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所一块黑板教两个班级的学校,坐落在武陵山区一个至今不通公路的大山深壑之中,三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大孩子”的时候,去到那里,以每月28元的工资,做了山里儿童的“孩子王”。
那所一块黑板教两个班级的学校,安置在一个大地主的大大的四合院汇成的土家吊脚楼里,上课时,书声、歌声和农民家的鸡鸣狗叫声甚至和农妇的咒骂声响亮在一起。那是一所难忘的并不袖珍的学校,那个土家小院,当时竟容纳了两百多个孩子。
在那所一块黑板教两个班级的学校,我用粉笔将黑板分成两半,左边是一年级,右边是四年级,当右边的孩子们集体朗诵的时候,左边的孩子流着鼻涕好奇地看着大哥哥大姐姐;当左边的小朋友回答不了老师的提问时,右边会冷不丁的冒出一个让你忍俊不禁的答复“那是毛主[xi]的席—!”
在那所一块黑板教两个班级的学校里,雨天,我到小河那边背我的一年级学生过河;傍晚,我们几个老师分不同的山沟送学生回几十里外的大森林中的家,第二天早上再和孩子们一起上学。就是那时,在学生家里,我第一次尝到了用“竹米”做的饭,正是那种赖以充饥的“饭”,夺走了我两个学生的生命。原来“竹米”是竹子临死前结的果子,少吃可以充饥,多吃则让人至毒,可我的教科书上没有关于“竹米”的提示,所以我失去了两个可爱的学生!
在那所一块黑板教两个班级的学校,我们成立了深山里第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秋天,我和我的学生们,利用夜晚,以煤油灯为舞台灯光,每个生产队进行一场文艺演出,学校所在的大队有13个生产队。那年,我和我的宣传队的事迹还上了县里的小报。
最让我忘怀不了的,是我考上大学离开那所一块黑板教两个班级的学校的时候,学生和学生家长自发地为我送行的情景。那是一个仲夏的早上,太阳刚刚升起,山里不热,潮湿的空气里散发出的朝气是一种清新的爽,学生和家长沿着山弯如长蛇蜿蜒样为我送行,到了那座遥遥欲坠的古梁桥那儿,面愧的我决不让他们再送,只一个农民为我背那简陋的行囊。分手不几步,就看不见身后的送行人了,而山下却隐隐传来孩子们集体的哭声。那哭声是低沉的,稚嫩的,真切的。等我登上山梁,向山下我的孩子们挥手的时候,却一下子引来了震动山谷的嚎啕大哭,那歪歪斜斜的古老梁桥在集体而恸心的哭声中似乎摇摇欲坠,甚至我能听到孩子们边哭边叫“老师,你一定要回来—!”的呼喊。我不敢再挥手,转过身,带着满眼的泪和无尽的歉疚离开了大山。殊不知这一离开就是三十几年,每每忆起那浩大而真切而压抑的孩童的哭声,都不免眼圈一阵潮红。
那所一块黑板教两个班级的学校,坐落在那么美丽幽雅的小山弯,却让我与我的学生们生活在那么一个清苦凄凉的年代,因此也就成了我一份永远抹不去的挂欠,以至于希望再次踏上那片热土的渴求,竟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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