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至1966年夏，我们华师大1967届学生参加了当时称为“伟大”的“四清”运动。已过四十多年，现仅把残存的一些略陈如下，给岁月留点反思。

听陶铸报告

鼎鼎大名的中共中央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书记来我校作报告，大家极为振奋！对我来说，一是听听有何中央新“精神”；二是他的文章文采不错，报告自然也会不同凡响。

在草棚大礼堂东侧，他一下车，便吸引了众人目光，只见：矮个，胖胖的，短平头，花白头发，脸红润。报告时，声音洪亮；只是他的湖南腔普通话，听起来不太舒服。而且，“四清”的伟大意义，与报刊上讲的差不多。没两下，我便提不起精神来听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才知道这个湖南佬厉害：他广西剿匪，杀人不少，一杀就是几万；一到广东，便排挤叶帅；一再“反地方主义”，不知冤屈了多少广东老干部；五八年号召大家“三顿干饭拼命吃”带来三年饥饿的，还是此公。当然，“文革”初调往中央，敢顶江青，惹来杀身之祸，倒是硬汉，值得歌颂。

触及灵魂的查自己

四清四清，清他人先要清自己。陶铸报告，系领导动员之后，便轮到我们“洗澡”了。大事小事，鸡毛蒜皮，新账旧账，都来个统统端，统统“上纲上线”，统统要把这些归到“挖社会主义墙脚”、“成为修正主义苗子”、“和平演变的基础”层面。总之，往自己头上扣的屎盆子、尿盆子越大越好，越臭越好。

但是，领导的说法却很厉害：“要警惕一些人在大帽子的遮盖下过关！”这又苦了，怎么样才能过关呢？

我亲见一位女同学，脸色铁青，打着哆嗦，声音颤动，在清算自己……我呢，本未受父亲什么坏影响，此时也无中生有拉几条；我受书本得益无穷，此时也很批“受封、资、修毒害”，成为“垮掉的一代”，“杜勒斯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来……

于今想来，真是见鬼！见鬼！阿弥陀佛！

“打狗队”来了

我那时分往广州郊区九佛公社枫下工作队凤尾声工作组。我们为了不打草惊蛇，扛着行李，悄然进凤尾村……

“打狗队来了！打疯狗的来啦！”有人叫喊。

“打防疫针的来了！”又有人传。

那时，我们成为抗战时的“敌后武工队”，要在一片漆黑之中打个“四不清”干部措手不及……

找“三同户”难

找“三同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主儿，若找错依靠对象，便问题大。一不留神，便“立场问题”，生死大事啊！干部不能找；与干部沾亲带故的不能找；社会关系不好的，不能找；本人有历史、现实问题的，不能找！

找呀找，难找，如大海捞针！

难找还好，找错了才“当衰”啊！

在这关头，我倒幸运：与我一起找“三同户”的，是鼎鼎大名的何济公制药厂的党支部书记阮婵大姐；而且，她是主，我是从，什么责任，主要她承担。

果真，一开始，我们的“三同户”阿门，是贫农；后一查，其父做过伪乡长！我们连夜撤，还吓出一身冷汗！

不准地主埋贫下中农子女尸体

南一队何虾的姐姐自小得精神病，痴痴呆呆，狂狂癲癫，披头乱发，面目狰狞，十分可怕！一个寒夜，这狂女死了。何虾家是贫农，我们当然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认真安慰了一下他们，埋葬事则任由其处理了。不料，给工作队的“片长”阮婵知道了，大声嚷：

“不行！我们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贫下中农子女怎能给地主分子去埋？”

原来农村迷信，谁都怕死人；尤其是夭殇的“短命鬼”，人见人怕。那时，对“五类分子”的惩罚有这么一条：强迫他们去埋死佬。因此，凤尾一位老老实实的老地主，便成为老“专业户”！

其实，阮大姐也是嚷嚷而已，她也怕“死佬”，不敢去埋；我从小最怕“死佬”，当然不敢为之了；而且，那么多“毛主[xi]最信得过，阶级觉悟最高”的贫下中农，经反复动员，还是没一个人“觉悟”，肯出来埋这“疯死佬”！最后还是让地主佬去埋死佬。

贫农老婆娘控诉共[chan*]党和诬陷我

发动群众的重要一招是回忆对比——忆旧社会的苦。南一队公认最苦的有二位，一位是老太婆邝富三，一位是五保户的奀叔。

那天晚上，刚好工作组负责人也来指导。邝富三当时已六十多岁，满脸皱纹，背弯如弓。尤其是她的腿，不知是牛皮癣还是什么的，浮肿得如大象的腿，紧绷绷，闪着幽光，十分可怕。她没文化，但因为是老贫农，人人讲她旧社会苦大仇深，让她作典型忆苦最合宜。谁知，她讲了没几句国民党的苦，竟然声泪俱下口出狂言了——

“困难时期好惨啊！公社化、大饭堂，不知饿坏了多少人，也不知饿死多少人！天天捱饿，我们老大人还好对付；最可怜的是我正在长身体的女儿，饿得不会长大！还饿得一身是病，至今嫁不出去……”

