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一直属于伦理型社会，而不是经济型社会；但是中国作为3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工业化给中国带来繁荣的同时，劳动力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紧张，特别是年关一过，沿海企业来内地的成都招工，普遍反映出：“工资不高成本高，民工不愿出川”，“沿海不少企业半停工状态”，劳动力缺乏？果真？如此？我不相信。

民工出川相对于在本地的成本偏高，而且经历了年前的回家难，滞留于外地的恐慌还有记忆，他们出川所挣的薪水也多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反正也就是打工的工资，哪里打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什么农民们不愿呆在家里搞农业？因为守在农村，根本挣不了钱，现实生活可不象报纸或报告上说得那么天花乱坠的，什么增长、什么增加的。

我们一提起民工，谁的脑袋瓜里都会立即出现：一手提着大包，一边肩上还扛着一个大编织袋，沉重地奔波于都市，走到哪里都是一出特别的风景。现在的城里人似乎也接受了他们，看多了这种风景，但是这种卑微的身影不断地流动着、展转着，整个中国看起来都在流动，并在这种流动中似乎就显示出了活力来。问题是，这种流动本身就有其特殊的原因，那是他们总想找一处安身立命的地方，而哪里都不是，最后在疲于奔命折腾到年尾仍然回去老家。我们也看到一些人在城里混得好了，混到了房子与车子，那不过是一种标志性的榜样和目标，绝大多数的人仍然靠着一份薪水养全家老小，稍一遇上有点病痛，就仍然会入不敷出，仍然一贫如洗，于是，就又不得不疲于奔命地出来在这种甚嚣尘上的周遭现实谋得一份工作。

我们以往的文章中，只要一提到人力资源这一块，马上就会想到高中级人才，其实，我们的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所谓从土地上跑出来的那些农民工们。在以往的数据显示，中国有八亿农民，现在你还会这样说吗？那现在又是多少呢？谁也不知道，因为，这些农民们早从土地上出来，由农民变成了民工，而这种身份仍然也很特殊，他们一方面听到城乡一体化的口号，另一方面又还有土地，哪怕是在城里干上了十年二十年，他们的身份并没有改变，他们仍然是农民，他们仍然是围着一份工资流转，年关时，仍然要奔命回家。城市里，在他们眼里似乎永远不是安身立命之所，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原因很简单，不管他们付出了多么多的心血，多么多的汗水，他们生来是农民，永远注定就是农民，前些年，沿海也搞过将个别突出贡献的打工农民的户籍划入城区，但好象很少很少，如果你到美国，在那里呆上几年都能混绿卡呢，而在国内，这么简单的事就是搞不懂，我们似乎更习惯了他们的奉献，不停地奉献。总体来看，深层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生地在农村。

同工不同酬，最脏最累的活是他们的，他们似乎也没有任何怨言地认了命。他们也习惯了城里人别样的眼光，他们习惯了自己流动过程中将自己的子女送到民工子女学校，他们习惯了如候鸟一样大迁徙，他们习惯了这种生活与生存方式，他们也似乎习惯了自己的这种命运。

回过头去，我们看到了万人报考公务员，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奇怪现象。今天成都的一份党报《成都日报》上刊载：《同等条件下，遗属优先录用为公务员》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务员工作是香饽饽，而我们的拥有太多坐享其成的职能部门的人员在这种由于工业化规模扩大而出现的劳动力不足情况下是不是也该瘦瘦身了呢？！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根本的问题是民工们还在为生存而奔命。一方面，我们的经济的确是增长了，而我们人力资源中绝大多数的普民大众们的收入却并没有因此而大大提高，为什么呢？他们一方面不断地想换好一点工作所表现出的流动，一方面收入又没有相应地增加，结果，所谓的经济增长了，而消费却非常小，出现这种严重失衡的原因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经济增长了，也就只是看到了这个增长而已。

如果，我们的城市将户籍管理适度灵活一点儿，让民工真正地融入到城市中去，提高他们的待遇，那么，他们一样可以象城里人那样消费，一样可以带动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这个巨大的群体，真真不能小视，民富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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