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职场，总会又很多无奈的选择。

一、廉价劳力愤而弃之

我那年离校实习，又不愿随大流南下，就在老家枣阳随父亲在县城的工地上当搬工，干些搬砖头、活水泥类的小工活。由于距离报社比较近，我决定去报社实习一段时间，锻炼一下自己的写作采访能力，顺便也找些合适的工作机会。一次去作家协会办事的机会，秘书长有意留我在作协做事。我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能够整天和作家打交道，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作家协会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但办有一份刊物可以靠发行和广告有些收入。在这里没有基础工资，定价3元的杂志每卖出一本可以又2元的提成，广告的提成更高。我利用作协会员分布在全市各个行业领域的资源优势，拼命地打电话推销。两个月下来，收效甚微。原来在我之前的同事已经用此办法狂轰乱炸了好几番，最后搞得有些会员一听说是作协的电话就干脆不接。后来我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学校，期望通过做老师的工作让学生征订一些。为了配合发行，我们在编辑杂志的时候还特意增大了学生作文栏目的发稿量，把一个很具品位的纯文学杂志变成小学生作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扩大发行，我甚至还在卖报纸的电话亭里放上几本，把自己应得的2元提成分一半给电话亭老板。实验了一段时间，没有通过电话亭卖出去过一本杂志，老板说根本无人问津。

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说去烟厂办一份报纸。我听后很高兴，因为办报纸是我的特长，也正好可以发挥我写作、采访的优势。后来知道报社有位副社长和烟厂厂长是战友，副社长是作协的主[xi]，理所应当地把这份美差交给作协来做。不久我被派到枣阳卷烟厂工作。

第一份报纸出来，清新的油墨味一闻起来就让人兴奋。内刊是用新闻纸套红印刷的，发行有2000多份。这份报纸当时在这个国营大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为此厂里还为我解决了住房问题。参加各种会议、活动，联络采访、征稿、编辑、设计版面、组织印刷、发行等，忙得不亦乐乎。几个月下来，报纸的采编发行流程都有了自己的模式，逐渐成熟起来。我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这份工作的快乐中去，不知不觉已经半年多过去了。

生活的窘迫让我冷静下来才发现，我已经好久没有领过薪水了。烟厂的负责人告诉我，办报纸的各种费用每月是7000元钱已经按月给作协了，我应该找作协要工资。作协秘书长告诉我，每月给200元补助，因为我是被借去帮忙的只能算兼职，而我的正职是负责作协杂志的广告和发行。

听了这些话，我顿时感觉到一盆冷水直浇下来，我彻底醒悟。我自己每天不辞劳苦地工作，是在充当别人的工具。我一气之下决定离开这里。

适逢枣阳市举行大中专毕业生供需见面会，我决定带上办的几期报纸去碰碰运气。烟厂负责人告诉我，那些招聘职位都是假的，有招工的机会早就内定好了的，到人才交流中心只是走下形式。我执意要去，他说，快去快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我下午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因为有一家运输公司当场答应录用我。看我真的要走了，他们这才开始留我，并承诺找厂领导给我加薪水或者直接把我招进工厂里。当时企业正搞转岗（下岗）分流，他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实属不易。我依然没有答应，匆忙办了交接，来到那家汽车运输公司上班。

二、老板违法断送前程

在枣阳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我依旧负责文职工作。单位很重视在媒体的宣传，我就负责与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以及广告公司联络。我们一同录用的有数十个人，后来都陆续走了，剩下我和小陆两个。我们被同事称为新引进的“人才”，像宝贝一样地对待。

老板和我一样，都姓张。可是他在行业里的名声却不怎么好，各种传言铺天盖地。传言他因为作风问题跟老婆离了婚后一直独居，来往的女人走马观灯地换。后来又听说我们现在的几个女同事都是因为舞跳得好长得有姿色才来这里上班。据说他跟市局的关系也不怎么好。前几年局里出文件说“优先发展高档快速客运”，还没有等文件宣传完，他就找员工花100多万元新购了4辆依维克，然后向局里要营运路线。局里不批，他就鼓动员工把4辆车开到局机关院子里，让司机整天在上面打扑克睡觉。

而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编写新闻、通讯稿件向各个媒体投递，宣传企业的多种经营、改革发展等，无不说明领导者的决策英明。每发表一篇稿件，张老板都会亲自过目，时不时夸奖我写得好。

那年冬天，张老板生病在武汉住院，点名要我去陪同。因为没有什么明显症状，我也不知道他生的什么病。每天上午陪他去协和医院打点滴，之后就是跟他一起外出游玩或会朋友。最重要的是，公司里的同事隔三差五地跑500多里来省城看他，多带来一些高档补品。尽管和他们共事时间不长，但平时省吃俭用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些东西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工资。每拨客人走后，我都会帮他把礼品藏在衣柜里，等司机方便的时候整车载回去。

