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夏，我结束了北京之行，乘飞机往庐山畅游，然后观南昌起义纪念馆、登滕王阁，再往黎川县卓英家姐处探亲，最后是回广东。然而，回到瑞金，麻烦来了！

大雨。往梅州的公路不通，只得先乘车到会昌。会昌住一夜，才挤上直达兴宁的汽车。我，到底松了口气——这下可到家了！然而，好景不长，半路，售票员突然通知：平远到兴宁路不好走。到了平远，要把我们转另外客车载；但还要加钱！

我们马上气炸了，“这不是坑人吗？不是把我们当猪仔卖吗？”大家哇啦哇啦吵个不停。但是，售票员、司机却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无任何表示——看来，这帮“车老板”坑顾客，是常见事了。但是，群龙无首，吵吵闹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若一到平远，便各散东西了。老实说，我的信条是息事宁人，忍为上，不外是多出十元八元就是了。若是平时，“花钱消灾”，我肯定是拿出十元八元来“喂狗”；但此时，头脑却斗争剧烈：

“刚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中国改革建设奖，刚刚与中国领导人合影，刚刚在新闻联播中向全球播出。此时，我怀里是从中国领导人手中领到的表示自己人格与志向的金光闪闪的铜牌。平日号称自己‘民主意识强’，为什么今日竟然混同于芸芸众生，心甘情愿让人家当‘猪仔’卖了？不行！绝对不行！”

“还是伟大领袖毛主[xi]的领导对，要发动群众！”一看，车内一大帮打工仔。不少还是粗眉大眼、浑身乌黑的北方大汉。旁边捆着撬石的铁棍、钢钎，还有泥刀、斧头之类。我不由得暗暗叫好：“只要让他们一声吼，一抓钢钎、斧头，车老板便不敢让我们当‘猪仔’卖。我便如刘少奇在安源，挺身做谈判代表，讨回公道！”

但是，想得美，一做则碰壁！“各位师傅、工友，车老板这样坑我们是非法的——既然我们买了票到兴宁，他便要载到兴宁！转车可以，但不能加价！大家人多，他们人少。一到平远，若不答应我们要求，我们便拉他去工商所、派出所评理。我们保证赢！”

奇哉，怪哉！这批本应最有造反精神的劳苦大众，平时有人若不小心冲撞了他们，恐怕得当心小命；如今，有理、有利、有人带头，这批“工人阶级”，竟然不吭一声——连支持我们的眼神也没有！不是沉默地低下了头，便是脸扭一旁；有的还对我满目困惑！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屈原大夫《涉江》中的激忿，涌上心头。好，还是“君子独善其身”！

我拿出了名片递过去。卖票小姐一看，省、市、县这么多会员、委员、理事，她一下子傻了眼；我再递过《梅州日报》供采访用的通讯员证，她更“自在”不起来了；然后，我乘胜追击：

“我不在乎几块钱，你们要把我‘卖’了也可以。但是，我是什么人你也知道了；你的车号我也记住了。你们有你们‘宰客’的自由，我也有到平远后向工商局部门告你们的自由！”

“对不起，对不起，大家都是出门人，请多关照。平远转车不用你加钱，你一直到兴宁！”……

我到底未成“猪仔”，顺顺利利回到了兴宁……

我至今还洋洋得意——在危急中为自己写下了人生满意的一笔！我始终认为，我这老“老九”，到底如《智取威虎山》中的“九爷”杨子荣，的确有两下子，绝不是任人宰割的“鱼肉”！但是，我至今遗憾于“怒其不争”的弱势大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