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浪费极大犯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大概都记得这句毛泽东主[xi]的最高指示。毛先生以其睿智，洞悉了许多中国的弊端。可是出于他个人局限性，他一生都只能致力于制止这种现象，而不能从根本上思考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初，西方经济学家，就曾断言，中国即使生产力水平不提高，把管理搞上去，就可以进步二十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那个年代，西方人可能对中国的国情不够了解，但是作为旁观者，能够认识到中国管理水平低下，却是一语中的。可惜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我们国家政府的实际重视。如今管理水平滞后发展，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步伐。　

在我国城市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是浪费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国外已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美国在一百多年前就感受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如今在这方面欧美国家已经有许多成形的经验可借鉴。然而根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验，搬到中国来的确“有些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也曾派出人员到美国学习城市建设管理。记得当时媒体介绍，在美国一个城市，如果发生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纳税人的税款的巨大浪费，城市建设管理者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地方官员也会因此丢掉官职。因为美国人民是不会把浪费他们税款的人选为“父母官”的。可是这套责权清晰的制度在我国却实现不了。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有了责任，都是民主（集体）决策，法不责众。因此没有人为浪费公民的税款而负责任。有了成绩都是地方党政首脑的。只有在成绩面前，才体现“集中”。近一二十年，为了个人仕途，全国绝大部分的地方官，都大搞形象工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急功近利的有违科学的非可持续发展项目。只要形象工程搞起来，凭此升迁，至于任后谁来收拾乱摊子，那就不属于升迁者的责任范畴了。本市的前几任市长，寅吃卯粮已经花完此后十来年的税款。新任市长，要是没有特殊政策，就是全任还款，都完不成任务。哪里还会搞什么建设！　

就拿本市来说吧，每一任市长升迁后，都会给本市留下些滥尾工程。有的甚至一搁置就是十余年。据一位在市政府秘书长任上退下来的朋友讲，他从作小秘书到秘书长，侍候了多任市长，没有一任市长上任，愿意继续前任的计划的。都要另辟蹊径，重起炉灶。因为继续前任的计划，干好了，还得与前任分享政绩。干不好还得承担责任。体现不出个人能力来，影响升迁。至于是不是符合人民利益，没有哪位官员会考虑。“人民公仆”，从来就是沽名钓誉。　

中国改革开放后创造了许多奇迹，城市建设中的“拉链路”就是其中之一。笔者家门前的一条当年的本城主要景观路是日伪时期修的，改革开放后有一年之内就铺上挖，挖了铺，折腾了四次。此后这条路就成了补丁路了，补丁落补丁二十多年，去年才重新铺上。据当年笔者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市政的一位工程技术人员讲，那个年代铺柏油路，一平方米的造价，就等于用十元大票（当时十元钱是最大的面额），一张挨一张地摆开，摆一平方米。二三年前，本市新建的一座跨江大桥——彩虹桥，刚一打桩就造成南北错位，因此调整设计，修订施工，造成经济损失一百余万元。桥还没有见影，就一百万元打水漂了。至于小街路的铺了挖，挖了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去年本单位前的一条街路，刚刚铺设完工，还没有通车，就被挖开了，说是要下管线。笔者前去探询，施工的工头说，他们的申请早就报上去了，这条路还没有开工就报了，才批下来。铺路的挣铺路的钱，挖路的挣挖路的钱。每批一项工程，审批者都有好处。所以能掰开为两个工程的，绝不会合二为一的。　

