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大陆轰轰烈烈庆祝北京大学百年华诞，人们一片叫好。然而，我却不以为然，特别是解放后的北大，除马寅初校长是亮点外，简直一塌糊涂——

反击右派，北大不是杀声震天吗?

高举三面红旗，北大不是先锋吗?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煽阴风，点鬼火，让中国几乎亡国灭种，不是北大的“功劳”吗?

即使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作为五四发祥地的北大，其影响又何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专利，也属南京大学!

在一个偶然机会，我在互联网上读了北大钱理群名教授文章，才让我眼前一亮：臣服于1957年北大右派学生们的青春与热血——

振聋发聩的呐喊

那时，在毛泽东“引蛇出洞”下，北大学子中的精英以为弘扬五四精神的时刻到了。其中的《广场》“发刊词”便宣告：“中国将来到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文化。”“先辈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

钱理群教授认为，1957年的当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语言到思想，竟是那样相似。同样呼唤精神自由、创造力的发挥，与个性解放，呼唤社会民主与民族文化复兴，以及背后对民族、国家复兴的巨大期待，钱说：“当年‘广场’的勇士们自称为‘五四的后裔’，‘北大精神的传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一点也不夸大的。”

“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是产生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主观主义)的根源。”“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

他们疾呼：“我们有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在5月19日的大字报中，有人说：“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那一种心，我们答，由讲台上出现的、正在形成与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

一位学生说：“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危险”，因为权力集中者“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

这些右派学生认为，中国的巨大变化使人们“陶醉”，由“陶醉”进而产生“迷信”，以致形成对党、国家、领袖的“崇拜”与“宗教式信仰”，制造出种种“神话”，仿佛“党、国家、领袖具有天然的绝对正确性、真理性。”“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将来也就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性、真理性”是“唯一”的，“垄断”的，只要有“不同意见”，就一定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存在”的。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抽象的“党、国家”的绝对真理性、正确性，就变成了具体的上级领导，以致个人的绝对正确，于是，“神话”变成了“上级的一切指示都视为“圣经”。“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是可能反党!”“喜欢思考”或“不按照规定方式思考”的，就是“落后分子”，听说是“反对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地，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与自己”。右派学生刘绩生说，人们首先要争取的，就是精神自由、独立思考的权利，“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

伟大的人格与远见

这里摘录的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即使如此，窥一斑而知全豹，可见当年这些北大小青年右派们的伟大了!

一、这是至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媒体对体制弊端的最深层次的论述，也无人超过此水平。这是继五四之后又　一次“新文化运动”——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思想自由、精神解放的新一轮的“国民性改造”。若鲁迅在世，定为之欣慰。

二、他们的宣言、思想成果，本应由专业理论研究者、大知识分子、或民主人士去探索的，然而，他们大都作“理论上的沉默”；即使仍保持独立思考人格的，也限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这样，时代的错位让这些右派学生去“飞蛾扑火”，成为神坛上的“祭品”。这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悲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

三、他们当年曾被神州口诛笔伐的右派言论，不少已与邓小平理论吻合，被当今中国所实践。随岁月进程，将进一步证明其正确。

四、他们在巨大打击面前的热诚与坚定：

“‘五一九’和五四一样，将明显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后来的年青人。”他们甚至呼唤：“历史学家们，重视这些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

钱如平表示，“宁愿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给自己人的子弹打死，而不愿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他的“告别词”：“我们的母亲是人民，我们的兄弟是‘革命者’……一切事情为人民!真实地为人民!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冬来有衣穿，夏到有便服，饥饿在中华沃土上绝迹。”

刘奇弟最早提出肃反与胡风问题，他说，“我是在遵照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任何勉强的分析都将是教条和生硬的，因为情感是永远不能用事实和理论来代替的。”还说：“若不检讨，家庭要与我断绝关系，物理念不成了，朋友也不要我……这除了说明我错了以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可见“红色恐怖”的压力多大!

谭天荣：“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过去)我被无形的链子锁住了，今天我摆脱了这条链子；永远地摆脱了。这一来我就满足了。对于我，除了火与剑的搏斗，在生活中我并不要求什么……我今年才22岁，还没学会害怕；我今年才22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22岁，不曾有过疲劳。”他显然坚信时间与未来都属于自己。

历史的回声

钱理群教授最后说：“今天重读这些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写的文字，我无意在谭天荣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坚守和刘奇弟的‘正视现实’与返归平凡人间之间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我只相信这都是人所有的真实的选择。而且我怀疑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现实能否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关心，并且想要追寻他们后来的行踪。我要高声呼喊——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陈奉孝、钱如平、王书谣、岑超南、蒋兴仁、徐克学、张爱文、江文、龙英华、姚仁杰、庞卓恒、朱庆坼、杜家蓁……所有的‘右派’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这几十年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北大百年校庆时，你们回来了么?作为真正的北大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北大，以至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

北大百年校庆，没有他们的声音；他们究竟有无参加，也很难说；即使他们去了，说了，怎么又不见媒体的报道与推介呢?而且，这些当年北大可敬可爱的“右派”学生们，如今还在不在人世，有多少在世，亦很难说。即使他们还在，在漫长的坎坷与折磨之后还留下条命，如今，风烛残年，苟延残喘，又有谁了解其辉煌呢?

是他们给苦难的中国太多太多!是独特国情给他们太少太少!

中国几千年来，学校校长在极权压力时，总保护学生。唯独在解放之后的大陆，只要当局一声令下，校长们恨不得把异于主流的学子斩尽杀绝!而且，当年的右派学生们，该早平反了，为什么现在的北大校长，在吹吹打打的校庆中，不见一句提及当年精英呢?!

如果仅是北大右派学生的悲剧，倒也罢了；问题是，整肃讲真话的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来了，饿死几千万人的“三面红旗”来了，差点让我们亡国灭种的十年浩劫来了

本文已被编辑[褦襶子]于2008-3-10 8:16:18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