坏了！坏了！她诉的是共[chan*]党的苦，分明是攻击“三面红旗”，分明与帝、修、反一起“反华大合唱”！三年困难时期是饿，我也饿，全国人民也饿；但不能说，绝对不能说！如今的“四清”即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歌颂共[chan*]党，就是捍卫“三面红旗”，就是“反修防修”！我吓坏了，先用眼瞪她，接着用手指示意她不要说，还是不行，她还在“攻击”我们的“三面红旗”；最后，气得我在桌下面狠狠踩她一脚，她才住嘴！

轮到奀叔忆苦之后的表决心，也不妙：“你们问我与四不清干部斗，有无决心，我当然有啊！你们给我权，有了权，我便不怕……”听他这么一说，我们私下议论，他有点像争权夺利的“勇敢分子”，他的“革命性”，不太纯正。

我与那老婆娘的事也未了断。工作队整风，要听了贫下中农意见。后来，工作队负责人（他是部队的团参谋长）告诉我，说那老婆娘对我有意见，讲一个大男人，堂堂的工作队员，在大众场合故意踩她的脚，“作风有问题！”我立即把原委讲了，连负责人也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应该制止她发言，她这么老，这么丑，那条腿这么可怕，谁肯去调戏她！”

夜闯乱葬冈

我们纪律性强，工作不要命。有一天，分我到远离总部的大岭山暂时工作。一天半夜，有紧急情况，我便赶回总部报告。我最怕死人，尤其夜晚独自过阴森森的乱葬冈；如今也顾不上了——就是有鬼，我也要与它拼个死活！

到了那里，漆黑可怕，生怕横七竖八的地下跳出什么牛头马面来！顿间，我毛孔痉挛，怎么办？对，唱革命歌！“雄赳赳，气昂昂……”抬高声音，拧亮手电，迈大步伐，目不旁视，果然闯过去了！

老赵有办法

老赵是华师中文系65届毕业生，党员，红人，留校，与我们一起搞“四清”；但他在九佛团部。有一天，我落的南一队，有个小青年干部，自恃出身好，无问题；加上我广州话差，笨嘴笨舌，一直辩不过他。只好请老赵帮忙了。

好老赵！先沉下气，平平和和，任由那小青年干部讲；不时还脸带微笑。那小青年以为同情他，越发讲得地无分南北了。待他讲完了，老赵不紧不慢，严严肃肃，一一列出他刚才的“放毒”，然后“上纲上线”，提到对毛主[xi]的态度的“立场大问题”；结果，他立刻目瞪口呆就擒！

我，真服了老赵：这个广州佬不简单！

以后，在漫长的任教生涯中，对顽皮难驯的学生，在最后关头，我不时用此“引蛇出洞”法擒拿“顽敌”——不过，却违反教育本质了！

其实，在中国，对自己人使用“引蛇出洞法”最出色者，乃反右时的毛泽东。老赵学得比我好。但前几年我回华师，却惊闻：已做了处长的老赵，竟然在海边溺水而逝，真是阿弥陀佛……

与何灿桃老师共事

我在“四清”后期病归，与何灿桃老师共事。他是本公社小学老师，为人老实，又虚心；尤其佩服我们这些大学中文系学生。因此，我们无所不谈：谈他的家世，谈受人欺负，谈他们夫妇人恋爱到结婚的坎坷……真难得有如此热诚、开朗的知心人。因此，我们长期保持了友谊。前两年，我去广州九佛附近的“康大”学校带学生参加广东省中学生快速作文比赛，还专门去探访他。可惜，他不在，只见到他的妻及一个女儿。

据他来信云，几十年来他生活得很不顺利，很苦，现不时钻医学；不过，女儿还算争气……

理发室的王大姐，您还好吗？

在“四清”中，我拼命干。一天，秋收挑稻草，我挑得特别重。突然，听得右膝关节“拍啦”一声，马上疼得倒地了……

到中山医检查，半月板撕裂，只能手术！

手术后，我一个人躺在病房，孤零零的。麻药一过，关节内出血往外溢，冲向压紧的石膏板！痛得刺心刺骨，我咬牙，不行，还疼；只得呻吟：“痛死我了，哎哟——？”

“你是姓张的同学吧？”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大姐，微笑着，手里端着用棕衣包着的器皿，走了过关。

“你是理发室的王大姐吧？找谁？”

“就是找你！知道你远离家乡，单你一个，做了手术也没人送点营养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唉！怎么行呢？怎么好意思呢？都怪我，去她那里理发时，不小心说了我于何时做手术的事。想不到她硬要“学雷锋”，把温暖送到我这里来了！

既来之，则安之，我只得收下她尚温热的燉鸡。的确，却之不恭啊！

过了不久，我回华师院医室休养，负责她那个单位“四清”的工作队员便来找我了！问王大姐有无“不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我作了断然否定的回答后，那位队员才离开。

不知周围人给了她什么压力，过后我去感谢时，她反而不太自然。以后，见了还故意疏远我！

但是，不论如何，在时光已流逝四十载之后，我还记着王大姐，还感激王大姐！……

写于2007年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8-2-8 23:01:43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