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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怪陆离忆“社教”——“四清”运动四十二周年祭张长兴

发表于-2008年02月08日 晚上10:47评论-1条

1965年夏至1966年夏,我们华师大1967届学生参加了当时称为“伟大”的“四清”运动。已过四十多年,现仅把残存的一些略陈如下,给岁月留点反思。

听陶铸报告

鼎鼎大名的中共中央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书记来我校作报告,大家极为振奋!对我来说,一是听听有何中央新“精神”;二是他的文章文采不错,报告自然也会不同凡响。

在草棚大礼堂东侧,他一下车,便吸引了众人目光,只见:矮个,胖胖的,短平头,花白头发,脸红润。报告时,声音洪亮;只是他的湖南腔普通话,听起来不太舒服。而且,“四清”的伟大意义,与报刊上讲的差不多。没两下,我便提不起精神来听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才知道这个湖南佬厉害:他广西剿匪,杀人不少,一杀就是几万;一到广东,便排挤叶帅;一再“反地方主义”,不知冤屈了多少广东老干部;五八年号召大家“三顿干饭拼命吃”带来三年饥饿的,还是此公。当然,“文革”初调往中央,敢顶江青,惹来杀身之祸,倒是硬汉,值得歌颂。

触及灵魂的查自己

四清四清,清他人先要清自己。陶铸报告,系领导动员之后,便轮到我们“洗澡”了。大事小事,鸡毛蒜皮,新账旧账,都来个统统端,统统“上纲上线”,统统要把这些归到“挖社会主义墙脚”、“成为修正主义苗子”、“和平演变的基础”层面。总之,往自己头上扣的屎盆子、尿盆子越大越好,越臭越好。

但是,领导的说法却很厉害:“要警惕一些人在大帽子的遮盖下过关!”这又苦了,怎么样才能过关呢?

我亲见一位女同学,脸色铁青,打着哆嗦,声音颤动,在清算自己……我呢,本未受父亲什么坏影响,此时也无中生有拉几条;我受书本得益无穷,此时也很批“受封、资、修毒害”,成为“垮掉的一代”,“杜勒斯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来……

于今想来,真是见鬼!见鬼!阿弥陀佛!

“打狗队”来了

我那时分往广州郊区九佛公社枫下工作队凤尾声工作组。我们为了不打草惊蛇,扛着行李,悄然进凤尾村……

“打狗队来了!打疯狗的来啦!”有人叫喊。

“打防疫针的来了!”又有人传。

那时,我们成为抗战时的“敌后武工队”,要在一片漆黑之中打个“四不清”干部措手不及……

找“三同户”难

找“三同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主儿,若找错依靠对象,便问题大。一不留神,便“立场问题”,生死大事啊!干部不能找;与干部沾亲带故的不能找;社会关系不好的,不能找;本人有历史、现实问题的,不能找!

找呀找,难找,如大海捞针!

难找还好,找错了才“当衰”啊!

在这关头,我倒幸运:与我一起找“三同户”的,是鼎鼎大名的何济公制药厂的党支部书记阮婵大姐;而且,她是主,我是从,什么责任,主要她承担。

果真,一开始,我们的“三同户”阿门,是贫农;后一查,其父做过伪乡长!我们连夜撤,还吓出一身冷汗!

不准地主埋贫下中农子女尸体

南一队何虾的姐姐自小得精神病,痴痴呆呆,狂狂癲癫,披头乱发,面目狰狞,十分可怕!一个寒夜,这狂女死了。何虾家是贫农,我们当然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认真安慰了一下他们,埋葬事则任由其处理了。不料,给工作队的“片长”阮婵知道了,大声嚷:

“不行!我们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贫下中农子女怎能给地主分子去埋?”

原来农村迷信,谁都怕死人;尤其是夭殇的“短命鬼”,人见人怕。那时,对“五类分子”的惩罚有这么一条:强迫他们去埋死佬。因此,凤尾一位老老实实的老地主,便成为老“专业户”!

其实,阮大姐也是嚷嚷而已,她也怕“死佬”,不敢去埋;我从小最怕“死佬”,当然不敢为之了;而且,那么多“毛主[xi]最信得过,阶级觉悟最高”的贫下中农,经反复动员,还是没一个人“觉悟”,肯出来埋这“疯死佬”!最后还是让地主佬去埋死佬。

贫农老婆娘控诉共[chan*]党和诬陷我

发动群众的重要一招是回忆对比——忆旧社会的苦。南一队公认最苦的有二位,一位是老太婆邝富三,一位是五保户的奀叔。

那天晚上,刚好工作组负责人也来指导。邝富三当时已六十多岁,满脸皱纹,背弯如弓。尤其是她的腿,不知是牛皮癣还是什么的,浮肿得如大象的腿,紧绷绷,闪着幽光,十分可怕。她没文化,但因为是老贫农,人人讲她旧社会苦大仇深,让她作典型忆苦最合宜。谁知,她讲了没几句国民党的苦,竟然声泪俱下口出狂言了——

“困难时期好惨啊!公社化、大饭堂,不知饿坏了多少人,也不知饿死多少人!天天捱饿,我们老大人还好对付;最可怜的是我正在长身体的女儿,饿得不会长大!还饿得一身是病,至今嫁不出去……”

坏了!坏了!她诉的是共[chan*]党的苦,分明是攻击“三面红旗”,分明与帝、修、反一起“反华大合唱”!三年困难时期是饿,我也饿,全国人民也饿;但不能说,绝对不能说!如今的“四清”即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歌颂共[chan*]党,就是捍卫“三面红旗”,就是“反修防修”!我吓坏了,先用眼瞪她,接着用手指示意她不要说,还是不行,她还在“攻击”我们的“三面红旗”;最后,气得我在桌下面狠狠踩她一脚,她才住嘴!

