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年前有个法国女作家写了一本关于东方的小册子。我记忆一向不大好，隔了几年，连书名带作者一并忘了个干净，只记得那经外国人的眼看过去又从中国人手翻过来的古中国带着点地中海的咸味，象那些柔曼的水草般在心里纠葛，文化就是这样，隔了一层的东西，总给人雾里看花的遗憾。

作为一位地道的女性，我得承认，我们是一群比另一半更容易受外界引诱的生物。比如文学，我们比男性更容易掉进作者的圈套里，又比如艺术，我们往往不由自主的身陷其中而不能（或者是不想）自拨，我们对于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有一种令男性叹为观止的神秘的亲和力，我们唯一的缺点在于：我们从不想对我们陷进去的东西作一番梳理总结，信马由缰地让情绪在一切作品里横冲直撞之后，又让人极其惊奇的脱身而出，那情形颇有点象个花心的男子，一遇新欢，净身出户时连一点留恋的目光都省了，嫌麻烦。

这种议论难免会招来骂声，所以为安全起见，我想还是将上面那段话的“我们”改成“我”好了。无论如何，只发表个人的见解总是比较安全些，在新的一年的开头发这个议论倒不是完全的无根之水，由头还是有一个的，那些就是节间无聊，看了几天小王的小说的缘故。

跑了半天的野马，好象与开头无关，其实不然，之所以会突然想起地中海的水草，也是因为看了王先生的的小说所致。现代人写古代的事情，若用了西式的手法难免会让事情的本来面目变成一缕被水珠折射过的阳光，五光十色的细节被一一展现，光线本身的模样，倒没人记得清了。

王二的《红拂夜奔》或许就是这样的一缕阳光。

这篇小说被王先生作过二次，为什么会对这个题材如此感兴趣，我不是专家，也懒得去考证，第一篇是个短篇，书中有序云：“博览群书，竭十年心力方成此篇，所录三侠事，既备且凿。外子为营此篇，寝食俱废。”可见用心之勤，然阅后却有言过其实之慨，所谓十年心血，不过用了些古怪笔法，重述一遍传说罢了。虽用尽烟云手段，也不过新瓶装旧酒，看不出什么新意来。其场面倒颇有些时下的古武侠电视剧的派头，梳着大概几千年后还不会流行的新式古典头，穿着东披西挂的几块破布，讲着比现代人还先进的语言去演绎一部几千年前的旧事——还是变了形的！

但如果不气绥，接着往下翻，自有一幅新景象在面前！大约王二对此篇非常不满意，推倒重来，另作成一长篇，终当得起他那夫人的那篇短序。（行文至此，我有点怀疑出版商将序放错了地方。）

关于后来的那部长篇，我没什么好说的，只有二个字：天才。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懒人，比如现在我就懒得去重述所谓的内容，朋友们若感兴趣，自去取来一观，若不感兴趣，我复述了又如何呢？徒然浪费时间。

这部长篇王小波在他的杂文里有过简短的说明，说文章的主旨是宣扬生活的趣味，若没了趣味，该去学红拂夜奔，当然新生活总会变旧，若旧了后趣味丧失，还可以再如红拂，悬梁自尽，以死解脱——可惜没死成，又有谁真的死得成呢？红拂最终被她的女儿救走，放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做了一名德高望重的妓女，这是个很透彻的暗示，这种暗示，只属于王小波。

二

后面的话题可能会偏离王小波小说的本意，但也不一定，王的小说是一株茂密的葡萄，会从一株老根里长出无数根蔓条来，四面八方散得到处都是，上面结的葡萄也许是紫色的，也许是黑色的，也许是红色的，谁知道呢？反正不是绿色的。我常常会从这些小说里看出印象派的画作来，那些大块大块的浮动的颜色强烈的冲击着我的眼膜，当然，这种冲击是令人相当愉悦的。

在这个新年的雪夜，我燃起了一盆栗木烧成的木炭。玻璃窗外飞舞着密密麻麻的洁白的雪片（他们管这场雪叫五十年不遇），黑色的苍穹圆圆地罩着银白的大地，身旁的炉火发出微红的热乎乎的光，头顶奶黄的灯光懒懒地映下来，映在那本深蓝得近乎发黑的小说上，我随意的翻动那些如雪般的纸页，从纸张里顺手摘出些或红或紫的葡萄，我把它们叫自由。

还是回到红拂夜奔上来吧。

红拂并不是“夜奔”的始作俑者，比她更早名气更大的是那个叫卓文君的的寡妇。朋友老苏曾写过一篇《文君夜奔》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另一种面貌，我看那篇短文时特意放了一段《凤求凰》，觉得在悦耳的乐声与犀利的文字中只找到一片难以诉说的荒凉。这个可疑的爱情故事远没有红拂夜奔来得干脆明亮。当垆卖酒换来的结局却是万贯家财与《白头吟》的哀怨，随着封禅书的迫近，卓文君终于与王小波的红拂划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这是个很微妙的区别。以我的庸常的智力，绝对辩认不出这其中的关窍所在，所以我永远成不了王小波，只能看着他已经剥离好的碎片说三道四，不过这也没什么，在那些梦幻般的迷宫里穿梭后我可以吃到一些或红或黑的葡萄，而葡萄能补充我被生活消耗掉的某些精力，这也许可以让我得到一点暂时的满足。

