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上一个人,就想更多地了解他,就想知道他的经历。如果他的一些经历竟然和自己有某些相关,那么内心的激动、兴奋、甜蜜是难以言表的。1998年,王小波死后,我开始读他的《沉默的大多数》,然后喜欢上了他,一直到今天,可能还会延续很长的时间。
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小波多次提及云南,提及他插队当知青的地方。多少年来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这本书,在其中享受乐趣,接受启蒙,转变思维,学习自由和智慧的法则,也一次又一次在推测:小波在云南的哪个地方插队。有一段时间,我对小波插队地方的兴趣,超过了对他作品的兴趣。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云南人,小波杂文里说的地方,非常像我们这里。
比如,在《椰子树与平等》里,讲插队的地方“气候炎热,出产各种热带水果,就是没有椰子”。然后说了一个不长椰树的野史故事,这个故事同我在陇川听到的一模一样。《思想和害臊》里则说明了插队的地方是一个傣族聚居区,傣族老太太叫“蔑巴”,把菠萝蜜叫“牛肚子”,这些完全是我现在日常生活的用语。在那篇著名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也留下了关于插队地方的线索“我们这里有座糖厂”、“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这里的糖厂和甘蔗地,也完全符合陇川的情况。《救世情结与白日梦》里,有更为清晰的地理描述:“七0年,我在云南插队,离边境只有一步之遥,对面就是缅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过去参加缅共游击队。”最强有力的证据是《沉默的大多数》,这篇文章提到小波一次生病后,同样生病的同学“半搀半拖,送我涉过了南宛河,到了医院”。南宛河就在陇川,是瑞丽江的上游支流。类似的线索小波杂文中还很多,反正我越看,就越觉得小波就是在陇川章凤附近插队的,就越发对小波生出亲切感来。
但是,小波上述文章毕竟是杂文,而我也不屑于“索隐派”的牵强附会。所以,虽然觉得小波插队地方在陇川县景罕附近的可能性非常大,却也不能确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虽然小波多次提到在云南插队,但翻遍他的文章,却始终没有把地方说具体了,就是在《王小波文集》年谱里,也仅仅提到:“1968年十六岁,在云南兵团劳动,并开始尝试写作。这段经历成为《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也是[ch*]女作《地久天长》的灵感来源。”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005年,《寻找黄金时代——纪念王小波逝世8周年》影像纪录片的出版发行。
这盘附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画传》里出售的碟,纪录了2005年正月初四“小波门下”的几个人到陇川县陇把农场寻找小波插队的痕迹。幸运的是,他们寻找到了。他们找到了当年景罕14队、现在一队的老队长王永贵,王永贵和他的妻子还记得当年从北京来的“话不多,从不放松学习的王小波”。找到了小波当年居住过的房间,找到了可能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写的猪圈。在某种程度,我觉得这也是陇把的幸运,是云南读者的幸运。这个小波文章里描述为“仅仅几十年前,那里还是化外蛮邦”的地方,这个我们生长繁育、承载我们全部生活的地方,容纳并且记得小波这位“最后的自由骑士”。
我常想,小波在陇把的时间,是什么感受。李银河女士在《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小波》里说:“恋爱时他告诉我,16岁他在云南,常常夜里爬起来,借着月光用蓝墨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呀写,写了涂,涂了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蓝色。从那时起,那个充满诗意的少年,云南山寨中皎洁的月光和那面涂成蓝色的镜子,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在这里,陇把是诗意的,也是小波文学的起源。但是,在小波姐姐王小芹写给李银河的信里,小波显然同时还有另一种感受:“到上山下乡风潮哄起,他竟自愿报名到最远的兵团。……待去不久,即写信叙那里苦不堪言……”在这里,陇把又是苦难的,是小波的炼狱。
然而,不论炼狱也罢,诗意栖居地也好,当看操着四川话、昆明话的小波追随者走在陇把的时候,当听到王永贵老人和他的老伴清楚地说出记得王小波时,我的心是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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