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没有尾巴的鱼诗集《低语》
我一直在听,听他在皖西平原独自徘徊时发出的近似于痴迷的低语。这种行吟状态是陈忠涛诗歌精神的全部特质。他将自己对于生命以及生活的思考和态度置于平原这一辽阔背景上,用敏锐的直觉捕捉具有质感的画面,将感性的直接概括和理性的曲折相互渗透,并由此对那些在时空的秩序里真实存在或者假定存在的一切进行追溯和拓开,展示着生命意志与情感的瞬息释放过程。这是我读他第三本诗集《低语》时,最初的感觉。
“我感到寂寞和孤独。我所生活的平原
生命停留的场所,这是雨水下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住在我的体内”——《给父母》
像他的同乡海子一样,怀着对曾经生活过的平原的刻骨铭心的眷念和无限伤感,这个农民的后代在皖西的一个偏僻县城,坚持不懈地用自己低沉的嗓门叙述着对土地、麦子、平原、村庄、河流等农业景象最后的呼唤和眷顾。这是一次艰难的心灵皈依历程,在一个不需要诗歌的世代,只有具备了修行的勇气和毅力的孤独者才能进入这种状态。在一个物欲纵横的年代,我们被无奈地告知:诗歌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以及我们的生活被眼花缭乱的物质文化挤兑得干瘪如洗,只有感官的极度开发,所有的抒情都是幼稚及不和时宜的。城市文明以其无与伦比的技术能指建构整齐划一的线条秩序和造型理念引导着我们。由一个经济谎语所炮制的社会生活结构里,贯穿着异域精神和本土文化物欲交媾的价值灯盏,这些明亮的事物以解放的理由,怂恿和导致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全面丧失。这是一个悲痛而不可避免的事实。
“谁用细细的低语告诉你那些/事实的真相。我的影子/刚好能够填平父亲离开的位置”《位置,和父亲有关的想法》,对于生存的深度的考究,对生命秩序的本质上的清醒认识,在陈忠涛的笔下,呈现出一种删繁就简的真实。诗缘情,感情极致时,常常表现出一种“变态”,使客体变形。他的诗的真实性就在于,他一直坚持着一种审视的语言说出对生命本质的关切。掠过那些忧伤而凝重的平原景象,我们看见生命正洗去身上的意识形态的尘埃,以原生态的质地曲折地向我们展开它的底蕴。
生命中的痛苦与陈陈相因的生命脉络一样,一直继续着遗传,并没因为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消解。需要指明的是,由于交通和信息媒介的快速发达,人类的生活节奏加剧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化和渗透。在缺乏和谐共存的市场秩序的普遍的生活目的中,捷足先登从一个准确的现实角度诠释“他人即地狱”这一命题,资源攫取和利益盘夺活动的狼性原则在这个年代尖锐地蹂躏人类的基本道德。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年代,在“怎样都行”的经济达达派的纲领下,人间的道德面貌异常阴森,正如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言: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
如果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丑恶与希望总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是逻辑性的辨证因素,那么,对于丑恶的摈弃和战胜也是人类生存逻辑的核心。这是所有焦虑中形而上的焦虑,理解和言说这种痛楚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陈忠涛的“低语”所能给我的暗示和意义。
“我来看你了,村庄,你这ru*房饱满的母亲
那么多生命经过你匆匆奔赴消失
你展示了深处的纯粹,纯净……
不断聚集的泪水不断破碎。一个人的诉说
点亮黑暗是可能的。比如说父亲
用一把镰刀就可以照亮五月的黄昏
弯向大地和父亲的麦子记住了它们的轮廓
苦难在我们身体里同时灌了进来
上下起伏的命运,让我多么害怕遗忘
时光在我们身上站定了身体。就像一株麦子
站在大地上。站于寂静的中心
这是寂静本身的力量,正在暴发” ——《村庄,又一次路过》
这种运用意象变形而制造的凝结效果,敏锐地抵进我们内心的感知,在平原的腹地上,他将面前这个寥廓空间纳入自己直观的领略,并在生活予以的感悟中由内心深处出发,用他敏捷的感受和情感的芬芳带领我们向平原更深处行进。
历史和文化都存在着一股神秘的暗流,它的传承也许是靠一种无法言诉的心灵抵达,这种传承既是对前人的一种敬意,也是灵魂渴望与自己所崇敬的人合而为一的一种姿态。村庄、ru*房饱满的母亲、镰刀、弯向大地和父亲的麦子,这些农业意象从陈忠涛的诗中跳跃着朝我们逼近时,携带着传统属性的感知力量,径直插入事物的根部,于是,诗歌的感昭通过这些物象渗透我们的内心世界,呈现出眷怀、目击和突围的品质特征。村庄,那是一个正在萎缩的陈旧世界,众所周知,农业文明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生活中节节败退,在暗淡其愚妄、落后、贫苦面貌的同时,也流失宁静、平和、亲情纽系等特质。这是一次双重没落趋势,在城市的楼群拔地而起的暗影下,村庄的院落悄悄剥蚀,没有什么印象比这更切实、更深入人心。就此,需要对陈忠涛的诗歌语境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审视和界定。
