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官显贵与那些依赖民脂民膏生存的公务员来讲（中国是世界上人均公共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时下的这场涨价风波，不过是他们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话题罢了。可是对于全国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来讲，那就是生活水平的下降。搞市场经济是有风险的，当初就有经济学家提醒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幅度不易过大。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是有数的，有这些积蓄打底，社会就会稳定。可是出于房地产业的暴利，那些直接能够从该产业中获利的阶层以他们特殊的地位，终于“促进”了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存款数额增长迅速，老百姓有能力承担房屋商品化。当时就有相关调查显示，中国的存款额是很大，可是储蓄额不均衡。储蓄总额中的绝大部分，是属于一少部分人的。贫富分化问题，在我国正在日益恶化。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水准。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到了2005年逼近0·47，截止目前仍有持续增长趋势。现阶段我国社会中出现的两级分化，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值得高度警惕。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2005年调查数据显示，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按照调查样本户金融资产由低到高五等分排序，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比例分别为64·4%和88·1%，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3%和0·3%。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最大为“１”，最小等于“０”。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１００％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０～１之间。　

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０．２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０．２～０．３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０．３～０．４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０．４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０．４～０．６为“差距偏大”，０．６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共识。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达到了0·46。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1%。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较低。近些年来，这一指数迅速上升。1978、1990、1999年三年，我国城镇居民内部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6、0·23和0·3；农村居民内部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12、0·31和0·336，全国城乡整体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80年为0·33，1990年为0·34，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2000年达到0·417，2001年达0·45，如果考虑到农村收入与城市收入的不可比性，以及对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的严重统计偏差，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据财政部综合司介绍，如果考虑这些因素，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85，并且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　

在我国目前的形势下，真正的合法的高收入还是有限的，相当大部分的不合法收入，是无法纳入统计范畴的。2005年的基尼系数0·467都已经是很保守的数字了。去年一年的变化更是无法估计。如今没有相关报道，不能主观臆断。但据有关媒体报道，全国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的家庭，基本都被购房、孩子上学、看病掏空了。很多家庭在孩子上了大学后，只能支付头一年的学费，此后不得不靠孩子自己假期打工挣学费。勤工俭学我是赞同的，可以增强孩子与社会的融合力。可是绝大多数的孩子大学毕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或者没有较高的足以赡养父母的工资收入。绝大多数的城市老人，在孩子上大学后，便“一贫如洗”，仅剩下维持基本生活的能力。至于有个大病，那就只有等死。他们将在凄苦中度过自己的晚年，熬不到孩子能够挣足赡养他们钱的那一天。对于这些人，生活用品的任何小的价格波动都会使他们的生活产生动荡。而我们的地方官们“高瞻远瞩”，很少有能体会民生艰辛的。　

就拿笔者生活的城市来说吧，前一段时间本城北山公园搞庙会，相关部门疏于管理，在山路上行人摩肩接踵的情况下，允许在山上卖水果的农用机动三轮车下山，结果刹车失灵，赞成几十年人丧人。地方政府，一方面掩盖管理漏洞，压低暴光死亡人数。一方面“亡羊补牢”，限制农用车进城，这样一来农民无法把自己的产品，粮食与蔬菜直接送到城里来销售。二道贩子利用这个机会，下乡收购，一方面拼命压低收购价格，一方面在城内市场哄抬物价。粮、油、米、菜等生活必须品，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幅度增长。前一阵，猪肉价格上涨百分二百左右。居民们大不了吃点蔬菜，不吃肉到头了。可是如今煤气、米面、油、盐、酱、醋、蔬菜都跟着涨了起来。前一阵涨那点公资，基本被抵消，百分七八十因为财政问题，没有涨上工资的，生活水平就等于下降。我的一个朋友，在区一级法院，因为区财政没有钱，所涨的工资只给兑现一部分。据他讲他们区公、检、法还不错，其他部门连部分都没有给兑现。现在一有涨工资精神，几个区就合起来抵制。至于企业是看效益涨工资，除了一些领导干部能够跟上精神涨工资外，普通工人就只有等效益好的时候再享受“涨工资”了。因此在这次涨价风波中，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平出现明显下降。农民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的涨价额度都被二道贩子占据了。　