公司里多数有权势或关键岗位都是“老板的人”，他的干女儿、小舅子、小姨子等各种关系网布满了整个企业。员工稍微有不满的情绪，都会很快反馈到老把那里，随之会得到一些“警示”……也有上级组织派来的正式干部不买他帐，他就不断调整分工。公司二把手负责整天在外面讨帐，一个副总经理被派到偏远的加油站兼任站长，分管6个加油员。

在我离开后不到两年的时间，老板真的被法办了，罪名是贪污和隐瞒国有资产，要10多年才能出来。他与之作对的交通局局长也被捕了，他的后台某副市长案件震惊全国。

三、改制不成企业瘫痪

县城里有很多效益很好的大型企业，里面的员工自豪感和成就感很强。于是我不管人家是否有职位需求，就挨家地上门投递简历。啤酒厂、首饰厂、面粉厂、钢板弹簧厂、自行车厂等市里有名的企业我都跑了个遍。功夫不负有心人，金华麦面集团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约见了我并在谈话之后决定录用。当时在办公室任办事员，工资是540元每月，已经相当的高了。因为是国有中型企业，员工在社会上都又一种优越感。我决定把在深圳打工的女友接回来上班，然后考虑一下终身大事。

国务院提出的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落实到我们市里就变成了企业改制，把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股份制改造变成私有企业。公司临时成立改制办，成员由企业和国土局、房产局、、地税、国税、国资委、粮食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组成。我被安排到改制办工作，负责协助企业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工作。

公司有个内部酒店，叫章陵大酒店，装修得富丽堂皇，是全市最高档的内部酒店，也是我们招待改制成员和上级领导的，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在这里。我负责安排就餐，当然也可以陪餐。连续三个月，天天如此。我那时侯也不知道控制饮食，由此造就我这了十足的“酒鬼”、“烟鬼”。

三个月后，设在办公一楼的改制办也撤了，我又回到二楼公司办办公。改制方案获得市政府批准将要实施，这时候员工对企业买断工龄补偿问题出现了矛盾。一天早上，几个下晚班的工人打卡后没有向往常一样立即回家，而在办公楼前散漫地站着，偶尔还窃窃私语，好像与改制有关。有人很快把情况反映给了总经理，总经理没有太在意，说不要去搭理他们。上午十点多钟，我从办公室里出来，无意间发现办公楼前站了好多人，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但个个看上去又很散漫。我打电话到每个车间办公室，只有一个车间有人接电话。她告诉我，车间今天还没有开机，工人都在车间外面。很快地我证实了一个消息：工人罢工了！

工人罢工的两个焦点：一个是员工认为企业改制买断工龄所支付的补偿太少；二是明明有上亿元的资产为什么评估出来只有六百万？

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人都傻了，呆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相视无言。这到底是谁错了？错在哪里？这种场面如何解决？总经理哪里去了？

等到中午下班，罢工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00多人，院子里到处都是人。我们从人缝里挤出去回家吃饭。下午再来上班，办公大楼的大门已经被一个大铁链锁住了，我只能跟罢工的工人混再一起。随后我发现，工厂各个车间、仓库、门口的销售公司、储运公司、炮团的新厂都被罢工的人员自行买来的新锁给锁住了。企业状况十分危急。当天晚上，我们全市最优秀的、最知名企业家——总经理，离奇地失踪了。

第二天早上，我又来到公司。办公大楼的玻璃门被人给砸碎了，几个部门的人也都回到了岗位上，工厂里没有了机器的轰鸣声，异常寂静。我们正在猜测，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市委办公室打来的，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围堵在市委门口的罢工人群撤走。事实上，仅凭公司办的几个人，根本拿工人没有办法。他们希望总经理或者市政府给一个说法，要解决问题的。下午，工人中有人说市里的主要领导都在尽水宾馆开会，人群又一窝蜂地赶到宾馆门口坐着，把宾馆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市委撤退罢工人群虚晃的一招。

第三天上午，事态越演越烈。罢工的人群开始举着标语在街道上游行。他们不喊口号也不打砸抢，维持治安的警车只能跟着人群慢慢走，保驾护航一样。下午，又有人说有个中央领导在襄樊考察，今天下午会通过过道返回武汉。于是，人群又蜂拥到国道。

第四天早上，我依然按照上班时间来到公司。发现来了200多名武装警察荷枪实弹地站在厂门口，罢工的人群围两边。其中四个人用10多公斤重的铁锤和大剪刀，把罢工人锁门的铁链咔嚓剪断，打开了销售公司的门。一个穿西装的陌生人对着人群说，销售公司的人员进来各就各位，马上核对名单，不到位的马上除名。几个同事怯生生地走了进去。如法炮制，警察用武装力量强制打开了每个车间和办公室的门，又强制员工到岗（但可以不开工）。之前一位市领导出面发话了，公司改制违反了员工意愿，决定立即停止。几天后，我收到一份从北京发来的传真，总经理说他在北京看病。他年轻时在维修机器是手被夹伤过，之后一直发抖而没有时间根治。我又把这份传真分发给市委、市政府、财委、粮食局等正在四处打探总经理下落的部门。

