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钺很幸运，赶上了一次祭敖包的活动。

这是他从事记者工作十几年来第一次赶上这样的活动。因为他不是专门采访民族风俗的记者，以前当他采访别的事情时不是这类活动刚刚举行过，就是还要等很多天以后才能举行，而他的工作性质又不允许他无限期地等下去，因此总是遇不上。这次终于让他碰上了，他感到很新奇，也很兴奋。

在内蒙古自治区内所祭的敖包分许多种，有氏族敖包、纪念敖包、全旗敖包等。这次祭敖包是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贺日斯台苏木舒日根台嘎查举行的。主办者是来自本旗的额鲁特蒙古人。

盟、旗、苏木、嘎查分别相当于汉族的地区、县、乡、村。正蓝是八旗之一，八旗的排序是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老舍先生写过《正红旗下》这部小说，北京也有叫“西三旗”和“蓝旗营”的地方，就是指的这八旗。

祭敖包都要在太阳刚刚跳出地平线的时候举行，古文中管这个时刻叫“平旦”，而甲骨文的“旦”字就像一轮红日刚刚跃出地平线的样子。因此，凡是参加祭敖包的人都要起个大早，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要赶到现场，黄钺也是睡得正香的时候被专门陪同他采访的旗委宣传部的蒙族少女其其格（蒙语“花”的意思）打电话叫醒的。因为正蓝旗所在的上都镇距舒日根台嘎查有100多公里，所以他们昨晚住在了距嘎查只有20多公里的贺日斯台苏木。起床后，黄钺匆匆洗漱完毕，也没顾上吃早饭就坐上苏木的吉普车往嘎查赶。

通往嘎查的路还没有铺沥青，因而吉普车仿佛一叶扁舟行驶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一样，颠簸前行，尽管黄钺用手紧紧抓住车窗上方的吊环，仍然免不了像一枚在竹筛里上下翻飞的汤圆一样，前仰后合、横冲直撞。有时候，天灵盖还要被重重地撞在车顶蓬上。每撞一下，其其格都要不安地向黄钺道歉，好象这一切是由她造成的，让黄钺感到很好玩。

等他们赶到这里时，天还很黑，可敖包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牧民。有像他们一样开吉普车来的，也有坐拖拉机来的，还有骑马来的。人们似乎都有些紧张，所以见了面只是轻声地打个招呼，没有人大声喧哗，更没有人嘻笑打闹。

从吉普车上下来，黄钺才注意观察了一下这座敖包。只见敖包四面都是高低不平的沙丘，敖包就坐落在一块略为平缓的沙丘上面。敖包外面有一道铁丝围栏，当黄钺邀请其其格和他一起走进围栏时，其其格连忙摆手说，你进去吧，我不能进去。黄钺很诧异，问她为什么，她有些难为情地说，因为我是女的呀！黄钺更加诧异，问：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男女平等，为什么女的不能进呢？其其格为难地说，我们这里祭敖包都不让女人进去的。黄钺这才注意到围栏外虽然站了不少女人，但围栏里确实一个女人也没有，他也只好作罢，向其其格挥挥手，自己走进围栏里。

进到围栏里，黄钺看到这座敖包是上下两层的圆塔式结构，基座是用红砖砌成的，上层塔身中间树立着一根高大的松木杆，顶部装饰着一个葫芦状的雕刻品，木杆周围插满了新鲜的沙柳枝。这根木杆与敖包外面相距四五米的地方树立的另外两根高大的木杆形成了一个三角形，那两根木杆上也装饰着葫芦状的雕刻品，三根木杆均刷着朱红色的油漆，顶端用绳索相互连接，绳索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长方形和三角形的彩旗。

不一会儿，祭祀活动开始了。一位蒙古族老人神情肃穆地念着经文，每位参加祭祀的男人都手持一根柳枝，拿着白酒、砖茶、奶豆腐、哈达等贡品，走近敖包，插上柳枝，献上贡品，然后跪下，双手合十，低头默语，许下心愿。黄钺没有带贡品，只能态度谦恭地站在敖包前合掌许愿。正在沉思默想之际，录音机里突然传出藏语经文的诵读声，黄钺回头一看，只见围栏外的妇女们也都双手合十，低头许愿，连其其格的嘴唇也在微微蠕动，不知道在念些什么。在诵经的过程中还不时响起海螺的法号声以及众人齐声欢呼“呼来”的声音。

