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张老师，你工作负担这么重，社会职务如此多，但是，除了教学之外，你涉及的面是那么广，发表的文章如此多，大大小小的奖项也不少。然而，你既未升官，也未发财。请问，你的动力到底从哪里来？”

我答曰：“首先要澄清，我的工作负担重，只是相对而言。许多人比我重得多。其次，我涉及的面虽然广，但均属蜻蜓点水，说不上什么深入，更无重大发现。再次，奖项虽多，但正正式式的靠“顶头上司”评来的奖项不多；靠半官方的、学术团体类的、临时征文类的奖项较多；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我未做官、发财，连妻子儿女亦未荫及，这是事实；但是，我的好些“委员”、“会员”却是官方评出来的。既然如此，也得到“好处”了。而且，我早早分上了房子，在贫困山区每月领上千元工资，我早已感恩不尽了；若不为‘皇军’卖力，中国文人的天良何在？每当我花上几元钱上街向农民伯伯买菜，却是沉甸甸的一大堆；每当寒冬腊月，花几元钱却能买上一大碗农民兄弟从河塘捞来的鲜虾，为此我心里千遍万遍地念‘劳工神圣’！我常对学生说：‘我若随随便便工作，每月却拿高薪，吃了老百姓的也会疴痢肚，也会不得好死！’——学生哄堂大笑之后，亦无不动容，乖乖服从我管教。”

“这一切，是否归于党，归于领导的支持？”

“是，却又不是，”我坦言道，“我上学没花什么钱，当然要归功于党。党培养我出来，给我工资，有了生活保障，才有物质基础的张长兴的存在。不过，这里的党，说成是人民更恰当。因为，培养我的钱，我每月工资待遇，是千千万万纳税人交给党和政府，再由党和政府给我。因此，我植根于人民，来自老百姓，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要懈怠时，心里便酸溜溜的，好似一个调皮而有良知的小孩，背着母亲做了错事而后悔之极也！”

“你能说具体些吗？”

“我在报刊上发表了那么多教学文章，也不见几个行政领导‘鼓励’，甚至还有人认为我‘好表现’、‘捞外块’呢！我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政论、报告文学等拉杂，不少人还认为我‘不务正业’——我则理直气壮：我大学中文系读了五年，修炼了几十年，堂堂中学高级教师，若不能写点，到底还能算什么‘东西’？！虽然我的教学人们不敢讲闲话，但我凭自己拼搏，在报刊上拿了‘硬件’，人家的闲话却未‘断子绝孙’啊！”

“这是红眼病吧！”

“岂止是红眼病？他上完课，喝茶、聊天，花前月下留连，与电视、‘方城’难分难解，一辈子拿不出‘硬件’来，却是‘专心育人’，加上与上司感情好，这帮人反能在评级评优升官发财中连连中的而及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众口称誉的豪杰！？我呢，连评个高级教师还累累受挫！唉，谁叫我不安分呢？前些年，我在《梅州日报》发表文章也不过五元十元的；就是《南方日报》之类的也不过一二十元的，不少人当面笑我得了‘豆腐钱’，背后则说我‘捞外块’。好几次了，我想当众一呼：‘谁能在省报发表一篇，我也奖他一百八十外块’！”

“你是吃力不讨好！能坚持下去不简单啊！”

“我也认为不简单。从十几岁开始立志‘苦斗文场’，至如今五十有七而‘年既老而不衰’，且‘老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越觉夕阳美好，放散无多，越应趁尚有精力，抓紧苦斗。”

“你‘却又不是’的另一面，并不具体，请具体些。”

“另一面，则是‘主观行为’。关键在于自己读了许多‘圣贤书’，造就了文人的儒林傲骨而至今没有被俗流‘异化’，关键在于珍惜生命：张长兴来到人间只有一次。人，首先要自我完善。本是顽石，要变成黄金；本是废铁，要变成好钢。只能学习、学习、再学习；然后是在为社会的奉献中让个人的价值得到体现与升华。我如果仅把教师职业当作谋生手段，那么我只是平凡的教书匠；如果我教得比人好些，则称赞会接踵而来。如果在其他方面，超出许多人，人生价值自然不同凡响了。尽管没权没势、大富大贵，却也觉得问心无愧及至太慰平生矣！人生，不可能不入流入俗，否则，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但不可太俗，太俗则成了碌碌无为之芸芸众生。倒要点超脱气、神仙气、苦行僧气；想必仲尼，想必西天的如来与南海观世音，亦会同意吧？”

“对了，走自己的路，让他人去说吧！”

“正是如此。无独特的性格与独立的人格，你便无不同一般人的独特动力，也只有独特者，才会理解我这独特的人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