短短一个星期时间，市场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动荡让一大部分经销商不在怀有信心，纷纷撤离。企业效益急剧下滑，很多员工自谋生路。

四、风景优美修身养性

已经准备好结束外出务工的女友，又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我也决定离开伤心的枣阳，到襄樊去求职。到了人才交流中心，才发现所谓的人才交流只是办理人事关系的几个窗口，而劳动力市场招聘的都是民工类的职位。没有办法，我就把打印好的个人简历装进信封，邮寄出去。可是寄给谁呢？企业的名字我一个也不知道。索性就往政府机关寄吧。我给自己下了个死命令，五天之内若没有回音，我就准备起身去深圳。

财政局、粮食局、公安局、园林局、农机局、水利局等，我给能想到的政府职能部门全发了求职信。一同去襄樊的几个人都认为我是病急乱投医，可我认为只要有希望就应该去争取。

我租了一辆单排座小货车载着我的全部家当，从枣阳出发向西南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算到了我的新单位——熊河水库管理处。在我发出求职信的第三天，水利局政工科就呼我，说有个下属单位急需要一位像我这样的写作能手。

熊河水库地处襄枣两界，原本只具有灌溉功能，政府新近开发了旅游项目，使库区的经济日益繁荣起来。我的工作就是写作，写各种各样的公文材料。不知道这是否是政府部门的一个管理特色，不是写总结就是写计划，还有汇报材料。好在这些材料对我来说都不太难，能很轻松地完成。办公室不断地接到上级的要求，我也就不断地有写作任务。每次办公室主任把任务给我，我就带着文件回到宿舍。先是懒懒地睡上一觉（我那时体胖，上班总泛困）。等醒来的时候脑袋特别清醒。我就在这个时候迅速列下写作的提纲。后面的事情就很轻松了，三两个小时过去，一篇三千字左右的汇报材料就新鲜出炉了。有时写得太快，距离领导给的时间尚差太远，还可以再玩上两天。那时主任认为我写一片材料要三四天，其实我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剩余的时间就偷懒。我后来算过帐，一年算上节假日也就300多天吧，我写的材料有320多篇，打字员快成了我的专职文员了。除了奋笔疾书外，就是上班很无聊地坐在那里。谁要是经常喝茶看报纸，准得被评为优秀员工，因为给人的印象就是爱学习。

管理处远离市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景怡人，冬冷夏凉。上班时间也可以出去逛逛，只要在一嗓子喊叫能听得到的范围内就行。要么去大坝，那是拦截滚河的人工土石坝，笔直笔直的；要么去库区，看那水面烟雾袅绕或对岸的青龙山；要么去茶场，看一片片嫩得发黄的茶尖从翠绿的茶树丛里冒出来；要么去渔场，看成千上万的鱼苗在水池里蹦跳；亦或解开船头的绳儿，偷偷将木船划出去……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上班，是工作。可是同事们并不这样做，这一切美景他们早已习以为常毫无知觉了。他们有的在这里住了二三十年了，早看腻歪了，他们宁愿在领导不在的时候打打盹或者趁领导在的时候看看报纸。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夏天的晚上在水库里洗澡，白天在水浅的地方钓鱼，再不就是找几个人再一起聊天吹牛。除此之外，就是寂寞。路途太远了，邮递员三天才来一次，谁要是进了趟城，回来准得说半天新鲜话。曾经有一位老兄说过，他如果在城市里上班，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路边看美女——这里太匮乏了！很多人闷得快要发疯了！

五、打工深圳寻求梦想

经朋友介绍，我来深圳后在平湖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出租屋里暂住。这间屋子很小租金可不便宜，住了6个人，费用分摊。空间虽小，但打扫得很干净，随便往地上一坐不会弄脏衣服，这在老家可没有人这样做。

我每天早早起床，到楼下买份《深圳特区报》就上了开往人才市场的汽车。我在车上边看当天的招聘信息边做记号。到了罗湖人才大市场，在近200家招聘单位前使劲发自己的简历。那时候我特害怕别人问我，因为我刚从家里来说不惯普通话，感觉别扭。我巴望着招聘单位看到了我的简历后认为我可以，就直接通知我去上班。

一天，我在路边的广告张贴栏里看到一则招聘启示，要求的条件我很适合。于是就发了传真过去。两天后，招聘单位使劲地呼我，于是我就有了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