如果仅仅只知道红拂夜奔的故事，我们很难找到这其中的差别，正如如果仅仅只知道文君夜奔我们也无法看到事物的另一面一样。不过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无论双方的动机如何都无法延伸出红拂故事背后更为深层的意味来，因为卓文君若自杀，最多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争风吃醋，而红拂的自杀，却有着不同于此的别的含义。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改掉我的懒习惯，稍稍交代一下，众所周知，红拂不过是杨素府里的一名歌妓，——关于这个名词，我有必要解释一下。歌妓不是娼妓，这个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性的交易（似乎总有人对这点感兴趣），而在于“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区别。正如王小波在书中所说，歌妓与娼妓的最大不同在于歌妓只有观赏性而没有实用性，其性质有点与名人字画相仿，主人们互相串门会拿出自己的收藏品来品鉴一番，当然也会拿出各自的歌妓来品鉴一番，这中间的不同就在于字画不会跑，而歌妓则不能自己挂到墙上去，动静有别，本质相同。这个比喻实在太过大胆，而且包含了很多不敬的念头，所以我将它改选了一下，变成：歌妓与娼妓的区别就象博物馆里陈列的古旧青花瓷与日常装菜用的菜盘子的区别，也就是“艺术品”与“实用品”的区别。当然这种区别也有“见佛见性”的看法，在某些人眼里不管是明代的青花瓷还是现代的流水作业，都是一种叫盘子的物件。关于这个说法，我也没有办法批驳，若苏东坡那个老头子在世，他也许会拿出他那佛性与屎性的理论来与人继续辩论。

扯远了，还是兜回来吧。红拂不过是杨素家里的一名歌妓，也就是说不论她是如何精美的一件“艺术品”，终归是没有自由的。一段没有自由的只供人观赏的生活自然只能是呆板而无趣。一日恰逢李靖来访，这位日后被称赞为巨眼识英雄的绝世美女，果然就做了一件惊人之事，当晚就收拾细软，直奔李靖而去。这个夜奔可比文君那个夜奔干脆得多，因为这时的李靖不过一无名之辈，为了拜访杨素，还颇费了些周折（这个情形与司马相如的正好倒过来，这就是有名与无名的区别），并且红拂此奔是有性命之忧的，因为她再精美也不过是名歌妓，比不得文君千金之体，就算当垆卖酒出尽她老爹的洋相，卓王孙也只有干瞪眼的份！比如很多年前，有个叫石崇的一瞪眼，那个同样是“艺术品”的绿珠也只能坠楼而亡，这点红拂与她，倒没什么不同。

幸运的是红拂成功了。她跟随李靖，从洛阳一直杀到长安，协助了那个叫李渊的人建立了一个令后人无限景仰的大唐帝国。李靖荣登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红拂也被封为一品夫人。这个故事就从一大堆普普通通的私奔故事里跳脱出来，成了一段口口相传的佳话。

这是非常传统的版本。所谓传统的版本，有点象我们常听的童话“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是个很空洞的理想。如果红拂夜奔的故事仅仅到此为止，那么这个故事就只能是一只熟烂的苹果，无论你怎么折腾都无法从中找出新的东西来，可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历经险阻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其实这也是个老掉牙的问题，我想之所以让童话戛然而止也是与人们日常的经历相关，或许这也是这类故事只能是童话的根源，童话所描述的终结点在于“结婚”，这是成人的标志，而“结婚”对于成人来说，却仅仅是开始。

三

人们常说：历史是由偶然构成的，如果没有杨府的那一瞥，红拂的故事就不会发生，如果没有李靖的丰功伟业，这个故事也就不会成为历史（这个历史是个宽泛的概念，包含了一切正史，野史以及笔记小说一切能让人记住的方式），历史若不存在，王小波就没法颠覆历史，王小波没法颠覆历史，我就没法说三道四，所以先哲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真是至理名言。

不过这镜子到底是平面的还是凹凸面的却因人而异。比如王小波的镜子就是凹凸面的，就象我们讲的哈哈镜，照出来的东西是变了形的。但变了形也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我们照哈哈镜时，眼睛可能会变成铃铛般大，鼻子也可能变成大葱样长，但眼睛不可能变成鼻子，鼻子也不可能变成嘴巴，这就是事物的本质，而历史也有本质，我们可以取一个名词叫“规律”，或者说“共性”。

