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儿子,命中注定我是农村户口。自启蒙念书时起,父母就告戒我要好好读书,目的是为了跳出农门,转成非农户口。那样,每月按时有工资领取,定时有商品粮供应,不会替冷暖操心,不必为饥饱担忧。
可惜那时,我还体验不到非农户口有啥好处。
1977年,我刚满11岁,生产队来了一名重庆知青,大我6岁,住在我家隔壁,因为天天在一起彼此成了哥们。一天,他约我到公社食品站买肉,对于过年才能吃上肉的我来说,立刻被诱得馋涎欲滴,经过大半晚同父亲软磨硬缠,终于从他兜里要来两块钱。次日凌晨四点钟,我早早醒来,举着火把同知青在浓雾弥漫的乡间小道上疾行。当我俩赶到食品站时,人们已在营业窗前排着长蛇一样的轮子,在晨雾中不停地跺着脚,等候那扇希望之窗打开。好不容易轮到我们了,卖肉的营业员喊到:“把肉票拿来。”我没有肉票,立刻被后面的人挤到了一边,不知怎的,眼里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知青也没有肉票,但他毕恭毕敬递上商品粮户口本后,总算买到了一副猪大肠。经历这件事后,我对非农户口有了刻骨铭心的向往。后来,我经常见到知青手持商品粮户口本和粮食、副食供应证,每月按时从粮点、供销社够回粮食、菜油、花生、白糖等物资,心里羡慕极了。我终于明白,一个小小的非农户口本,对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是何等重要啊!
1984年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华夏大地,全国人事制度改革正如火如荼进行。这年5月,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儿子,竟然考上了招聘乡干部,享受行政二十四级干部待遇。但没过多久,当上乡干部的那份欣喜在我脸上荡然无存。“招聘”的含义就是不转农村户口,不退承包土地,每月还得从家里拿大米交食堂。这让我在那些吃商品粮端“铁饭碗”的固定干部面前,自感低矮三分;在群众面前执行政策,亦难挺直腰杆。更要命的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一个个同龄人都找到了对象,而我还是形单影只,好心人给我介绍姑娘,一旦打听到我还是农村户口,便打起了退堂鼓。是呵,谁愿嫁给像我这样工不工农不农的人呢。户口问题,成了我年轻时的一块心病。
为实现“农转非”理想,1987年,我想通过报名参军这条途径解决。乡武装部长得知后非常赞成,论体形、文化程度、思想素质、身体状况,在当年报名参军的青年中我算佼佼者,最后武装部长说,在职干部入伍须经县委组织部同意。我到组织部咨询,其中一个干部思考了半天回答:你报效祖国应当支持,三年义务满后能否解决户口问题不敢肯定。希望变成失望,回到单位后但我并没有因此沉沦气馁,我拿起书本开始攻读函授,不断给自己充电。
后来,我经常有文章见诸报刊,逐渐在县里小有“名气”。接着,宣传部、文化馆等几家单位都来考察过,有意调我进城。我也想改变一下工作环境,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但到最后,当来人得知我是招聘乡干部、户口还在农村时,不得不忍痛放弃。这该死的农村户口,我在人生道路上每想前进一步,它就给我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七八年过去了,我依然是有着农村户口的招聘乡干部,只不过多了些自信,少了些自卑。因为干部实行招聘制是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的产物,它打破了干部端“铁饭碗”的现状,世人也不再用另类的目光看待招聘乡干部了。到1995年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越来越丰富,农村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差别逐渐缩小,非农人员的粮油供应早已取消,户口的作用弱化。让我真正感受到享受平等待遇的是,这年能与非农户口的干部一道,报名参加全国法检系统补员招干考试。结果,我有幸被录取,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检察官。随之,我的户口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我去公安局户政科办理非农户口手续的那天,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当我从经办人手里捧过非农户口簿时,喜极而泣。当即,我把这一来之不易的喜讯,通过短信电波传递给四面八方、天涯海角的朋友,让他们与我共同分享这份难得的快乐与高兴。
回想那个年代,农村孩子孜孜追求拥有一个非农户口,并为之不懈奋斗,是几辈人的梦想与目标,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而今,农民腰包鼓了,只要在城里随便购买一套房子,就可以申请办理城市户口,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眼下,已越来越多的乡下人变成了城市人,沐浴在城市那温暖的春风里,快乐着自己的快乐。
岁月嬗变,世事更迭。户口,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经历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一路走来,见证我走过风雨岁月的那些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历史的车轮驶进2008年,城乡统筹发展迅猛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局面正在形成,人们的户口观念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户口一下成了香饽饽,不少城市人自愿到农村开办养猪场、种植绿色食品,在广阔的天空下为自己的理想去闯、去拼。
生活这样美好的时代,我骄傲,我自豪!因为户口问题,不会再给我们带来困扰与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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