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那过去的时光，不敢忘怀，常常萦绕在梦里。尤其母亲离开我之后，更觉珍贵，所以我把她纪录下来，留给儿子、孙子们，让他们知道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孩子们是怎样过来的。

本来我下面有一个弟弟，那时，父母一心忙于工作，少于照料孩子，那个小我二十个月的弟弟夭折了。我下面最大的妹妹也要小我四岁。于是，在这个拥有七个姊妹的家庭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哥。

也许由于我比他们大得多，所以较早地体会到了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艰辛。外婆跟我们住在一起，由于她是封建小脚，所以很多事行动起来不方便，再加之文革后期，外婆又因为患脑溢血半身瘫痪，自然，能帮父母操持家务的就是我打主力了。后来我到县城念高中，先长起来的两个妹妹也过早地担起了家务。

记忆中那时我做得最多的活是上山打柴、做饭、担水、洗衣服和带妹妹。

做饭是我和外婆替换着做，担水却却基本上是我的。小镇缺水，最近的“水井坡”有两口井，天稍晴几天就绝了，只有到离家两里以外的“水井湾”去挑。清早起来，先担两挑水，回来时，外婆就已经把柴火生好了，我放下扁担就去给弟妹们穿衣服，等穿好她们的衣服，早饭就差不多了。我最早担水的时候可能就十岁吧，只能担半挑水，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可以挑满挑水了。担水很讲技巧，由于路远，不会挑，一担水到家就会荡掉一半——主要是脚步要与扁担上下颤动的频率协调，而且换肩的时候，要掌握好三要素，就是平稳、自然、轻快。只在担水的节奏的运动中，我幼小的心灵才第一次体会到了男子汉劳动的惬意。

十口之家的饭其实很简单，一般就是一干一汤。为了让一家人能吃好一点，我曾经发明了一种叫“七香椒”的小菜，就是七种佐料以地灰里烧的生辣椒为主料制作的一道土家菜。直到有一天，妈妈让我再做一次“七香椒”时，我才有一种创造被大人承认的欣慰。

炒菜的级别数父亲最高。他做菜的时候我最怕给他烧火，火小了，他就要骂人，后来我才知道，火功，才是炒菜师傅的法宝。而我的刀功，在全家却是最行的，超过了我妈，因此每年年三十的菜，凡是以什么丝的形式如土豆丝、萝卜丝上桌的菜都是我的杰作。

十口之家，洗衣服几乎天天都有。小镇，两边是高山，中间一条夹皮沟，一到严冬，北风呼啦拉吹，一出门感觉耳朵都要掉了。清早，我用一个土家小背篓，背了小妹妹当晚的尿布，到水井湾去洗。尿布是不能到水井旁边洗的，何况早上，挑水的大人一串一串地来。我在田角找了个地方，由于冰太厚，只好用捶衣棒把坚冰砸个窟窿，然后把尿布一股脑放下去，由于有粪便，又臭又难看，我的办法就是把头扭到一边，一只手抓住尿布的一角，使劲地在水里摇动，同时另一只手在尿布上猛刷，然后再砸开一个洞，胡乱地清理一次，算是结束了整个的洗尿布活儿。由于洗得马虎，回来晾晒的时候，往往在尿布上还有黄色的残留物。

每年春节，母亲为了让我大年初一、二能跟伙伴们放松地玩，一般在腊月二十九、三十两天洗完家中所有的衣服。妈妈在家里刷衣服，我就负责把衣服背到几里外的白岩脚的山洞里去洗。那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一天可以洗三大背篓。到白岩脚的路不算太长，却一路是在山野小路上走，个子还没长起来的我，脚踏着雪响，心里还有点畏惧，尤其那洞口，上面是一望无际高耸入云的白崖，周围是茂密的灌木丛，一泓清清的泉水，在孩子心中，那不是自然美，而是一种大自然的恐惧，即便在洗衣服的过程中，头上突然掉下一片树叶，在这没有人迹的地方，我也会吓一跳。

印象中，最轻松的家务莫过于不做饭不洗衣服不洗碗，带上妹妹去屋外玩。这是外婆经常照顾我的。那样，我可以用小背篓背上妹妹，一边走一边看书，那时，家庭以外的世界在孩子心中是最精彩的，一种不被囚禁的感觉。

记得有一回小伙伴们在门外等我去玩，可家务还没做完，我一下子急哭了，外婆过来劝我说，“莫心焦呵，以后几个妹妹长大了每人给你扎双鞋你都穿不完呢！”

我的童年，是在无尽无止的家务劳作中度过，我在外婆和母亲的教导下学会了做家务的十八般功夫，甚至包括简单的针线活，直到我上大学，同班同学缝被子，几个寝室的，都是由我做。

儿时，好几次听人在母亲面前说同样的话，“淑惠（母亲的名字），你家是养了一个假姑娘吧！”——这就是我的童年，一个变了性的别扭的苦涩的童年。

其实，我的苦涩童年，并不是当时孩子的感受，只在今天的字里行间而已，因为那种辛酸里头，有一种与我的亲人们共渡人生的幸福！

本文已被编辑[悲秋道人]于2008-3-2 15:19:0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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