大约半小时左右，活动结束。围栏里的男人们开始绕着敖包顺时针转动。骑马来的牧民也迅速跳上马背，围着敖包顺时针走动起来。“沙沙”的脚步声和着“得得”的马蹄声在清晨的空气中回响，显得格外虔诚。黄钺跟着男人们转了三圈后走出围栏，看到围栏外的妇女们有的还跪在地上向着敖包磕头祷告，心头不由一阵酸楚。

这时，其其格向他走过来，问：感觉怎么样？好玩吗？黄钺说，我就是觉得这样的活动不让女人参加，有点儿没道理。其其格没有说什么，只是有些自卑地低下了头。

二

回到北京以后，黄钺对这一点仍然不能释怀，他的眼前总是晃动着其其格有些自卑的表情。

参加完祭敖包活动，黄钺还采访了当地的一位老人，得知这座敖包有个专门的名字，叫“沙日林敖包”，蒙语的意思是“陵寝敖包”，据说在敖包旁安葬着一位蒙古族女英雄的遗体。这位女英雄就是卫拉特蒙古族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夫人，名叫札那达喇。

相传公元1696年，清朝曾派遣50万大军在一个叫宗毛都的地方围剿噶尔丹。噶尔丹和他的夫人札那达喇一起下马，并肩作战。最后，札那达喇战死，噶尔丹逃离战场。卫拉特人将夫人的骨灰装进一个金丝袋，又珍藏在一个金盒中，交给夫人生前的6个使女保管，但对外却隐瞒了夫人已经去世的消息。康熙皇帝下令一定要把噶尔丹夫妇的头砍下带回北京。但由于噶尔丹的部下已将病逝的噶尔丹的尸体火化，只好用别人的骨灰冒名顶替送到了北京。康熙又派人来砍札那达喇的头。清军抓住了夫人的6位使女，严刑拷打，逼问谁是札那达喇。最后，一个叫奥很柏的白发苍苍的使女为了拯救其他使女，挺身而出，说她就是札那拉喇，立即被清军砍头带回了北京。后来，奥很柏被砍头的地方被叫作“宝日林塔拉”，蒙语意为“白发苍苍的原野”。

当然也有另一种传说，札那拉喇夫人没有战死，被清军俘获。清军头领不认识札那拉喇，便将妇女单独列队，令札那拉喇站出来。但几次下令仍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这时，夫人的使女中一个年纪最大的使女怕主人暴露，便冒名顶替站了出来，甘愿替主人受死，因此她慷慨就义的地方便被叫作“宝日林塔拉”。

不管怎么说，黄钺参加祭祀的那座敖包都是为纪念一位女英雄而修建的，可为什么偏偏不让女性进去祭祀呢？黄钺百思不得其解。回到北京以后，他便找到了一位历史学家，试图解开这个谜团，但这位历史学家的回答却让黄钺大吃一惊。

这位历史学家是黄钺的一个大学同学，虽然才三十几岁，却已经是国内先秦史研究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出过几本书，被破格提拔为正教授，目前已是位“博导”。当这位老同学听完黄钺的介绍后，突然半晌不语，但他的脸色却由白变青、由青变红，分明显得异常激动，最后一把抓住黄钺的手，结结巴巴地告诉黄钺，这这这不是祭祀什么女女女英雄，而是古古古代的春会会会啊！

黄钺不明白，问什么是春会，这位老同学给黄钺拿来了一大摞书刊杂志，对黄钺说，你拿回去看看就知道了。黄钺只得抱着一大堆书刊回了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足不出户看了三天，才弄明白了春会的含义。

《周礼。地官。媒氏》中说：“中（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郑玄注：“中（仲）春，阴阳交以成昏（婚）礼，顺天时也。重天时，权许之也。”贾公彦疏：“周官中春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于是时奔者不禁，则昏（婚）姻之期非此日也。”也就是说，古时候，每到仲春这个月，也就是阴历二月，朝廷主管婚姻的命官——媒氏就要让各地组织还没有结婚的男男女女聚到一起，在这期间，只要男有情女有义，就是私奔了国家也不管。

《墨子。明鬼》也说：“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皆男女之所属而观也。”也就是说，直到我国的春秋时期，无论是燕国、齐国，还是宋国、楚国，都仍然通过举办祭祖、祭社稷之神等活动，让未婚男女在祖庙、社稷坛、桑林、云梦这些地方相会，眉目传情，以寻找意中人。

《说文解字。社》则说：“社，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段玉裁注：“社者（为）五土之神，能生万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大司徒设（土遗）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之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注：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若以松为社者，则名松社……韩非子云：社木者，树木而涂之。”也就是说，古时候，老百姓以二十五家或一百家为单位，共同建立一个社坛，并在坛上树立当地常见的树木为社神的牌位，于是这个社坛以及这一片旷野就以这种树木来命名。如以松木为社神的牌位，那么这个社坛就叫“松社”。树身涂上漆是为了说明这是社神的牌位而不是普通的树木。