我们曾自诩为计划经济，可是我们城市建设，无论是改革开放后，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建设规划，都是改了修，修了改。美国费城二百来年前建造的地下铺设管线与管道的地沟，至今还有使用价值。城市建设浪费的根源在于我们官本位的制度。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各级官职就成了福利，被分配给那些在战争中立过功的人。很多人可能在战争中是英雄，但对于领导建设，他们是十足的外行。而且纵观建国后的历次斗争，说明从上至下独断专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场“文化大革命”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是绝对不可能搞十年的。正因为当年的领导干部，缺乏经济建设经验与必要的知识，又独断专行，客观上造成了大量的浪费。所以毛泽东先生才指出“贪污浪费极大犯罪”。把浪费与贪污相提并论。前不久有一个电视剧，说是新疆建设兵团，刚入疆时，引河水修建灌溉水渠，工程技术人员提出要设置几道弯，以减缓水流的冲击力。可是指挥这项工程的领导，指责那位技术人员，不是劳动人民出身，不懂劳动艰辛，不爱惜战士。为减少工程量，擅自取消弯道，结果水流冲垮渠道，很多战士在堵漏时献出年青的生命。剧情安排，那个领导还主动承担了这份责任。可是年青时，我就听说过这种事，结局是技术人员被关进监狱。我至今也相信，当年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是故意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是他们的无知造成的悲剧。可是谁把这些无知的人安排在他们本不胜任的岗位上的呢？是官本位的制度，各级官职，是作为福利待遇赏赐给这些功臣的。　

我们在街面听到最多的怨言就是，反正是国家的钱，愿意怎么造害就怎么造害吧！国人中，鲜有把国家的钱看作是自己的钱的。钱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是劳动人民劳动的集合。当年我们高喊人民公仆，国家主人。可是不但“公仆”没有把自己当作公仆，“主人”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主人。我们遭受重大的民族牺牲，争取来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可是我们却听任“民主”“自由”被蹂躏。最近看了《亮剑》小说中那些没有被拍为电视剧的内容。下面是该剧主人公之一，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赵刚临就义前的慷慨陈词：　

“我赵刚1932年参加革命，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想过将来要做官，我痛恨国民party的专制和腐败，追求建立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party籍和职务还有什么意义呢？同志们，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这种高级别的会议上讲话，以后恐怕没这种机会了，请同志们给我些时间说几句心里话，可以不可以？会场上鸦雀无声，坐在台上的那位领导点点头。　

赵刚凛然说道：同志们，近来我常常失眠，夜深人静时经常扪心自问，赵刚啊，你参加革命时的那个party，那支军队现在到哪儿去了？我想起战争时期在我们这支军队中战友之间的关系，同志们，咱们都是过来人，想想吧，好不容易弄到一口吃的，战友们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多吃一点儿。打仗时，你根本不用担心负伤，因为战友们绝不会扔下你。我赵刚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曾经不止一个战友为我挡过子弹，他们牺牲了，我却活下来。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这支军队，这就是战争年代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可是这种传统现在哪儿去了呢？我们的party和军队到底是怎么了？打击陷害，落井下石，这太危险了，这会毁了我们的party和军队，同志们，大家都拍拍自己的良心想想吧，难道你们真的认为罗总长是反party分子？难道认为只有落井下石才能保住自己？你们错了，如果对这种邪恶的风气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我们正在走苏联的弯路，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论什么，我只想请同志们听听1936年至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的一些统计数字。从1919年至1935年，苏共中央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他们中有20人死于政治斗争。1922年的苏共十一大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party的代表大会，共选出26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17人在肃反中被处决和流放。至于苏共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请大家注意，苏共十七大代表共1966人，其中l108人因‘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和处决。这些代表中有80％是十月革命前或国内战争时期入party的老party员，60％是工人party员。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83人，即将近三分之二被逮捕和处决。下面我再谈谈苏联红军中的肃反情况。第一批授衔的五个元帅中，有3个被处决。他们是屠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15名集团军司令员中被处决了13名，85名军长中被处决了57名，159名师长中被处决了l10名。同志们，这些统计数字够触目惊心的了，够血淋淋的了。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政party在其执政过程中都有可能犯错误，我们communistparty也不例外，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政party的大部分成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对是非观念和理性的极端麻木，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推波助澜，把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往死里整，这才是最可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苏联的肃反中，真正值得称道的高级干部并不多。这些被处决的中央委员和将军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斯大林的kb政策吓倒了，为了保住自己，积极地参与杀害自己同志的血腥暴行，什么正义、良知和责任感都被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同志们，事实证明，即使想昧着良心苟活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当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或是罪行刚刚在party内露头时，全体party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时，那么最终是害人也害己，因为你在害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大家早把正义和良知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你还指望谁来救你呢？同志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假如今天在座的哪位，在今后的某一天，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送进监狱，请想一想我今天说过的话。”　

