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的时候，我有一些梦想。小学时，想当作家，还有书法家。初中时，向往土木工程。高一时想考农学院，然后到老家创业致富。但后来我选了文科，不能考农学院了，于是我就想做一名老师，原因是觉得我的中学老师们活得挺自在，他们不坐班，每天两三节课，上完就回家，每家还有一小块菜地，可以种点杂蔬。更让我羡慕的是我的英语老师家有电子琴和组合音响，他经常弹琴给他妻子的歌唱伴奏。我想啊，有菜地，还有电子琴和组合音响，当老师，没错；我倒没有去想不当老师也可以有这些的。我的高考志愿就填了三所外省的师范学院，结果考上了苏州的一所。当初我的高三语文老师陈女士两次嘱咐我将志愿改改，说男人教书不好，起点应该放高点。我把她的话都当作了耳边风。

大一时我又练起了书法，想考书法研究生，做一个大学里的书法教师，到底没有坚持下去，应了陆游说的“万事皆知因懒废”了。教我们先秦文学的杨老师多次在班上鼓励大家考研究生，并谈起他当年的考研经历，为我们讲经验，说教训。很快就有几个人雄心勃勃准备起来，而我又是其中英语最好的一个，信心最足，准备投到苏州大学王钟陵教授的门下，搞魏晋文学，今后做个学者。为此我97年没有回家过年，在校内看书抄书，日子过得很充实。98年，我爱的人突然翻脸，加之受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句话的毒害，我的考研就偃旗息鼓了。现在想来，并不能怪庄子，没有试过，这么就知道不可奈何呢。年底，该报名了，杨老师听说我没有报名，让一个同学叫我给他打电话。电话里，杨老师一听我说不想考了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失恋了？”我说，大半是因为这个吧。很快就到了毕业分配。大家都有两个选择，当老师，或者当秘书。想到秘书的奴仆和跟屁虫嘴脸，我坚定地选了教师职业。那一年贵州的铁路中学没有名额，我正好可以跑到远方去逃避痛苦的追捕，迅速填了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保定职工学校，心想职工学校嘛，没有升学压力。

到了保定才知道，不是在职工学校，而是在职工学校下属的子弟学校，教初中，月工资是368元，买个教学用录音机还得加几十元。靠！我到保定的第二天购置锅碗瓢盆时差点在大街上哭起来。按学校的规定，先见习一个月，就是听一个月的课。由于本是带着失意到保定的，加上对那里的城市面貌远不如苏州，工资又这么少（前半年还没资格领奖金，只能眼睁睁看别人数钱），我每个老师只听了一节课就不听了。一个月满，要讲公开课，通过后才能正式上课，否则，按他们的说法要打回大学二次分配。公开课结束，教数学的正、副校长说，专业知识基础较扎实，声音小，方音重。我想那就是应该基本通过了吧。但第二天组上唯一的高级教师就把我留在办公室里，传达校长的意思：小心点，要努力，这节课随便在班上叫一个学生上都比我上得好，云云。听得我咬牙切齿，还是勉强说了声谢谢。回到宿舍，我一个劲地抽烟（我就是那年真正会抽烟的，现在烟瘾不小），打算卷铺盖走人，可是行李太多，尤其是书。晚上我给杨老师写了一封信。几天后收到回信，信中说，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要看他一生做成功了几件事，而不是失败了几件事，如果走人了，就是失败了。我想也是，就听老师的吧。还真庆幸自己没有对那位其实是很慈祥的高级教师出言不逊。接了初二的课之后，我这边是有几个家长到校长处反应我的教学方式学生不适应，方音重，学生听不懂，强烈要求换回我的前任。而我的前任谭大哥刚到职工学校当秘书不久就被领导训得狗血喷头，原因是上级官员来检查，按惯例走的时候要买礼品给他带走，于是谭大哥就开车出去买了，刚出去党委书记就要用车，找不到车，等谭大哥回来就大发雷霆。谭大哥没敢顶嘴。我偷笑，这是秘书的家常便饭，所以我当不了秘书。校长打发走了家长，而学生很快就喜欢上了我，第二年中考，给我考了保定新市区优秀率和平均分第二。校长很高兴。她其实是个不错的领导，那次授意高级教师教训我，推究起来有两个原因：我在见习期的表现不好，我是组里唯一的科班本科生，不被杀杀锐气可能会心高气傲。接下来我又想到了考研，还是因懒而废了。2001年期末考试后的一次会议上，职工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未点名地严厉批评了我，因为我的初一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倒数第二。第二天管教学副校长找我谈话，说我工作不认真，他估计我高中是混混，混进了大学，又混毕业，工作又是混混。我正告他，我高考是县里的状元，大学成绩虽不是第一，但第一的人要佩服我，并且叫他去打听一下，全子弟学校有哪个老师像我一样免费给学生补课，上一届毕业的学生现在还想回来叫我补课呢。过了几天，这位副校长又把我叫去，说职工学校有几名职工要参加学历考试，语文他们都不懂，让我先给他们把答案做出来。我一边暗笑这是混混做得了的吗，一边已经拿定主意要调回老家了。我自己出钱请学生们到公园玩了一下午，并摄影留念，算是告别。子弟学校校长知道后找我谈话：“我理解你的心情，领导发火是因为有人吃里爬外把好学生全都怂恿到外销去了，这届学生底子怎么样大家都知道的，加上开会前刚有一位老师为调动不成和他吵架，其实他并不是要针对你。你要调去什么地方？还没有找到退路就先呆着，找到了告诉我一声就行。还没着落就走不稳当。”我很感动，向她承诺要把那届学生带毕业。

但我还是调回了老家的中学，因为这里有集资建房的末班车可以赶上。当我满怀愧疚打电话回保定时，校长只是说：“你呀！”

每一届学生毕业后都有人对我说：“老师，你不该呆在中学，你该在大学教。”2005年10月在一位已经考研成功的同事的劝说下，我开始看书复习。11月，左手长了个瘤子，切除后又继续生长，所以怀疑是癌症，妻女都痛哭，我也凄然。考试结果下来，没考上，败在了基础专业综合科上，而主考专业考了113分，英语和政治居然考了50多分。更奇异的是，瘤子消失了。妻子说：“考什么考，考上了你在外面你的歪诗难免会招来其他女人。变心了，家庭就破碎了。”我说那就不考了，考研是曾经的一个情结，这次已经证明我能考上了；考研也是因为喜欢古代文学，喜欢的话不靠也可以自己学习研究，在家看闲书总比被考试逼着看舒服；变心倒不会，只是那样一来，一家三口连一周团聚一次也不能了（妻在乡下上班）。

前阵子，一个快要去美国麻省留学的保定学生在qq上说：“老师，李岩（另一个也快去美国留学的学生）说你不该呆在中学。”我说：“现在我很快乐，够了。中学生比大学生单纯，在这里种下真善美的种子，收获也许比在大学的大。”

每当放假，都会有毕业了的或还没毕业的学生来我家，一起喝酒，唱歌，相拥着欢笑或者流泪。一天晚上，我从教务处楼下经过，环顾四周，我第一次对这所我的初中、高中母校油然起了浓浓的爱意。身边的同事们，有的在努力往城市调动，有的在抱怨老师的待遇低工作累，有的在瞧不起自己从事的事业。是啊，连写那位《围城》的先生都说男人最没出息的是做老师，最最没出息的是做语文老师。可我，却是一名快乐的县城中学的语文老师，而且，还是二级的喔。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