在陈忠涛的诗歌中,横陈着比比皆是的平原村庄镜像,这充分说明他的诗歌语境具备着农业文化背景,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他的诗歌中很少听见庄稼拔节的声音,很少看清袅袅炊烟下那黑黝黝的灶头,这种忽略农村生活细节的诗歌语法,表现了一种目击状态、一种颇具游离意味的眺望或者俯视。事实上,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现代城市语境正在挤兑和覆盖农业文化话语,许多传统意义的镜像逐渐退出我们的视线,这也是当下先锋文化所津津乐道的。但有一点必须肯定,乡村并没有彻底从我们眼前消失,它以渐渐萎缩但仍然阔大的胸怀接纳和宽容着我们,它的痛苦、温存、辛酸、疲惫,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退场,它一直是我们怀念的家园。因此,对于乡村刻骨铭心的痛切和怀念不会也不应该从现代汉语诗歌中淡化。这不是一次挽歌意义的哀悼,更不是对陈旧生存的执迷,而是籍此缔造真实的情感纽带维系一种精神抚慰。这是陈忠涛的诗歌语境的真实意义。
与那些意识形态诗语的亮丽、硬硕截然不同,也与那些充斥着撒娇意味的逆反咆哮有质的区别。陈忠涛的诗歌呈现着一种阴郁、忧伤和固执的气质,充满了对艰难生存的悲悯和关切,这是生命意志的洗练。当下的诗歌似乎已经失去了这种气质。没有这种精神气质,诗歌生命是黯淡的,一个怎样都行的年代是糟糕的,一个恣意混淆诗歌精神的时代是糟糕透顶的。在这个物欲张扬的现世,诗歌也许是我们心灵最后的抚慰。
就像理念泛滥一样,商业社会的概念泛滥使得人们生活在媒体和广告语境中,而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盲动最终将导致我们对什么是艺术表现出一种彻底的粗浅认知,当人们用国家意识形态守则和流行生活指南来界定写作的方向,舍弃艺术创作中那种自发的、神秘的灵性;那种不可预知的、无法用任何牵强的理念去限定它的艺术自由时,诗歌的感染力也就干瘪如洗了。如果诗人试图去影响读者,哪怕是绝望的看到大众的无动于衷,诗人所要体现的仍然是一种精神,一种远离尘世喧嚣的独立和孤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汉语诗歌全面进入拒绝崇高和高贵的精神分离过程,进入到一个狭小的圈子中的自唱自和,视野琐碎,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经验像小脚婆娘的裹脚布一样,充斥着诗歌界,根本忽略培养和具备一种在绝望中清醒的姿态。在这种状态下的诗歌写作,能够坚持什么需要莫大的勇气。庆幸的是,陈忠涛在努力挣扎着,以近似于绝望的孤独坚持诗歌气质的自我培育。
“雨水是云朵的哭泣,从天空落了下来
有风吹着。有一些粗糙的东西
被我看见……
我是泥土的前身,饱含着深情地爱着
这个世界。生活的某些痛楚
一直在我体内布满自己的痕迹” ——《阴影:雨水的夜晚》
诗人的创作更多的也许是依托于一种气韵。诗歌既不是话语文本,也不是哲学,更不是警世明言,诗歌的特征是意念,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悟、迷惑,它包容着人们内心对于现存世界的感知却又深陷在一片疑云中。在此,他用具有质感的语言向我们陈述他的焦虑、他的痛楚、他的坚持。这些回荡在平原腹部的呢喃,反复向我们痛述一个个体的生命意志里最柔软的情感渴望。
城然,对于他的诗歌语法,存在许多的争议,这里,我参照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所创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来阐述我的分析。陈忠涛的诗基本是一种叙述语法,句法与散文相似,但在陈述和断句上又遵循了一般诗歌习惯,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重要的是他的诗由于在意象运用上注重动词的生动而不是精确,使诗歌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张力。而诗歌的张力就来自于词的全部外延与内涵所表现的各种意义的统一。当人和世界的丰富生存语义蕴含在诗歌这一抽象化具像的审美规范--文体模型之中,才能散发出感人的审美生存氛围、情绪和气息。诗歌话语行为必须要指向对象性的生存图景的具像性描摹(夸张与变形),才能走向对文本的创造。诗意也许就是努力寻求人类语言创生的另一种方式。从终极意义上讲,对语言的逻辑和语法的"反"与"遵从",都仅是形态上的区别性标志,叙述语言体式的奔流性,由于文学话语行为的反逻辑和反语法的特定指向性,也就生成了叙述体式的独特性,这也是陈忠涛诗歌语法的独特性。当然,在他一些诗中,我们也能够读到不顺畅的断句样本,这些断句明显的有悖于一般的阅读习惯。但是,这不是我需要进行诘难的。阅读是一种习惯,写作也是,这两种习惯有相互影响渗透的功能。
“我就这样走着,只能这样走着。一切/都不可能改变”《牺牲:和春天有关》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宣言,在诗歌的道路上,陈忠涛会一直这样义无返顾地走下去,这是我从他喋喋不休的低语中所获悉的。《低语》是他出版的第三本诗集,与前两本一样,他坚持着一种倾诉,由此而进入这个年代硕果仅存的少数叙述者序列,成为令人迷惑的诗歌深度。越过他孤独的背影,麦浪起伏的平原向我们缓缓展开她深邃而真实的内涵,阔大、坚韧、充满辛酸和力量。
2008年1月27日于郴州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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