之所以讲这段废话是因为王小波写的红拂夜奔是小说而不是论文，这点很重要。因为他书前有序云：“假如本书有怪诞的地方，则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历史阶段的本来面貌。”在这个讲述“历史本来面貌”的小说一开端，隋朝的洛阳城就是一个泥坑遍布，走路要靠踩高跷才不会溅上一身泥的城市，里面生活着一群可疑的百姓，他们用古老的工具过着现代的生活。李靖以一个洛阳城里的小流氓身份登场，一面做着收市场保护费的勾当，一面费尽心力的证明“费尔马定理”（注：不清楚这是个什么定理，大概跟那个哥德巴赫猜想差不多），在这里历史与现实混成一团，变成一堆似是而非的乱麻，若说这是历史，大概谁也不信。但这确实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因为在这团乱麻里，有着着明晰的脉络，那就是“历史的共性”。

这就是共性的魅力所在。正如我去照哈哈镜，不管里面的人变成一个什么样令人捧腹的怪物，镜子里总是个人，不会变成一只大象或是一头猪。而这个变了形的人却可以脱离自身面貌的桎梏，让他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王小波就是这样开始颠覆历史。其实说颠覆并不是指红拂夜奔的故事。这个故事如前所述，不这是一只无法翻新烂熟的苹果。王小波在他早期的短篇小集《唐人故事》里早已做过尝试，这种尝试在我看来是失败的。真正的颠覆是在红拂夜奔后。从旧的呆板无趣的生活中逃离出来后，红拂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答案是否定的。就象李靖一样，他毁掉了一个洛阳城，却建造了一个更为严密的长安城。在这个新建的长安城里，他把他在洛阳城里胡闹的一切漏洞全部堵死，缔造新城却是为了更好的加固旧城，这对缔造者来说，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这也是“历史的本来面目”，红拂的故事在这里开始显露出新机。李靖或许是某类的人的象征。这类人从他证明“费尔马定理”以及各种古怪的发明来看，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或者“社会精英”，这类人的悲哀在于他永远只能是“聪明的”，也就永远只能为“圣明”的“上面”服务，这事情说穿了并不好玩，所以李靖开始在他修建的长安城中睡觉，他也许丧失了年轻时的精力，只有用睡觉的方式来逃离，而红拂在这时指向另一个层面，她本为有趣而来。“时刻准备着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逃出去，就如植物的种随风飘飞，换个地方开始生长。”

谈到这里我们可以放下书稍稍思考一下，关于歌妓与娼妓的区别也许并不是一段废话。它将红拂的身份引向另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红拂晓并不完全是一个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女人，她是一个歌妓，也就是个“艺术品”，“艺术品”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观赏性”大于“实用性”，这与我们常问的“哲学到底有什么用”带有某种神秘的相通。另外歌妓是没有自由的，主人们养着她，不过是为了给客人们观赏，但也有随时被推进万人坑的危险，这种危险会不会发生取决于你听不听话，最重要的是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让红拂具有一种未被污染的纯真，正是这种纯真使她时刻想着从一个死气沉沉的生活里逃离出去。于是当她看到李靖时，就象一粒种子遇到一阵狂风，依附而去，只为了逃离。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红拂看成一种叫“思想”或者“天性”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而并不把她看成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说法，我们的老祖宗时常做着这类游戏，并且给这类游戏取了个名字叫“香草美人”。

你为什么要投奔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对话可能会让一切熟悉红拂夜奔的人吐血，但也许这才是事情的本来面貌，也就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在这个本来面貌里，红拂这个带着多重指向的女人夜奔李靖而去，鼓动李靖逃出了洛阳城，然后跟随着他东征西讨，最终摧毁了洛阳城。李靖又用他的聪明重建了一座新的长安城。他本来想建一座“风力长安”或“水力长安”（风水皆流动之物），但圣上不许可，李靖最后只好建了一座“人力长安”，这座“人力长安”比被毁掉的洛阳城更为无趣且更为死气沉沉，红拂想再次鼓动李靖逃跑，但李靖这时已经老了，不想动弹，只想睡觉或者是假装睡觉。红拂虽不满意也没办法，因为她也老了，再也无法做出夜奔的壮举。所以王小波最后只好让红拂自杀，在李靖死于“马上风”之后，红拂以“殉夫”的名义要求自杀，实质是将夜奔的行为做一次终极延展，她要实现的，是精神上的彻底逃离。

这其实是场王小波式的“自杀”，它的意义在于：红拂夜奔的故事终于逃出了它的狭谥的爱情的框架，变成了一场对自由无限追求的狂欢。正如王小波所言：我们生活在其中，总要有一些指望，“我们需要的不是逃出洛阳城或者证出费尔马定理，而是指望”，后面的一句我不说，因为我虽然已不年轻，但还没到衰老的阶段，所以我就此打住，保留一些“指望”吧。

本文已被编辑[褦襶子]于2008-3-10　19:59:15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