看了这些书，黄钺很自然地联想到他刚刚参加完的祭敖包活动，岂不就是古代祭祀社神的情景再现吗？你看，那个敖包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额鲁特蒙古族人共同建立的，敖包塔身中央的松木上也涂上了朱红色的油漆，那分明就是社神的牌位啊！只是参加祭祀的牧民并不清楚这一点而已。因为旁边埋葬着一位古代的王妃，所以叫“沙日林”，义为“陵寝”，就连这一片地方也被叫作“宝日林塔拉”，义为“白发苍苍的原野”，以纪念那位为王妃献出生命的老使女，她们不都是“古之有大功者”而用来作为社神的陪祭吗？而那首他早已耳熟能详的民歌《敖包相会》更成为未婚男女利用祭社神活动在社坛旁彼此相识、相约、相恋的最好证明。

黄钺越想越激动，他真想写点什么，但真的坐在桌前，打开电脑，他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因为他头脑中的那个疑问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未婚男女可以在社坛相聚却不能共同祭祀社神呢？这个社神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原始意义呢？他把头都想大了，也没想明白。

三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黄钺陷入这个疑问不能自拔的当口，报社派他去采访一次在仲春时节举行的“速配大会”。黄钺从接到这个任务时起就忍不住想笑，弄得同事们以为他的神经出了毛病，他们哪里晓得黄钺是把这次“速配大会”与古代的“春会”联系到了一起。

为了了解到更真实的情况，黄钺决定利用自己尚未婚配的有利条件，做一次“卧底”，于是他找到活动主办单位，以一个单身汉的身份报了名。

到了“速配大会”举办的那天，黄钺按时来到举办地点，见这里早已人山人海，除了报名者，还有他们的“亲友团”，现场乱乱哄哄，好象一个农贸交易市场。

那是一家体育馆的比赛场地，事先摆放好了许多对桌椅。按照主办单位的要求，每一个报名者都得到一个胸牌，并抽取了一个序号，由主办方根据大致相当的条件，将男女各8人分为一组，实行“8分钟交友”，也就是按照抽到的序号，依次配对交谈，每对交谈8分钟，在64分钟后每组交谈完毕，由报名者向主办单位写出自己意中人的胸牌号，再由主办方根据双方意愿决定是否提供对方的详细资料。黄钺知道，这种方法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首先流行起来的，21世纪初传入中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流行，成为城市未婚男女最迅捷的一种交友方式。

黄钺“醉翁之意不在酒”，三句话过后就扯到了“祭敖包”不让女性参加这个问题上。前7位对象或者对此不了解，或者对此没兴趣，话不投机半句多，没到8分钟，两人已觉得无话可谈，开始东张西望。直到第8位交谈者才算对了路。对方是一位大学中文系古文字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黄钺说起社祭这个话题时，对方的眼睛开始透过厚厚的镜片向外放光，直照耀得黄钺眼花缭乱。对方问黄钺，你知道“社”的古字是“土”吗？你知道“土”字的甲骨文、金文是怎么写的吗？你知道“土”象形的是什么吗？黄钺问象形的是什么？对方有些扭捏地回答是女性的外阴。黄钺没听清楚她蚊子一样的“嗡嗡”声，追问了一句。对方脸憋得通红，半天才破釜沉舟般地大声回答就是女性的生殖器。黄钺的脑袋“嗡”地一声炸开了，因为这个回答使他苦苦求索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所谓“社祭”最原始的意义就是祭祀女性的生殖器，也就是一种对女性的生殖崇拜。那些男人们往敖包上插柳枝的行为，正是一种男女性交的象征性动作。怪不得社祭不让女性参加呢，原来它并不是对女性的歧视，而恰恰是对女性的尊重，试想如果让女性也去插柳枝岂不是有“同性恋”之嫌吗？

想到这里，黄钺显得无比兴奋，他一下从座位上站起身，对那位女硕士生说了句“对不起”，就匆匆跑出了活动现场，引起主办单位和参加者一致的公愤，纷纷责备黄钺太没有教养。

黄钺迅速在大街上拦了辆出租车，一个劲催促司机快开，下车后扔给司机一张50元的钞票，连找的零钱都没要，就跑回了自己的宿舍，急切地打开电脑，用颤抖的手指敲下了四个字：敖包之祭，但他不知道应该把这篇文章写成什么东西，是论文、散文、诗歌还是小说，手指悬在键盘上一动不动，大脑一片空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