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我的电脑”，一按删除键，就可以把那些没用的“文档”消掉。可是打开我的大脑，进入记忆之门，却很难消除心灵深处那一片刀痕。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我十岁，正上小学二年级。

是初夏的下午，两点多钟的太阳很毒，照在脸上火辣辣的，更多的大人们还没有从午睡中醒来，就连学校西边大榆树上的鸟儿都藏在树荫里，懒得叫几声。我们北营子小学二年级的三十几名学生，那时被称为“红小兵小将”。扛着锄头，站成一排，女生在前，男生在后，向学校后面的西山坡进军。

今天又一次轮到我们班劳动锻炼，给生产队的玉米地除草。

第一次干这活时，大家还觉得新鲜，个个干得汗流满面，握锄把的手磨出了血泡也不喊疼。可是几次过后，手疼腰酸晚上睡觉还直翻身说梦话，早晨起不来炕，上午上课却直打蔫，就有些烦。于是就不明白，这些大人们干的活，为什么非让我们这些娃娃们去干。

走在最后一排的我，便酝酿了一个反抗的计划。

我是班长，个高劲大，学习又好，同学们都听我的。

“向前传话，”我和前面的同学说，“今天咱们给玉米上石头肥，把玉米铲断，根上放一块小石块，再埋上。向前传。”我这个娃娃头秘密地发出了命令。

到了西山坡那块玉米地，同学们开始都假装除草，班主任老师也跟着锄了会儿，但不久，老师就在一个阴凉处歇着去了，大概是渴睡得着了。同学们便都闪着鬼眼，等我的指示。

“开始！”我第一个大开杀戒，其他人也都跟着模仿……

第三生产队队长睡足了午觉，来检查我们的劳动。突然发现有一大片玉米打蔫了……

我们班闯了大祸！

事情被报到总校，说是我们破坏革命生产。学校受到了批评，班主任受到了批评。

学校便开始调查事情真相。

“是谁带的头？”班主任开始审讯犯人。

“是后面的同学告诉我的。”大多数人都这么回答。

目标便锁定在后面三个同学身上。

但我并没有被确定为罪魁祸首，因为我前面的两个同学死也不说是我向他们发出的命令。

开大会。

这两个同学便被校长用绳子绑在前面批斗了很长时间。他们最终也没供出我是头儿。

其实老师心里明镜似的知道是我带的头，可是同学们没人说，而他也不愿意把我揪出来，因为我是三好学生，怎么能弄成坏孩子典型呢？

事情便不了了之，但从此我们班再也没有去“劳动锻炼”，其他年级也不再去了。以后，学生们便开始了全天的学习生活。

三十多年来，每次回家，看到儿时那两个代我受罚的同学，心里便刀割一般。

当时，他俩是那么坚强，那么义气，保全了我一个三好学生的形象。而我在“革命”的最后关头，最严峻的时刻，却那么懦弱，没有一点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勇气，他俩被推上祭坛成了牺牲品，而我却躲在坛下成了分享胜利果实的受益者。

我貌似强大，可内心是多么的卑微。

三十年后，我在心灵的日记里给他们“平反”，给自己“疗伤”，还有意义吗？尽管现在知道三十年前的那一场杀戮庄稼的壮举，正是孩子们的“天真幼稚”对错误思潮的反抗，但终因自己反抗精神的不勇敢，不顽强，不彻底，反抗方式的不正确而不能自慰。甚至长大后更为反抗精神的渐渐消失（“狼性”尽失而“羊性”十足）而自悲。

前两年看了《北京法源寺》，更被谭嗣同先生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精神所震撼。

再想起儿时的这段经历，不由得一阵阵心痛。这条留在心底的刀痕，怕是一生也难以忘却。

-全文完-