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语言是人类表达最准确的语言。同样学语言，学汉语都要比学其他民族的语言多学两年。因此中国人很善说。其中语言改变历史典范当属战国时期的苏秦、张仪。二人师从鬼谷子，学习游说。苏秦说服六国合纵抗秦，张仪就说破六国联合，瓦解六国联盟。助秦王统一天下。后来就有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的古语传世。几千年的封建文人大多都是凭嘴谋取功名的。把科学技术研究视为奇技淫巧，予以歧视。中国的教育从产生那天起，就重视说写，轻视动手操作。学堂里要书声朗朗，学生玩弄点新鲜东西，都要被斥责为不务正业。清末，西方教育传入中国。国人才知道除了四书、五经外还有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好多学问。　

虽然实验科学传入中国，国人也认识到实验科学的作用。但是传统的观念始终制约着中国的教育。许多中国农村的中学，能够进行实验操作，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农村学校的实验设备还是用来应付检查的。今天实验用了，明天就没有了。有的甚至连应付门面的都没有。实验课都是用嘴来讲。城市里的中学基本都具备了实验室。可是使用率不是很高中。一般一个学校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各一个。其他实验就基本谈不上了。有的学校还会弄个语音室来妆点门面。笔者所在的学校，三千来人，48个教学班，只有一个语音室，而且从来没有用过。只是在招生与上面检查时，用来展览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各一个。按每个班一周一节实验课算，都上不过来。现在是每周五天工作日，每天九节课，五天也就是45节。加上高中实验毕业考试须要，高一与初中只能象征性地做几个实验。多数实验都只能由教师在教室里做演示实验。　

传统的观念，落后的教育设施。使我们的大学生只有进入高校后，才能接触点实验操作。至于象天文、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专业，即使在大学也只能闭门造车。想到大自然中考察，对于多数人来讲只能是老梦想。大学里科研经费很紧张。而且由于官本位的管理体制，许多院校，甚至包括专业科研机构，可怜的考察经费，都被大量挪用。领导们借着考察的名义，到处游山玩水，出国考察（旅游）。至于真正的科学考察，只能象征性地搞几次，还要一把领导带队，二把三把四把五把领导加强领导。行程是领导根据好恶来定，不是根据科学考察的须要来定。这种现象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拭看全国哪个单位的一把手领导没有出国考察过？国家哪来的那些考察项目？也从来没有拨付什么考察经费。本市的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定期公开地安排校长们出国考察。当然费用得学校自己来出。甚至上面带队人员的费用也得由校长们提供。因为上面给了校长们出国游玩的名正言顺的机会，校长们自然要出点血。这些费用，都是由各校的小金库支付的。　

现在所有校长们的夜生活，都是公费的。不过肯定会有个理由，诸如研究工作之类。连新党员入党宣誓，都得全体党员，至少是相关领导选个山庄宾馆群聚喝个云山雾罩，当然遮人耳目的宣誓仪式也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费用，那点党费哪里够用。大部分费用要学校来出。原本属于学校全体的资金，即没有用在教学设施的改善上，也没有用来资助贫困学生。却由“组织”名正言顺地消费了。学生实验想买点标本，只能象征性地比划一下。由教师来作个演示实验。说句真实而不中听的话，每年用来实验的鱼还不足领导们吃下去的鱼的百分之一。教师申请实验用品常常被批评为不体谅学校的难处。多少次“组织”活动，都把笔者之流的几名“组织”外人士留校陪着成百上千的学生，百分八十以上的“组织”成员游玩一天，晚上喝得醉醺醺趾高气扬归来。按当时的组织人员计算，他们十个人一桌，吃掉一条鱼（还不算其他酒菜），（按时下的演示实验标准）就足够全校学生两年的实验标本了。中学如此，大学更甚。笔者的一个同学在东北某名牌大学放着教授不当，到一个校办大酒店当经理。每天就是负责招待各级官员。至于他个人也从一个出校门都难的穷教书匠，成为一个可以随时出国度假的“商人”。全国高校负债最保守的数字也在两千亿以上。据两会（人大、政协）数据，全国高校负债达2800亿以（银行贷款）。高校每年的费用多少，没有固定标准，都是各校自己说了算。如此庞大的开支，却很少用在科学实验上。　

