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色·戒》的上映让张爱玲又一次成了大众视线的聚焦点。网上骂声一片，众口一词地指责张爱玲美化汉奸形象，损害民族感情。这倒是实实在在地冤枉了张爱玲。她的写作原则是不涉及政治的，只愿意的写俗世男女的悲欢，写人性根处的苍凉。电影《色·戒》里易先生的讨好形象，实在是沾了梁朝伟的光，换做另外任何一个人来演也不会有如此的效果。然而，这吵闹倒又勾起了我的兴趣，重又翻出张爱玲仅有的几部长篇之一《十八春》来读了一遍。

《十八春》于1950年初在《亦报》连载，1951年发行单行本。1968年张爱玲对部分内容做了改动，更名为《半生缘》，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从名字上来说，我更喜欢“十八春”，平淡朴实中，透着回首前尘往事的感叹，里面有着感同身受的悲哀。“半生缘”，按亦舒的评价，“更有一种古典韵味”，中国人喜欢用“缘”字来解释一些无能为力的事情，在这里，“半生缘”表示着某种不能完成的宿命，符合张爱玲一贯的风格。

张爱玲自己固然是一再声明不涉及政治，然而《十八春》却是张氏仅有的几部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作品之一，也是少数几部比较有点亮色的作品之一。从这点来说，《十八春》可以算是张爱玲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部。

故事的总体，依然延续着张爱玲的一贯风格。作者仿佛站在高高的云端，冷冷地看着一对平凡的都市男女青年，在悲凉的世界里演绎着日常生活的“传奇”。对于人性的刻画，人的心理的透视和呈现，如曼璐的房间，鸿才的家，曼桢母亲对待曼桢姐妹的心理，依然透着张式的阴冷，甚至狠毒，看着让人觉得冷冷的心寒。但里面却不乏一些叫人温暖的地方。如写曼桢和世钧冬夜在许家楼上夜话，世钧扶着箱子盖，“坐在旁边，看他的衬衫领带和袜子一样一样地经过她的手”，多么普通平凡却温馨动人的甜蜜场景；曼桢应约到南京来玩时，和世钧坐在起坐间闲话，“起坐间里只有一火盆，上面搁着铁架子，煨着一瓦钵子荸荠”，世钧取出自己的旧绒线衫给她穿上，煮荸荠的清甜润泽的香味，漂浮在两个年青人对未来的甜蜜憧憬中。这些温馨的场景，应该是曼桢和世钧一世挥之不去的回忆吧。特别是结尾，曼桢与世钧再次重逢时，作者特别写到一个细节，世钧先到叔惠家，没几分钟听见有人叫“伯母”，接着看见曼桢站在门口，披着一身斜阳，“老虎条纹样的日光的影子晃晃悠悠的，晃得人睁不开眼睛”，仿佛是金身重现，叫人对曼桢生了多少同情的希望；而结尾处，虽然两人最终也只是感到“一些凄凉的满足”，但终就是与叔惠翠芝共同去了东北，碰见了慕瑾，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念想。

用一些评论家的话来说，张爱玲作品氛围像“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人物和故事都散发着行将死亡的气氛”，她“没有理想，并拒绝任何理想”，像《金锁记》，像《倾城之恋》，等等。相比之下，《十八春》真是令人少见的清爽。尤其是结尾处，借慕瑾的口说出想“远离政治竟是不可能的，你不找政治，政治就要来找你”，在张爱玲来说真是空前绝后。也许张爱玲的这点仅有亮色也是受了政治的影响，但我却觉得并不像有些人认为那样“有些矫情”，至少在当时的上海，当时的中国，去东北是很多年轻人可能的选择。即使不比较国民党与共[chan*]党的种种政治政策，以当时的社会局势，也是共[chan*]党更让老百姓觉得有希望些。

很可惜的是，张爱玲一边说着不涉及政治，一边却因为政治的原因，为了在台湾出版，将《十八春》里的那点仅有亮色全部抹去了。《半生缘》中，叔惠去了美国，而不再是延安，故事也仅到曼桢与世钧，叔惠与翠芝这两对阴差阳错的恋人见面就嘎然而止，恢复了张氏一贯的苍凉。尤其是对曼桢与世钧见面时的细节，改写成曼桢先到叔惠家，世钧来了，因为“厢房特别狭长，光线奇暗”，竟看不见有人，只听见曼桢轻快得异常的打招呼的声音。“‘轰’的一声，是几丈外另一个躯壳里的血潮澎湃”。这样的描写让人觉得几分诡异，仿佛又看到了曼桢经过这么多年的辛苦，继续走进了“一级一级的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亲手把自己重又封闭到苍凉的世界里，并拒绝再走出来。从终点回到起点，为了纯粹的苍凉而苍凉，这不能说不令人遗憾。从这点来说，我希望把《十八春》和《半生缘》看做两部互相独立的小说，至少，这真实的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思路的变化过程。

张爱玲一生不愿涉及政治，可政治却从来没有放过她。修改文章以适政治固然不用说了，与胡兰成的结婚也成了大多数人诟病她的理由。虽然她自己辩白说：“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但上海沦陷后，她虽然没有在文字上替日本人做宣传，却与日伪高级官员有来往，并与货真价实的文化汉奸结了婚。从政治立场来看，不能说她完全没有问题，至少她有点令人遗憾的暧昧不清。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样的信仰，在国家多难时是要明忠奸，分是非的。

解放后张爱玲在上海作了短暂停留。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她在这期间过着怎样的生活，但初解放的上海百废待兴，以张爱玲显赫的身世，不一般的名气，再加上《小艾》和《十八春》两部明显向共[chan*]党示好的作品，想来怎么样都会属于“应该争取的中间阶层”。但令人感到不解的事，她1952年到香港后，竟会有“从阴间回到阳间之感”。从那时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张爱玲作为三、四十年代声名最盛、影响最广的作家，在大陆文学史中竟仿佛消失了一般，人人避而不见，绝口不提。八十年代后才逐渐解禁，并于近年有越来越火之势。张爱玲的作品在台湾传播较早，虽然有胡兰成宣传的功劳，却也是国民党的政治需要，《秧歌》与《赤地之恋》被删改后作了反共的宣传教材。

这些现象，对张爱玲来说，颇具讽刺意味。她一方面竭力撇清自己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却又在作品中有意无意采用政治视角，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了政治的漩涡。

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文学要完全地脱离政治，那是极其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