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节都回老家跟父母一起过年，我喜欢大年三十全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的那种气氛，大家有说有笑，不在乎谁干了多少活，那怕你笨手笨脚的，只要你参与其中，就其乐融融。母亲是家里的绝对权威，她可以随时调换你手中的活儿，即使你喜欢压面皮，她也许会立即派遣你去厨房里烧火，这样的分工不考虑谁技能的高低，也无须统筹兼顾，全凭母亲个人的喜好。

一边是忙忙碌碌，一边是谈笑风生。这时候，母亲就不知不觉地讲起了我们小时侯淘气的故事，谁干活时如何偷懒，谁瞅着大人不在家偷吃东西，甚至谁到了几岁还尿床都说得不遮不掩，全家人听后都笑得前仰后合。有的故事虽听了好多遍了，母亲每次讲起来都是那样认真。我们小时侯那些淘气的细节肯定把母亲气得够呛，可今天，母亲显然没有了当年责怪的眼神，儿时眼中母亲的严厉没有了，多了些许的慈祥和期盼。

于是，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我们家的老屋。

十几岁离开父母时住的那座老屋，已经拆了许多年了，父母现在住的房子是在那座老屋北边不远的地方新盖的。每次回家，我都去老屋的旧址看上半天，原来的模样已面目全非了。可是，老屋却一直深深地印在心里，连同院子里那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梧桐树下那架简陋的鸡窝，还有堂屋门通向大门的那条蜿蜒的石板路，窗前的石磨，以及石磨前的锅台。甚至，连秋天里雨点拍打梧桐叶子那“啪啪”的声响，站在凳子上才能拣到的鸡窝里带有余温的鸡蛋，所有的一切，至今声声入耳、历历在目。

老屋，有我童年所有的梦想和欢乐。

我五六岁的时候，清晰地记得老屋的屋檐下有一排大字，幼小的心灵里有一种模糊的好奇感，不知道那些字念什么，总纳闷别人的屋檐底下怎么没有字呢？到了六七岁，母亲说这些字是我生人的那天早上贴的，那天正好来了一场运动，村里来了好多人来开会，热闹非凡。后来才知道，我家的老屋原来是大队部，那次开会以后，大队部搬走了，因为大队部和爷爷的房子是一前一后，所以爷爷就把房子给买下了。再后来，爷爷和父亲分家时，把那三间屋分给了父亲，就是后来我们的老屋。等我渐渐长大了，知道那次运动就是文革（我的生日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母亲说我生人时哭声很大，连批斗会的口号声都没听见

老屋里的家具屈指可数，一个衣柜两个板凳三张床是我们全部的家当。吃饭大多是围在石磨上，因为锅台紧挨着石磨，盛饭也方便。每天的饮食基本上是瓜干煎饼，父亲总是在煎饼里卷一棵葱，当时感觉父亲吃得特香。母亲舍不得吃煎饼，大多是吃地瓜，偶尔用煎饼卷上刚煮好的地瓜。我当时曾想，地瓜这么难吃，卷在煎饼里不是更难吃吗？母亲说煎饼卷上热地瓜，吃起来好咬。母亲还说，自从我生人家里就不再挨饿了，我当时有点疑惑，不知道为什么挨饿，更不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只觉得地瓜是个特别难吃的东西。

日子过得那样艰辛，我却没觉得怎么苦。父亲经常给我讲笑话，还给我加工一些小玩具，给我童年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大约我四五岁的时候，父亲给我做了一辆小推车，我推着弟弟在院子里到处跑。父母亲白天出去干活，我就在家里照看弟弟，父亲还在老屋门前画了两道记号，吩咐我太阳照到第一个记号给弟弟喝水，太阳照到第二个记号开始喂鸡。父母亲收工回家，总要检查一边工作，诸如给弟弟喝了多少水？给鸡喂了几把糠？我都一一回答，做得好了，免不了受一番表扬。

老屋的大门前是一条长长的南北巷子，门南旁有一个礅窝子（石头做的一种加工粮食的器具），礅窝子是我常常爬上去玩耍的地方，也许这个礅窝子是我走出老屋见到的第一件庞然大物，至今还记得它的模样，那是用一块不很方正的石头做成的，高约一米，紫红的颜色。就是这样一个一米高的“宏伟”设施，我当时能够爬上去，都深感自豪。记得小时侯玩捉迷藏时，我藏在礅窝子后边，经常叫伙伴们半天找不到。

