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星期天，早春的天气仍然寒意十足，我并没有减少一件衣服，依然穿着厚厚的冬装。下午，天气阴沉沉的，好象要下雨的样子。我带着儿子和外侄女去新华书店买书，在这个小县城里，新华书店并不大，买书的人也不是太多。儿子和外侄女径直往少儿书柜奔去，我一路看过去，最后停在了文学书柜前，在那里留连了很久，双手还是空空如也，没有一眼就看中的书。我有一个毛病，每到书店总不想空手而归，于是又细细地来回看，终于挑了一本贾平凹的散文集，当走到书柜的一个角落，一本书名跳入我的眼帘并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思痛母亲》，这是一本怀念母亲的系列，而且作家们的母亲都经历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文革”的劫难，虽然我开始懂事时，文革已结束，但我毕竟经历过那个年代，所以文章能引起我的共鸣，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想起了逝去的母亲。

回到家里，我迫不及待地读着那悲怆的文字，特别是姚蜀平的《儿女祭》，“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66岁高龄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一双青紫的脚，带着浑身的伤痕，顶着被剪到发根的灰白头发的阴阳头，怀着无穷恐惧、满腔悲愤、疑惑和对五个子女命运的牵挂与无穷的的思念与留恋，死不瞑目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真是字字血、声声泪，那是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控拆！

八十年代，回忆文革时期的“伤痕文学”曾风行一时，从那时起，有一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十年洗劫，全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有说两千多万的，有说几百万的。今天，我在网上百度输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搜索，也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即算是各地统计的数字，我也会怀疑它的真实性。

今天正好有一个熟人郭姐来我们单位办事，因为等人，在我的办公室聊了一会儿，于是我与她聊起了文革。她是五十年代末出生的人，从小生活在乡村。文革开始，她已经上小学了，说对那个年代的记忆刻骨铭心。她说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随便说话，总怕有人告密而召来厄运。有一件事她至今还记忆犹新，她的本生产队有一个很能干的青年媳妇，因为男人比较懦弱，所以家里的事都是她出面解决，因语不饶人而得罪了一些邻居，大家随便找了个理由就把那个媳妇揪上了批斗台，有一个人脱下脚上的塑料凉鞋朝她的头上使劲地打，打得她头上的血喷射出来，将旁边的小孩子们吓得哭了，都捂着眼睛不敢看，那血腥的一幕永远地印在郭姐的脑子里了。我问，那个人死了吗？她说现在还活着呢，不过从那时起，不论是春夏秋冬，那人的头上就长期系着一条头巾了，直到现在。

郭姐还说了一件亲历的事，那时她还是一个只有几岁的小孩子，她的大姐大她二十岁，当时已嫁到大山里的一户人家，那年，大姐生了孩子，按照当地的风俗，孩子生下的第三天要办“三朝饭”以示庆贺。一天，她跟随她的父亲到姐姐家去吃“三朝饭”，一路上听到零零星星的冷枪声，父亲还责怪她，不该随他来冒险，要是被冷枪打中怎么办？好不容易来到大姐家，吃着吃着饭就听到后山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那是有两派人在搞武斗。大家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大人将小孩子都藏到床底下，然后用棉被遮挡严实，说是子弹不容易穿过棉絮。又将生孩子才三天的大姐藏在桶柜里（一种装谷子的木桶），外面再披上棉被，其他的人都背靠着厚厚的土墙坐着。所幸那些子弹没有伤着屋里的任何人。

我问郭姐，文革期间你们那里死了好多人吗？她说，怎么没有？她家附近的山上经常有无名尸体出现，我问，是附近的人吗？她说，根本不认识，都是一些从城里来的、或是外地人，大队或生产队出钱让队里的单身汉埋葬那些尸体，每处理一具尸体有几角钱，相当于当时几个工日的工分，当时每个工日的工分值一角多或两角多人民币。

我想，当地政府在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时，这些无名尸体统计进去了吗？还有，我听我的长辈老乡说过，人民公社大食堂的三年困难时期，那些饿死的孩子是用箢箕担的，到处都是孩子们的坟墓，到后来妇女们连孩子也没有生了，一个个饿得不是得了水肿病就是面黄肌瘦。那些饿死的老人和小孩都被统计了吗？

忽然又想到那个时代对我们思想的影响，记得读小学时，我非常羡慕那些挂着“红卫兵”袖章和红色棱形标志站在“反潮流”第一线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也想早日加入红卫兵，参加全国的大串联，可以免费坐火车，而且吃饭不要钱，更重要的是可以上北京天安门见到伟大领袖毛主[xi]！但等我们到可以加入红卫兵的年龄时，红卫兵这个神圣的名称已被改称为“红小兵”了，这让我遗憾了很久，恨自己生不逢时。我们学过黄帅反潮流，学习张铁生考试交白卷，但至今我也没明白当年的“反潮流”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在老师的指导下写过“批林批孔”的作文和儿歌，但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孔老二”是谁。我们也参加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学习，但作为一个小孩子，根本不懂“右倾”和“翻案”的含意。只知道那时谁都不能乱讲话，比如说“毛主[xi]只能活一百岁”这话是要坐牢的，毛主[xi]怎么能只活一百岁呢？我们小学启蒙的第一节语文课不就是“毛主[xi]万岁”吗？

还有一事记忆犹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学校通知全体师生都到公路旁集合，有一批被判死刑的囚犯将经过此地被押往距公社办公楼不远处的刑场执行枪决。我们焦急而又兴奋地等待着囚车的到来，在等待的时候听到大人们议论一个中心人物，是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很年轻，又是本地人。听到大人们的议论，大有替他惋惜之意，精明能干，年纪轻轻却不走正道。好不容易等来了囚车，有好多辆，每辆车上都有一个囚犯，被反绑着双手，胸前挂着“××××犯”和姓名的木牌，被全副武装的警察押着，场面森严而恐怖，我终究没有看清谁是那个投机倒把分子，胆子大一些的男孩子跟着警车跑去现场观看行刑去了，那时我还太小，只能想象着那一声声枪响过后囚犯们一个个倒地而死的情景，就象电影里看过的镜头。后来每当想起这件事，就会联想起鲁迅先生的《药》。

总以为人们经历了文革那个噩梦般的年代，会反思，会理性地面对一切，国民素质将大幅提高，文化大革命决不会再重演。岂知人们都有原始的野性和邪恶的一面，在一种特殊的环境里，这种原始的野性和邪恶就会释放出来。一九八九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六四”学潮运动，不管它的初衷如何，但最后还是发展到了打、砸、抢的地步，有些人趁学生游行的当儿进入街旁的商店进行抢劫，街上顿时乱了套，让人感觉文化大革命又死灰复燃。所以我当时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有邪恶生存的土壤，浩劫随时有可能发生，国人完全有能力将自身毁灭。

我只是期盼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再快一些，法制再健全一些，人们的生活水平再高一些，贫富差距再小一些，社会再和谐一些，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不要让文革的悲剧再重演。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