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在榆村杈村上高小。那时我可能十三四，或者十四五岁，正是青春蒙动的年纪。我有四个死党，分别叫作电灯、电话、物理、化学。我们村上大多姓苟，所以我的四个死党被称做榆村四狗。我带着四狗，乘上学时间，父母无法约束，便上水塔，钻地洞，干些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事情。

这年夏天，我们到西安上师范的老师又回到我们学校，那老师姓刘，是个小白脸书生，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刘老师回来，屁股后头还跟了一个穿素花连衣裙的姑娘。

刘老师和那姑娘走进校门，我正和榆村四狗被校长拉到学校门口的榆树底下罚站。那姑娘就和刘老师进来了，校长是个瘸子，走路一摇三晃的，他看见刘老师带那姑娘进来，就晃晃地过去，和刘老师握手，并和那姑娘握了一下，然后，他们三个人笑笑地向学校里去了，那姑娘尾随在后，还不时回头奇怪地看我们一眼。

我忽然感到有些羞怯，老师把我们拉到这里罚站，这并不是头一回。有一次校长还召集全校学生来看我们，我都没有感到怯场，更没有一丝愧意。可是今天，我们却在一个女人面前，一个陌生女人面前，一个漂亮的穿连衣裙的女人面前丢人现眼了。

“这女人是谁？”苟电话说：

“不知道，可能是刘老师办回来的客货女人”。苟电灯吸着鼻涕说。

关中人排外，一般人家是不会娶外地的女人为妻的，只有那些穷汉或声名不好的老光棍，才花钱到四川、甘肃的深山里买回女人为妻，关中人将外地女人，统称为“客货人。”

“这女人穿的啥，是一条炕单子？”楼上问楼下。

楼下说：“反正我没见过，这炕单子底下还穿着啥？”

我们五个人一言一语地站在榆树底下分析，直到瘸子校长出来敲响了榆树上挂着的那块破铁犁。

最让我吃惊的是，第二天上课，校长将那个姑娘领到我们教室来了。我羞愧得不敢抬头，校长上了讲台，用大手敲了一下桌子，指着那姑娘说：“这位是高老师，省城师范学校的高材生，分到咱们学校来了，以后，她代你们的生物课”。

那姑娘刚才靠门站着，这时上了讲台，脸已羞得像一个红色的气球。她怯怯地看了一下坐在眼皮下的我们这些掉着鼻涕穿着破褂光着身子的学生说：“同学们，我叫高娜，今后我给你们上课，希望大家能支持我”。

我们这些从小在家挨打，在学校挨骂的孩子，谁听过这些客客气气的话。每次有新老师来，校长一介绍，他就会说：“谁在我课堂上骚情、捣乱，看我把谁的骨头砸了卖给废品收购站”。可今天来的这位，说话文文的，声音细如蚊蝇，站在台上怯怯的像自己犯了错一样，这让我们好开心。

瘸子校长听了高娜的话，叹了口气，摇摇头走了。

讲台上只剩下高娜，婷婷地站在那里。

高娜说：“现在是粮食困难时期，毛主[xi]说，粮不够，瓜菜代，我今天给大家讲疏菜的一种叫萝卜。”

高娜的这句话，让我啄磨了好多年，因为我始终想不道，为什么粮食不够，要“挂彩带”。

高娜说完，就从一本书中拿出夹在其中的一个细小萝卜，交给第一组的第一个学生，说从前头往后传，仔细看看萝卜的形状。

我们这地方已经“挂彩带”好多年了，萝卜这东西遍地播种，四野开花，顿顿上桌，我们这些泥土里钻出来的乡下娃，谁没见过这东西。

萝卜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老师拿一个萝卜在课堂上，让大家传着看，于是众人兴奋起来，将那萝卜像玩橄榄球一般，在众人手中抛弃、抢夺起来。

萝卜在一组被抢夺，搞得闹轰一阵，一组最霸道的苟胜利，竟将萝卜藏进袖筒里，这最不能让人容忍，我对榆村四狗说了声上，四狗一扑齐出，将苟胜利压于桌下，从袖筒中搜出萝卜，苟电话一张嘴将那细小的东西吞进肚里。

我一直在看着高娜，我看见她的脸上，一会吃惊，一会疑感，一会胆怯，到最后，已变得惨白了。

高娜奔出教室，竟跑到那天我们罚站的榆树下，抱树哭泣。

我们在教室里一哇声吼叫，来欢庆我们的胜利。

瘸子校长来了，像一个勇猛的猎人，发现了一只打断腿的野狼，他的动作迅捷极了，只一眨眼，已到了我们面前，我、苟胜利、榆树四狗都被校长双手拧耳，提出教室。

校长将我们拉到高娜身后，大声问：“小高，是哪个瞎熊胡日鬼？”

我心里一阵冰凉，完了，完了，我们又得在榆树下被罚站了。

谁也没想到，高娜却回过头来，用手背擦了擦眼泪，说：“校长，不怪他们，怪我，我自己不小心，碰了一下桌子。”

校长顿时委顿下去，身子开始晃动了，说，“那你哭个屁，这么大的娃了，碰一下桌子，还哭。”

校长走了，高娜看着我们，气鼓鼓地说：“都是你们害我，上课第一天就被校长训一顿”。

高娜把我们饶了，我对四狗说，从此我们也要饶了她。

第二天上课，我们开始模仿好学生的样子，坐直了身子听，我对班上所有的爱捣蛋的同学打了招呼，高娜上课，谁也不许骚情。果然大家都不胡来，静静地上课，教室里除了高娜讲课的声音，我们翻动书页的声音，再有的就是一片唏喝唏喝的吸鼻涕的声音。

我听进去了高娜讲的一切，渐渐觉得有趣，考试不再只得十分八分。后来我告别了榆村杈村，告别高娜，上了中学，上了大学，如今我坐在省城部属科研单位的大楼里，我在想高娜，你在哪里，你好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