现，也必将在我们的下一代人中得以体现。我们已经遵照您的教诲，堂堂正正地去做人，认认真真地去做事，而且，我们都已成为了您毕生向往，但始终未能实现的那样的人——一个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人，一个享有人格，而不会被人瞧不起的人。

您老人家请放心吧，母亲！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8-3-27 23:34:04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