轮到奀叔忆苦之后的表决心,也不妙:“你们问我与四不清干部斗,有无决心,我当然有啊!你们给我权,有了权,我便不怕……”听他这么一说,我们私下议论,他有点像争权夺利的“勇敢分子”,他的“革命性”,不太纯正。

我与那老婆娘的事也未了断。工作队整风,要听了贫下中农意见。后来,工作队负责人(他是部队的团参谋长)告诉我,说那老婆娘对我有意见,讲一个大男人,堂堂的工作队员,在大众场合故意踩她的脚,“作风有问题!”我立即把原委讲了,连负责人也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应该制止她发言,她这么老,这么丑,那条腿这么可怕,谁肯去调戏她!”

夜闯乱葬冈

我们纪律性强,工作不要命。有一天,分我到远离总部的大岭山暂时工作。一天半夜,有紧急情况,我便赶回总部报告。我最怕死人,尤其夜晚独自过阴森森的乱葬冈;如今也顾不上了——就是有鬼,我也要与它拼个死活!

到了那里,漆黑可怕,生怕横七竖八的地下跳出什么牛头马面来!顿间,我毛孔痉挛,怎么办?对,唱革命歌!“雄赳赳,气昂昂……”抬高声音,拧亮手电,迈大步伐,目不旁视,果然闯过去了!

老赵有办法

老赵是华师中文系65届毕业生,党员,红人,留校,与我们一起搞“四清”;但他在九佛团部。有一天,我落的南一队,有个小青年干部,自恃出身好,无问题;加上我广州话差,笨嘴笨舌,一直辩不过他。只好请老赵帮忙了。

好老赵!先沉下气,平平和和,任由那小青年干部讲;不时还脸带微笑。那小青年以为同情他,越发讲得地无分南北了。待他讲完了,老赵不紧不慢,严严肃肃,一一列出他刚才的“放毒”,然后“上纲上线”,提到对毛主[xi]的态度的“立场大问题”;结果,他立刻目瞪口呆就擒!

我,真服了老赵:这个广州佬不简单!

以后,在漫长的任教生涯中,对顽皮难驯的学生,在最后关头,我不时用此“引蛇出洞”法擒拿“顽敌”——不过,却违反教育本质了!

其实,在中国,对自己人使用“引蛇出洞法”最出色者,乃反右时的毛泽东。老赵学得比我好。但前几年我回华师,却惊闻:已做了处长的老赵,竟然在海边溺水而逝,真是阿弥陀佛……

与何灿桃老师共事

我在“四清”后期病归,与何灿桃老师共事。他是本公社小学老师,为人老实,又虚心;尤其佩服我们这些大学中文系学生。因此,我们无所不谈:谈他的家世,谈受人欺负,谈他们夫妇人恋爱到结婚的坎坷……真难得有如此热诚、开朗的知心人。因此,我们长期保持了友谊。前两年,我去广州九佛附近的“康大”学校带学生参加广东省中学生快速作文比赛,还专门去探访他。可惜,他不在,只见到他的妻及一个女儿。

据他来信云,几十年来他生活得很不顺利,很苦,现不时钻医学;不过,女儿还算争气……

理发室的王大姐,您还好吗?

在“四清”中,我拼命干。一天,秋收挑稻草,我挑得特别重。突然,听得右膝关节“拍啦”一声,马上疼得倒地了……

到中山医检查,半月板撕裂,只能手术!

手术后,我一个人躺在病房,孤零零的。麻药一过,关节内出血往外溢,冲向压紧的石膏板!痛得刺心刺骨,我咬牙,不行,还疼;只得呻吟:“痛死我了,哎哟——?”

“你是姓张的同学吧?”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大姐,微笑着,手里端着用棕衣包着的器皿,走了过关。

“你是理发室的王大姐吧?找谁?”

“就是找你!知道你远离家乡,单你一个,做了手术也没人送点营养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唉!怎么行呢?怎么好意思呢?都怪我,去她那里理发时,不小心说了我于何时做手术的事。想不到她硬要“学雷锋”,把温暖送到我这里来了!

既来之,则安之,我只得收下她尚温热的燉鸡。的确,却之不恭啊!

过了不久,我回华师院医室休养,负责她那个单位“四清”的工作队员便来找我了!问王大姐有无“不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我作了断然否定的回答后,那位队员才离开。

不知周围人给了她什么压力,过后我去感谢时,她反而不太自然。以后,见了还故意疏远我!

但是,不论如何,在时光已流逝四十载之后,我还记着王大姐,还感激王大姐!……

写于2007年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8-2-8 23:01:43修改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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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点评 ☆
文清点评:

厚重的文字,
真实的记录了那段历史。

文章评论共[1]个
文清-评论

期待朋友的首发文章。at:2008年02月08日 晚上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