我了解了一下，本省的其他几个城市，虽然那几个城市没有出现我市的“庙会事件”，可是农民销售自己的产品时，已经开始有人眼红了。首先交通管理，上路查车，不用说农用车就是城市里的车要想找到毛病都是很容易的，自然要因此被罚款了。市场收费随之增高，是物价上涨的又一个因素。本省税收上是全国的楷模，本省人均收入，仅排在西藏、青海之上，位居全国倒数第三名（有时倒数第四名），可是税收却名列全国前茅。造成这种局面的干部还屡屡得以升迁，以至于后来者频频效仿。早市上，一农村老太太，用一小篮子卖二三十个鸡蛋，都得交三元钱，不交就把老太太的鸡蛋筐一脚踢翻，鸡蛋全都破碎了。老人家坐在地上都发不出声音了。这样现象，虽然不是很多。那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小商小贩惹不起收费的（大多是各级政府部门雇来的本地地痞无赖，有时市场的收费还被承包，收多少都是承包收费的说了算），只好要多少给多少。就说本市的庙会事件，完全是管理失误造成的。庙会期间，市区的有些路段都禁行，怎么会容农用机动三轮车在山上，更不该允许这种车在人山人海中行驶。它跟事后农民进城销售产品有什么必然联系。农用车不合格，就检查到合格为止。完全可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限时限路线通行。历史证明，阻断人最基本的生活途径是最危险的。据说南方很多城市，小商小贩这些靠辛苦谋生的方式，都是象征性地收点费用或者不收。本市一乡里，因为得罪地霸，携妻子南下到南京，摆地摊，住马路，十来年，竟然也买下房子安下家了。当今中国，劳动的农民还是最苦的，他们进城（凭自产证）卖点自产商品，应该是国家扶植的。不是说城市反哺乡村了吗？这点举动都没有，哺什么？　

今晨晨练，途经早市。见一处长队，近前一看是卖豆腐脑的。笔者站在那看了好一会，问排队的：“这豆腐脑儿，有什么特别的吗？”答曰：“没有，只是没有涨价，比其他的便宜一毛钱。还没有其他几份好吃呢。”一毛钱，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等一些发达市，不用一毛钱，就是一圆钱都没有人弯腰去拣了。可是笔者的家乡却因为一毛钱排起了长队。原本早市的小吃，都是座无虚席。可是涨价后，都寥寥无几了。很多人听说城西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市场菜便宜，纷纷骑一个半小时的车，到城西去买菜。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农产品价格的确过低，长期地压抑农产品价格也是不公平的。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应该把所有商品都拿到市场上来，不管是工业产品，还是农业产品。不能厚此薄彼。但粮食蔬菜又是生活必须品，根据中国的国情，政府应该在居民区设置粮食专卖店，在粮价上涨幅度大时，国家拿出库存粮食来平抑粮价（但这种粮食得凭证按月购买，防止多买，倒卖）。至于农民，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扶植。必要时可以由国家来对粮食进行补贴。国家用补贴价格在秋天收购稻子、麦子等半成品，这样可以防止有人采取不正当手段从国有粮食储备当中倒卖谋利。这样在正常的年份，就可以由市场供应粮食，国有粮食专卖店，也可以以市场价售粮。一但粮食市场价格失控，就启动国家粮食紧急销售程序。国有粮食专卖，要连网。而且每次只能凭粮食户口购一个月的全家口粮。销售当时，要把该户的购买日期，粮食种类，数量，金额，户主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收入电脑，回传至政府粮食专卖中心，与公安局的户籍核对。防止有人套购粮食谋利。立法，对在国家粮食紧急专卖过程中，套购国家粮食谋利的，要予以严厉打击。除没收全部财产外，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虽知位卑言轻，难达天听。可位卑未敢忘忧国。希望广大网民们，发挥网络的舆论作用，在敦促政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发挥点积极作用。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文中数据来自中国青年报，瞭望周刊，中国新闻网，中国工商时报，南方诸都市报，等媒体的相关报道。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