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总会认识许许多的人，然而，忘不了的却是曾引导你，并使你终身受益的人。

——题记

热衷于文学的写作者，捉笔撰稿，绞尽脑汁，搜索枯肠，诚惶诚恐地做出一篇文章来；然后，将自己的[ch*]女作，忐忑不安地投寄于报刊、网络；最终，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发表出来……欣喜之余，首先要感谢的自然是编辑。正如初次演戏的演员，获得了成功，总是要感激导演一番的。

尽管编辑和导演都称之为文化界人士，同属于文化艺术这样一块不小的天地。但在我看来，整天静坐在写字桌旁，默默地伏案审稿、校稿，日夜辛勤耕耘、劳作，忙来忙去，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永远也比不上那些率领剧组成员，在风景区、大都市、影视基地……四处奔波，八方拍戏的影视导演那样权威、那样潇洒、那样风光。

我曾认识一位办报的编辑，他从事报业工作已经几十个寒暑，我应该称他为前辈才是。

这位编辑姓林，在我身处逆境，很不得志的日子里，他曾经与我有过一段难忘的师生情谊。

一

记得那是风云变幻的“文革”时期，一个令千百万中国大陆人胆颤心寒、刻骨铭心的动荡年代。

那一年，我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冶金建筑施工单位当工人。虽然，心里边总感到有些委曲，早知今日干力气活，何必当初去读大学，五年书白念了。尽管受到打击，也气馁过，但倒不觉得是件丢人的事。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力更生，理直气壮，沒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自己的人格和品德也并不会因此而降低。

然而，当时那种气氛，那种对待知识份子极不公正的中央政策和社会环境，实在让人憋气，让人受不了。

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新颖理论指导下，对待知识份子如同对待阶级敌人，衡量其反动性的大小往往与他拥有知识的多少成正比。学术权威知识最多，资格最老，年纪最大，当然最反动，毫无疑义地在被打倒、批斗之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运动中丢掉性命的也就不可避免了；普通的知识份子则被流放、关牛棚、遣返回原籍劳动改造，弄得个妻离子散；像我们这些才从大学校门出来的，只是刚好列入够格的等级，算是特别优待，处罚最轻，——到基层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老老实实当工人。

一天，我正在和工人师傅一起在钢厂工地干活，蹲在距地面六米高的大型煤气管道上操业，忽然听到下面有人在大声地喊：

“魏大学，你现在马上到总公司宣传部去开会，搞快一点！”

那年月，是知识份子落难的日子，没有多少做人的尊严。虽说政治地位尚在“地、富、反、坏、右”之上，但终究难逃““臭老九”的名份，作人处事矮人一等，几乎谁都可以向你发号施令，还美其名曰“做革命的螺丝钉”，人都当成螺丝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叫你往东你不敢往西。对此，“臭老九”们早已习惯了。

我从高空下来，浑身上下全是灰尘，劳保服也来不及换，连走带跑地赶往宣传部办公室。

满头大汗地赶到了，屋里早已坐满了人。正面并排坐着两个年纪比我大一截的人，一个是宣传部长，另一个我不认识。

部长正在讲话：“为了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牢牢占领无产阶级文化阵地，”——他张觜就是火药味极浓、革命性极强的套话，这就是当时的时尚，“我们革委会决定，创办一份《冶建报》。今天召集通讯员开会，商议办报的事。具体情况，让老林谈谈。”

这时我才明白，现在自己已经莫名其妙地成了通讯员。再仔细打量部长身旁的老林：三十六、七岁，瘦长身材，白净面皮，戴着一副当时极为罕见的金丝眼镜，言谈举止，文质彬彬，温文尔雅。若是穿上长衫，脖子上再挂下来一条长长的围巾，活脱脱一个“五四”时期的教书先生。

坐在我旁边的，也像是学生，他悄悄地告诉我，这位老林原来是《光明日报》的编辑，不知什么原因，竟然下放到我们这种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施工单位来了。听完介绍，再看看眼前的老林，忽然感到他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心底里不由涌出一股敬慕之情。《光明日报》可是全国性的大报，并非那些小报所能比的，而且读者大多是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份子，没有两刷子绝不可能坐在这样大报的编辑位子上！

大概是觉着老林这样一个堂堂的“高知”，和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低知”，两人的命运相差无几，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同样是背着一个“臭老九”的头衔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物伤其类，惺惺惜惺惺。于是，我与他的距离便不知不觉地缩小了许多。

二

《冶建报》创刊后，我工作之余（有时也允许占用工作时间），便在老林的指点下，做起兼职通讯员来。我本是学理工的，写应用文还有点基础；对于新闻写作一窍不通，实在没有一点功底；何况还要占用业余休息时间，打心里不大愿意。可现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待下来，容不得你东挑西拣。一提到政冶，知识份子的腿就发软，不想干也得干，谁敢违抗，只好老老实实地做将起来。