老屋西边有一片槐树林，其中有一棵大槐树长得歪歪斜斜。我和幼时的一个叫王六的伙伴常爬这棵大槐树，夏天里，戴上自己编织的柳条帽在树上乘凉，连大人们都羡慕得要命。按辈份我称呼王六叔，王六大我一岁，他好像什么都比我懂得的多。谁家的屋山头上晚上住麻雀，谁家菜地里种了甜瓜，货郎又添了什么新玩意，他都了如指掌。凭他当时的机灵，充当我们小伙伴的孩子王就不足为奇了。有一天，我们两个在藕汪里洗澡，还没等我洗完，他就急匆匆上岸把我的衣服拿跑了，他是故意叫我难堪，没办法，我只好等天黑以后光着屁股遛回家。第二天见了面，他像是没事似的，照样爬树，摸鸟，我也不跟他计较。

童年一切的印记都是刻骨铭心的，包括老屋那黑漆漆的屋顶（我们叫屋耙），还有屋顶上黑呼呼的蜘蛛网。不光老屋的屋顶是黑色的，连土墙也是黑色的，还有用高粱结杆编的篱笆帐子也是黑色的。母亲说，屋顶上的蜘蛛网是不能清扫的，这样日子才过得厚实。我终于明白那些脏兮兮的蜘蛛网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原因了。

每个人在童年时代或多或少都有攒钱的习惯，可能是一个人独立意识的最早体现。我那时候把大人平时给的硬币，一分一分地攒起来，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等货郎来的时候，买点小玩意，大多是买糖块吃，或者打彩，幸运好的时候，兴许打准一个诸如泥人一类的玩具。这便是我最早的理财方式和消费观念。我一开始是把自己积攒的几个硬币偷偷地藏在铺底下，后来被弟弟们发现了，又转移到其他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感觉还不安全，就又在老屋门后的墙上挖了一个小洞，这个小洞一直用了大约三四年，最多的时候也就是藏了几毛钱。再长大几岁就明白了，那个藏钱洞其实并不安全，白天门开着的时候不容易被人发现，到了晚上关上门以后，藏钱洞就暴露得一览无余，可想当年父母是知道那个藏钱洞的。

院子里的石磨上，每到大年三十都要贴一张春联，上写着“日磨千石”四个字。有一年，父亲贴上春联以后，我便脱口而出“日磨千石（shi）”，父亲指着“石”字笑着纠正，说这个字不能念石（shi）了，应该念石（dan），我狡辩说这明明是石头的石吗？大人们哄堂而笑。

和我同岁的堂兄猫哥，有个外号叫“屁王”，他给我印象很深，原因是他能随时随地放出屁来。许多人不相信他有这个本事，就当场叫他表演。他表演的时候，还有一套顺口溜，那顺口溜的大意是：

我给司令敬个礼，

突然放了一个屁。

司令听我放了屁，

立刻转脸生了气。

放屁为啥不请示，

屁到腚眼来不及。

顺口溜里有两个放屁的动作，他都能准确及时地放出来。许多年过去了，还记得他放屁时腚一翘那诙谐的造型。

家门前的巷子很长很窄，记得小姑出嫁时，那辆马车把巷子的宽度给占满了。巷子南头是一个大汪，汪的北岸有一座石桥，我们把石桥称作小桥子。小桥子是我童年时代走得最远的地方，现在想想也不过一百多米的样子。有一次我去小桥子玩耍回来，母亲问去哪里了，我说去了小桥子，母亲很惊讶，说你敢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怕别人领跑了？当时有些害怕，有好长时间没去小桥子玩。有一天王六、张大牙还有屁王喊我去小桥子，我说不敢去，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怕被别人领跑了，他们一起笑我。我从他们那几乎是嘲笑的脸上，判断去小桥子是不会被人领跑的，于是又经常去小桥子了。

我的伙伴中，王六长大以后去了越南前线，后来转业去了县发电厂，前几年发电厂破产了，他就去了南方一个城市卖青菜。今年大年初一，我正好和猫哥屁王一起喝酒，猫哥如今当了建筑队的队长。酒过三旬想借着酒力问问当年的屁是如何放出的？可半天也没好意思问，毕竟我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有些话难以启齿。

如今，母亲的头发几乎全白了，父亲的腰也弯了许多，她们依然坚持劳动。父亲说种地能活动身板，母亲说种地吃粮食方便。父母都六十多岁了，还是那样一如既往地操劳，我心里时常有说不出的滋味。现在我常去外地谋生，无论走多远的路，母亲还是像我小时侯去了小桥子那样担心，一直等我去电话报了平安才放下心来。

老屋、巷子、槐树林、还有小桥子，点缀了我童年生活的全景。巷子里所有的人，叫我梦魂萦绕。那里的一草一木，有我抒发不尽的情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