这段话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也许这才是《亮剑》这部电视剧没有被全部拍摄的真正原因。改革开放后，腐败现象如雨后春笋般地滋生，这里有执政阶级内部的原因。可是难道没有国人推波助澜的因素？直至今天还有许多国人不是致力于清除腐败，而是想方设法成为腐败分子中的一员。当我们今天对那些挥霍纳税人财富的行为麻木地置之不理时，明天就是国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执政者是不创造财富的，所有他们挥霍的钱财都得从劳动人民身上提取。社会财富是人民的，无论它以任何形式被任何人占有，最终都属于劳动者。今晨晨练，见到一高层建筑下面昨天铺的硬覆盖，今天就又被挖开，说是要搞绿化。笔者问昨天还在铺方砖的那个工头：“为什么不早些咨询有关部门？”工头说：“请示过了，上面说再不铺硬覆盖就要罚款，可昨天又专来消息，说要按计划图搞绿化，不然也要罚款。一看计划图是该楼还没有竣工的半年前的计划。”工头说：“反正我是承包，铺方砖给铺方砖钱，挖方砖搞绿化，给挖方砖搞绿化钱。”这等素质的民族用什么赶超美国？国人竟然麻木地相信那种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取代美国领袖世界的传说。　

朋友们，私有财产也是国家财富。民富国才能强。表面上看，铺方砖与挖方砖都是损失开发商的钱，可是开发商是中国的开发商，他的钱就是中国的钱。只是以特有的分配形式被开发商占有。这份铺了挖的损失，开发商是要转嫁给购房户的，而购房户又会以不同的形式，从其他方面挣到这笔钱，国人拥有的总体财富，就这样被损失了。让我们看看邻邦韩国，亚洲金融危机时，许多韩国人把自己的金银首饰存到银行，支持金融机构运转。我们的记者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质问韩国人：“你们不怕银行倒闭，遭受损失吗？”得到的回答是：“国家是大家的，国有难理应共渡难关。如果银行倒闭了，国家完了，那我们的利益又怎么来保护呢？”这就是我们中国教育结果，愚民有奶就是娘，愚民不懂得共渡难关。　

国人也不是不懂得斗争的道理，可是国人都在等别人去斗争，他们来享受斗争结果。当初笔者所在的小区拆迁户与开发商打违约官司，四百户居民，最初只有二百户参加，如果保持这个规模，这个案子就是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房屋拆迁群体诉讼案，东方时空、焦点访谈都表示关注。可是后来，在开发商的分化瓦解下，只剩下27户，以致于此官司，经一审、二审、上诉、抗诉，打了五年，成了跨世纪大案。虽然最后胜诉，可是开发公司倒闭，无处执行。那些等着占便宜的住户，见我们胜诉，都想来占便宜，给自己留下一笔将来与新开发商讨价还价的资本。我告诉他们，他们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了。这些人竟然还恬不知耻地说他们查阅法律了，诉讼时效从知道权益被侵犯开始计算。笔者气愤地拒绝了他们的代理请求：你们早在四五年前就知道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了，法律是讲知道，还讲应当知道。我知道你们明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却放弃诉讼权利。我不能欺骗法律。　

同胞们，你们不懂经济，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国家的所有财富都是大家的。大家有权利有义务监督所纳税款的使用。听任税款被挥霍，就等于从自己兜里掏钱。别狭隘地认为你自己的钱捏在你自己手里，你手里的钱叫法币，掌握政权的人，是完全可能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率”等经济手段来把你兜里的钱据为国（己）有的。国家利益即最高的个人利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