2007年8月9日晚上7时许。由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地理系教授贺宝根领衔的上海师范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长江口崇明东滩高[chao]盐沼水——沉积物——植物界面泥沙输移机制研究》课题组，正在东滩外潮间带考察。当时恰逢涨潮，水势迅速淹到了靠泊在潮沟里的考察船的船舷。课题组志愿成员、上师大二年级学生小徐被潮水阻隔，来不及回到船上。贺宝根发现险情，当即返身下船，泅游到小徐身边，带着小徐一起往考察船游。小徐被其他考察队员拉回船上了，而贺宝根却被突然袭来的大浪吞没了。10日凌晨4时，搜救人员在东滩养牛场外潮沟处发现了贺宝根的遗体。　

作为教师贺教授的救人行为让人崇敬，作为科学家贺教授遭遇让人慨叹，作为自然科学考察的领导者贺教授的悲剧让人思考。国外的自然科学家，不是常年在实验室里就是在野外实地考察。然后把实验结果公诸于众。而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大部分时间是闭门造车。尤其一些与大自然密切相关的项目，都只能在国外现成的成果里倘佯。据知情人士透露，我国大专院校相当部分的科研成果都是国内外已有成果的拼凑加上点分析。这些伪科研成果占用大量的科研经费。因为当事人知道这种项目，无法正常申请到费，就挖门盗洞走关系，大量的科研经费都被从中“转化”。一些正常的与急需的科研项目却很难正常申请到经费。作为地理学教授，贺教授的悲剧是中国教育的悲剧，是中国教育理念的悲剧，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悲剧。　

看到我们许多豪华的大学建筑，与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让我想起从前看到一则史料。日本战败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还在宣传，准备恢复战争创伤。而日本的学校已经在瓦砾堆上开始上课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一排排低矮的砖房里，却有着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看看我们有些地方政府的办公大楼比美国白宫还要富丽堂皇。可是办公效率却令世人感叹。看看我们的大学，校舍建筑规模宏大，却舍不得往科研上投入经费。因为富丽堂皇的建筑，一说就能让世人（相当一大部分素质较低的国人）明白成就，而那些科学研究成果，无论怎么样地说，都很难让大多数世人明白的。何况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有几个能够把科研成果说明白！归根结底国人传统上就急功近利注重表象，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在时下的中国谁要是只知道默默地工作，那你的结局可就悲惨了。陈景润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人可能要说陈景润离我们太远了。不用说陈景润的精神离我们并不远，就算是陈景润离我们远了，也是陈景润在世人的心里离我们远了。据说陈景润到了美国，看到先进的实验设备，只知道一门心思钻研数学的他有些“乐不思蜀”，可是他不知道掩饰，马上就有一顶顶的大帽子扣在他头上。多么悲哀呀，我们提供给陈景润的只能是那几平方米的黑暗的小屋与几袋子验草纸。　

什么时候也能让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用心去钻研科学，不必被世俗所打扰；什么时候我们的科学考察能不受行政束缚，给科学家一个认识大自然的机会。不再让地理学教授不知潮汐规律的悲剧重演；什么时候科学研究的骏马，能挣脱握在世俗手里的缰绳，在大自然中自由驰骋。这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事，是整个中国教育的事。陶行之先生早在80多年前，就认识到国人的这个弊端，首倡手脑并用。提倡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中国的学子，在国际考试比赛上常常夺冠。可是一动手操作，我们都总是落在西方学子的后面。师范物理系的毕业生，出了实验室连正常的民用220v的民用电，都不敢带电操作。只靠一张嘴的教育时代应结束了。中国的教育也不是经费问题，虽然中国的教育经费支出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可是如果我们的教育管理水平上去，至少城市里的教育应该能够做到具有较完备的实验设施。转变观念是最为重要的，教育应该说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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