老林是新闻系科班出来的专业人才，又有长时间的编辑实践，辅导我们这些新闻报道的门外汉，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们也总觉得他有些大材小用，根本用不着为我们而花费过多的精力。他却不以为然，反倒是耽心我们新闻写作沒有基础，一下子掌握不了这方面的写作方法和要领。他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些新闻写作的书和资料，让办公室打印后发给我们（文革中除了“毛选”、“红宝书”、政治文件单行本，其他知识性读物根本见不到）。他自己编教材，认真准备讲稿，耐心细致地从最基本的知识讲起，比如：什么是消息，消息就像打电报，简明扼要，快捷及时；什么是通讯，通讯就如同写信，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让人知道你所说的事情；什么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就好比讲真人真事的故事，既不能虚构，又要写得能吸引人……他还常常结合我们写的文章进行讲评，指出哪个地方欠妥，哪一段要详写或略写，哪些句子欠通顺……以后还讲了如何修改文章以及怎样树立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

文革时期的文章，不大讲文学性、艺术性，强调的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了政治，“假、大、空”满天飞。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我也学着赶时髦，文章的开头总喜欢来它两句，无非是“东风浩荡红旗飘，革命形势无限好”；“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之类的俗套子。老林看了，眉头紧锁直摇头，沉思好一会，嘴唇动了动，欲说又止。最后，还是忍不住严肃地对我说：“我们搞新闻的，切忌说空话、套话，更不能讲假话。这种开头就是陈词滥调的写法，你以后不要再写了。”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现在是什么时候，竟然敢这样明目张胆地“放毒”，我真替他捏着一把汗。幸好，旁边没有外人，“反动话”也就随之就地消化了。

有一次组稿，赶上我们施工工地进行钢屋架整体安装，全体动员，各工种配合，最后吊装一次成功。作为喜讯，我写了一篇报道，文中有这样一句：“工人师傅们一鼓作气，把三十七、八吨重的钢屋架，稳稳当当地吊装在十几米高的墙体上……”老林指着这一句，诚恳地对我说：“写新闻报道除了要新，最重要的是真实性和准确性，半点也马虎不得。三十七、八吨，究竟是三十七吨还是三十八吨？十几米，太笼统，到底是多少米？不准确，就不能算是新闻。新闻必须用事实说活，一点也不能含糊其词。”

开始，我还觉得他太死板，不就是要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何必斤斤计较这些小地方，既费事又麻烦。但他那平和却又坚定的口吻，让我没有辩解的勇气，我知道他为我好。于是，只好重新跑回施工工地，累得一身汗，向起重师傅仔仔细细询问清楚，填上精确的数字，又跑回去向老林交差。他左手拿稿，右手将眼镜往上抬起，眯着眼仔仔细细地看了遍，微笑着用钢笔在卷首郑重地写下两个字：发稿。　

三

物换星移，世事在变。因为工作的调动，而且是举家搬迁，我要离开原单位了。

临走前，我特地买了一盒老林平时喜欢喝的龙井茶，上他家里去看他。

老林见了我，很是激动，尴尬地笑了笑，目光依然是那样的亲切。他早已知道我要走的消息，他显得有些慌乱。

“我给你泡杯茶。”他张罗着，忙着到处找茶叶。

“不用找了吧，就喝我带来的好了。”我回答着。

他照我的意思做了，泡了两杯，将一杯递到我手上，自己面前放一杯。

他招呼我坐下后，端起杯子啜了一口，眉毛往上一抬，露出满意的神色。

“好茶！鲁迅先生说过，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他稍稍停顿了一会，

“你要走了……”他欲言又止，看得出他有些惆怅。

“嗯，以后我会来看你的。”

“你的文笔有长进，不要荒废了，有时间记着还是要常写常练……”

“是的，我会抽时间写点小文章。”我一下子反而觉着有许多话都不用说了。

“你不要受周围风气的影响。现在是特殊时期，学校停课了，大学也不招生了，大家以为知识没有什么用处了。你一定不要那样想，更不要相信那些没有道理的话。趁着年轻，多学点，总是会有好处的。”

“那是，那是的。”看着他那殷切的目光，我心里头热呼呼的，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

四

不堪回首的岁月过去了。离开原单位已经几十多年，一直没有抽时间再去看老林，我很有些内疚，他对我的好，我却食言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提笔写点文章之类的什么的，总也忘不了他那殷切的目光；忘不了文革时，黑白不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知识无用”的那个时代，他教给了我许多新闻写作方面的知识，同时也教给了我踏实做人，认真做事的道理。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林仍然在干他的老本行吗？生活过得怎么样？我的脑海中常常浮现这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

一次街头偶遇，我见到了老林的老伴。向她问好后，顺便打听起老林的情况。

“他身体还好吧，最近在哪里发财？”话刚出口，我很后悔问得太俗气。

“他那种老实人，能发什么财！一天到晚只知道看书、看报，帮人家批改文章。什么事情都指望不上他，还指望他发财！”他老伴抱怨着说，“这几年退休了，身体倒还勉强，有家报社又请他当什么执行编辑去了。”

……　

老林仍在当编辑！我真替他高兴，也替那家报社高兴。像他这样的资深编辑，新闻战线上的老兵，现在很不容易找得到的。有他这样的编辑把关，报纸的文字、文章质量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

好多年没有见到老林了，他还好吗……

本文已被编辑[暖玉]于2008-3-3 10:41:51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